译后记(胡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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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W(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92390957/
译后记
胡蔚
伊尔泽·艾兴格1952年凭借一则《镜中故事》获得“四七社奖”,成为战后德语文坛中备受瞩目的新星。作为战后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团体,以里希特和安德施为召集人的“四七社”为废墟遍地、心灵荒芜的战后联邦德国凝聚了一批德语文学生力军,他们中有日后鼎鼎大名的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马克斯·弗里施、保罗·策兰和英格伯格·巴赫曼,也有艾兴格尔后来的丈夫,诗人和汉学家君特·艾希。这群人经历迥异,却都才华横溢、各具风流。他们中有流亡归国人士,有从战俘营中回来的前纳粹军官,也有在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犹太作家,却共同面临着如何在文学中反思历史的问题。
艾兴格外表纤弱温婉,在战争岁月中却显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坚强。她从小父母离异,和她的双胞胎妹妹一起与犹太裔的母亲生活。纳粹入侵维也纳后,为了掩护和照顾母亲,她把妹妹送去了伦敦,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了维也纳;战争中,她亲眼目睹了外祖母和亲人们被送往集中营。艾兴格尔战后发表的作品多以社会批评为题材,批评战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历史健忘症以及社会上的虚假和谐。1945年战争一结束,她即发表了《第四道门》,这是奥地利第一部以集中营为题材的小说。1948年,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发表,这是她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她在战争期间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她吁请和平社会中的人们有勇气“怀疑自己”——“怀疑我们目的的纯净,怀疑我们思想的深度,怀疑我们行为的善意!”
艾兴格的短篇小说集《被束缚的人》1953年发表于著名的费舍尔出版社,是她早期创作的高峰,收集了1948年至1952年的12个作品。《这个时代的叙事》与《绞刑架下的演讲》构成了一个叙事框架,暗示了战后文学这个特定时期的写作是死后重生的写作,是“从终点开始,又面向终点的写作”。只有在绞刑架下,世界重又向我们开启:“当我们在绞刑架下叙述时,诉说的是整个生命。”而《被束缚的人》不仅是其中一则小说的题目,同时寓指人的生存状态,即处于恐惧、压力、梦想、虚妄和幻想束缚下的人生。
70年代开始,艾兴格的写作重点从生存批判、社会批判转入语言批判,散文《破败的语言》(1976),《我的语言和我》(1978)记录了艾兴格的这一转向。而以语言为工具的作家陷入了写作的悖论中,她的作品越来越少,且惜字如金,多为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广播剧和诗歌。90年代以后,尤其是相继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之后,艾兴格越来越离群索居,似乎与她的那个时代和她的众多四七社老友一样,已经被现在的世界遗忘。只是报刊上偶尔有文学奖颁发的消息提醒世人她的存在。最近一次获奖是2015年,艾兴格获得了萨尔茨堡州的艺术大奖。
她至今居住在维也纳,在这座她最熟悉的大都市里过着隐士生活。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日益老迈的艾兴格依然延续着旧时的习惯和爱好:光顾米夏埃尔广场上的德默咖啡馆,以及去电影院看电影。1996年,《时代周刊》为了庆祝作家的75周岁生日,为她做了一次访谈,她说她最喜欢的状态是“消失”,消失在人群中,消失在电影院的黑暗里。她认为,没有经历过灾难的时代要比战争岁月更加糟糕,因为战争时代怀揣希望,而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虚弱的时代,虚弱得失去了清晰的意义和秩序。现在的作家只能做个观看者,观察和记录细节,而不是虚构情节和意义。
我第一次读到伊尔泽·艾兴格,是在1999年秋季学期北京大学德语系的课堂上。柏林自由大学的教员、研究犹太人文学的凯斯汀·舒尔(Kerstin Schoor)女士第一次来北大担任客座教授。她为北大德语系的硕士生开设了两门专题课,分别是《伊尔泽·艾兴格》和《文学中的沉默》。本书的责编欧阳韬也是当时课堂上的学生。十多年后,欧阳韬找到我,希望完成前辈章鹏高教授的托付,促成艾兴格第一个中译本的出版。感谢这个契机使我重温学生时代阅读伊尔泽·艾兴格的体验,也希望有更多汉译艾兴格作品的出版。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