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像辛先生一样写本印刷史

瞻彼

关于印刷起源的研究,前人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可能涉及到“印刷“行为的记载。另一方面则是韩国、日本、中国三地近代以来发现的疑似唐开元之前印刷品材料。辛先生这本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可视为对前人印刷史研究的“纠谬”。因此,对于第一方面传世文献的记载,辛先生纠谬的手法大概可归为三板斧: 1,史料学手法。这一步也就是先打一招虚的,即通过后代人对该书的评价说明该书史料价值有问题、或是通过作者的序言说明该书有民族主义或者经世致用等情结,由此证明其有关印刷记载的论断不足为资。也就是从史料本身的形成上把史料给彻底揭底。具体操作,辛先生主要是取用清代学者乃至现代学者对其批判史料记载书籍的看法,或者是征引这本书的序言、作者墓志铭、后人编的自传,总之,就是一切有关作者身处行事的材料。因为除非是清代考据学者,一般没人会去在这种地方论证其人写作如何严谨仔细,而都是偏向于颂扬该人如何经世致用,因为古代评价良史的标准都是以二司马乃至孔子修春秋作为标准,这自然是不符合现代实证主义的,所以越是搜集这样的材料,辛先生就越能说明这本书不以严谨考据为主,有删削的可能,不足为征也就成立了。比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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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刷起源的研究,前人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传世文献中可能涉及到“印刷“行为的记载。另一方面则是韩国、日本、中国三地近代以来发现的疑似唐开元之前印刷品材料。辛先生这本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可视为对前人印刷史研究的“纠谬”。因此,对于第一方面传世文献的记载,辛先生纠谬的手法大概可归为三板斧: 1,史料学手法。这一步也就是先打一招虚的,即通过后代人对该书的评价说明该书史料价值有问题、或是通过作者的序言说明该书有民族主义或者经世致用等情结,由此证明其有关印刷记载的论断不足为资。也就是从史料本身的形成上把史料给彻底揭底。具体操作,辛先生主要是取用清代学者乃至现代学者对其批判史料记载书籍的看法,或者是征引这本书的序言、作者墓志铭、后人编的自传,总之,就是一切有关作者身处行事的材料。因为除非是清代考据学者,一般没人会去在这种地方论证其人写作如何严谨仔细,而都是偏向于颂扬该人如何经世致用,因为古代评价良史的标准都是以二司马乃至孔子修春秋作为标准,这自然是不符合现代实证主义的,所以越是搜集这样的材料,辛先生就越能说明这本书不以严谨考据为主,有删削的可能,不足为征也就成立了。比如在批判唐太宗时期已经有印刷,前人证据之一是有关清代郑机《师竹斋》转引《宏简录》记载唐太宗把长孙皇后撰的《女则》十篇“令梓行之”的这条史料,辛先生先不去说材料内容的问题,先打他的史料学,分析这个清代三流学者郑机的生平,说他并没有考据学养,只是三家村塾师,水平很次,而且有改书的前科,再加上前人对其评点,就先把这个史料陷入一种伪证的境地。这种论证的内涵,反倒有点像刑事犯罪审查前,往往先流出贪腐者的艳照,形象先抹黑,营造一种氛围。 2,史源学手法。在评点一个说法谬误时,辛先生不是直接列出这儿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先列出一个说法的比较晚的记载,再不断逆向呈现传抄过程。比如同样是上面那份唐太宗把长孙皇后撰的《女则》“令梓行之”的这条史料,其实按照研究生博士生的做法,绝对不会去绕,很直接,因为这份材料是清人记载的,书没名气,一看就是转引,因此经训练的学生第一时间便知道要去查它的史源,直接在数据库搜“女则十篇”四个字,搜出来的结果很简单,一共就22条,前两条就是《贞观政要》和《新唐书》,直接对比就能看出显然郑机损益的痕迹。然而,辛先生在讨论这个案子却不是如此,他从117页切入这个事儿,直到p133页才引到这个核心环节。总共整整十六页就是绕弯子,他明白知道《弘简录》的史源是《新唐书·后妃传》,本来就是黑这种说法,却非把后来误信这种说法的人也拉出来,甚至把一些《华中师院学报》、《宁夏图书馆通讯》、上海新四君历史研究会印刷分会编的书,这种级别期刊的文章也拉出来骂一骂,就因为这些不知名的学者也引用过他反对的张秀民的说法。这似乎就有点琐碎了。而在其他案件中,更很明显可以猜想,他是把凡征引过某条错误史料的所有文献都辨析一遍,在数据库时代,这并不难做到,故此显然是玩心太重。(在评论区发现也有很多同样的观感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916135/comments/)其他类似的赘述的考证也很多,比如p21“刊、刑”误笔其实充分可以解决问题了,他非推倒重来,论述一遍自己的说法。p35德拉克伯里,不过是三流汉学家,既据类书《御览》且汉文差劲,这种论文本直接指明史源即可,但辛先生非逐条驳正一遍。p58镂版一事不过将王祯语插入,他却费笔墨论述。p65页墓碑刻反正文,这种宗教性的文本具有特殊形式本不足为奇,早在殷代甲骨对贞之时便正反文字对写,刻意对照,显然是有意地形成一种文字空间排布格局,但文中却搜寻大量材料予以论证。

其实,想来蛮奇怪,读辛先生文章的趣味在于对历史学者而言可以揣摩史料方法,不知怎么这却成为了显学,由此便使得全书似乎有刻意炫技之嫌。但在辛先生这里,其实这反而是件好事,这成为了一种方法论的教学,你可以不管辛先生书讨论什么主题,都可以让本科生去读他的书,因为史料学方法,其实就是现代学术的一种基本规范,史料学本就应成为文史哲专业的通识教育,辨别叙述的真伪。这本书无异于手把手教您史料学和史源学的运用。

3,观念字解读。其实通过大部分对于传世文献的辩证,我们可以推测,辛先生应该在写之前心中已有定见,确定八九不离十印刷术应该是在唐开元时期才开始流行的。这也就让他放下心来黑前人的说法。我们发现,由于此前关于印刷的记载,均没有确凿关于印刷方法的字词,绝没有如后来关于佛经印刷那种“用印香泥、沙上、纸上,随意印之”或“腊印印泥”这种具体情况的描述,而多为一两字,加上学者的歪解,便成为了印刷史起源的证据。比如“刊”在当时为削去、“印”乃印章、“刻”为刻画、“书本”非与写本对应之“刻本”,“雕”不是雕版而是雕琢佛像,“刊校”为刊定校正等等之类。对此,如果需要驳斥,直接的方法就是证明在当时语境下该字并不能当“刊刻印刷”讲即可。比如p94页,论证“刻写”等于“刻画”,关键便在于找到刻这个字不做雕刻的用例。对于研究阶段的学生而言,其实背后具体操作方法也不难,就是查该字当时可能组成的词例,可借助《故训汇纂》这类书查到词例,然后再去古籍库查该词例在同时代出现的用法,多搜集几个案例,解释上下语境,这便能完成了。当然,话虽如此,具体写作还是比较复杂,对于研究者而言,比较难的部分应该就是第六节对于韩国《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真伪考证部分,很显功力。 在第七节中,辛先生已然准备引入核心环节的讨论,其主要是对于“佛印”的内涵进行强调。但仅按笔者对第七节史料的理解,却似乎并不是那么充分,甚至还有误解的嫌疑。抛开辛先生对后人论述的征引,仅就核心的几条材料而言,无论是《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拓模泥像”还是《大唐西域记》的“小窣堵波”的材料,还是《大明陀罗尼经》关于“印香泥”的材料、《大智度论》“泥中受印”的材料,辛先生似乎都把“印”理解成了一种图章的印。但实际上,稍微在青藏地区待过的人读这几条史料的第一反应,都会想到这里指的是制作“擦擦”而不是印刷,这种擦擦用泥土混合香灰或者青稞之类制成,往往放置在佛塔修筑时置于塔内。而且辛先生也知道印度无运用纸的可能。下图应当这就是他所征引材料中的“佛印”和“印泥”。按此跟印刷术那种阳文纸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并不存在什么借鉴的关系。如果说前文他否定了中国的印章,认为那是属于一种“捺印”,实则这种擦擦的打制,也跟印刷相差悬殊。恐怕并不能作为印刷的先声。而这种东西的赠送王玄策,大抵并不是由于珍贵稀少,而是因为其宗教象征意义,否则难道同时赠送的珍珠、象牙这类宝物也是“确实还很少见”(p256)的吗?所以,大抵真实的印刷术产生,还应该是其第八节引述的雕版陀罗尼经。

整本书的核心章节在论述上篇第八节与中篇部分,论述印度印经和印刷术的起源,盖印度早期印佛像,尽管类似印玺,但辛先生提出的核心论述在于,印度引致佛经的目的在于广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种“大量制作经文来念诵供养,以获得功德福报”的观念,才是雕版印刷产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驱动力。因此,他的核心便是把印刷术认为是底层而生的,宗教性目的的一种产品,此后逐渐扩展到历书、韵书、字书等底层所需的文件,最后才因为科考的功力性运用在诗赋等上层文献印刷上来。 然而通读全书后,我想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对中国印刷史有了解,更关键在于此书反复为读者展示了如何进行史料辨伪,以及如何勘破前人的伪说,这才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其实听一流学者讲座和看书,所获得最大的感受便在此,一流学者,都绝不会信从任何古今权威,这对于学生眼界是很好的,即勇于用严谨的手段质疑任何表述。反之,越是平庸的人,反倒动辄就是“学界主流如何如何认为,所以我们暂且对某新说持保留态度”,而越乐于言同之人,大多数也是爱抱团爱站队的二三流学者,绝不能交。最近一段时间,常有一强烈的感觉,大抵从辛德勇讲印刷、成一农讲地图、邢义田讲图像史等。都在告诉我们一点,即很多我们原以为复杂、精致、繁密的东西,其实根本都是简单、平易、粗浅的,为什么我们觉得纠结纷乱不敢涉入,就是后来学者刻意将其复杂化隐晦化而治丝益棼。因此,整本书好多叱骂,让人感觉他是不是生活中见了太多没史料训练的三流学者所以憋了一肚子气。但也不妨提醒后来者,文章这样的叱骂遣词,辛先生写得,我们写不得。换言之,如此纵情恣意行文,我觉得其实并非如今学者不敢,反而这是大多数学者穷尽一生的目标,谁难道不希望有朝一日,能光明正大用这种措辞写文章,还能有出版社予以刊发。因此,初学者在没门户没师承没羁绊的年华里,尽管可以胆子放大,享受话语自由,否则以后再想放肆,就只能等到辛先生这份上了。

作者:王晨光 武汉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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