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的“东亚”

卢冶

  在中国学界,提到沟口雄三、竹内好等日本中国学者的名字,就一定会想到孙歌。这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量级女学者,在当代中日文化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充当着某种“幕后推手”的角色。作为她过往思路的一个总结,这本论文集不算是“新”书了。它是一块为了启发更丰富的历史和政治言说的弹力跳板,她为它起了一个诱导式的题目:为什么谈东亚?

  答案是充分的。孙歌善于把她诗意的发现转换成细密的学术语言,将几个“W”——who、what、how、why阐释得面面俱到,推进读者每一个可能的疑虑区域。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立即切入她绵长缜密的思绪,不妨稍微想一想,“东亚”这个词,在你脑中会引发什么样的短语和句子?

  “东亚地区秩序”、“东亚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模式的新格局”“、东亚区域合作”……..是的,似乎只有在谈到国际政治经济和那段臭名昭著的日本侵略史,我们才会提到“东亚”。多数时候,它只是一个前缀,一个简单的地理范畴,一个单一的经济视角,几个国家的简单相加。对于多数中国人文学者来说,还没找到一个地方专门放置它。如孙歌所言,在中国,“东亚论述的思想品格难于定位。”

  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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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学界,提到沟口雄三、竹内好等日本中国学者的名字,就一定会想到孙歌。这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量级女学者,在当代中日文化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充当着某种“幕后推手”的角色。作为她过往思路的一个总结,这本论文集不算是“新”书了。它是一块为了启发更丰富的历史和政治言说的弹力跳板,她为它起了一个诱导式的题目:为什么谈东亚?

  答案是充分的。孙歌善于把她诗意的发现转换成细密的学术语言,将几个“W”——who、what、how、why阐释得面面俱到,推进读者每一个可能的疑虑区域。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立即切入她绵长缜密的思绪,不妨稍微想一想,“东亚”这个词,在你脑中会引发什么样的短语和句子?

  “东亚地区秩序”、“东亚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模式的新格局”“、东亚区域合作”……..是的,似乎只有在谈到国际政治经济和那段臭名昭著的日本侵略史,我们才会提到“东亚”。多数时候,它只是一个前缀,一个简单的地理范畴,一个单一的经济视角,几个国家的简单相加。对于多数中国人文学者来说,还没找到一个地方专门放置它。如孙歌所言,在中国,“东亚论述的思想品格难于定位。”

  东亚,不仅可能是个“假”题,它更是个难题。想象一块投影屏,从日本、韩国、朝鲜、印度、苏联、中国的位置打出几束光,照出来的“东亚”肯定不是同一区域。仅仅对中间重叠的部分进行加减乘除,我们根本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东亚”视角。当中国人谈“东亚”,常常特指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而不是东南亚。更何况,还有作为实体的东亚,作为方法的东亚,作为概念的东亚,作为无意义单位的东亚…….既如是,有必要拎出这一个“拎不清”的地理名词,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梳理它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孙歌总结了现存的三种“东亚”视角:第一种试图拉起儒学的大旗,却最终只表达了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良好愿望。可怎样的“儒学”能缝合东亚这张虎皮?第二种不过是进化论式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无营养论述,第三种最重要却最难讲: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正因为萦绕着战争的幽灵,“东亚视角”有着特殊的暧昧性格,刻印着生活于这个地域的各个民族难以言说的情感记忆。这里充满了直观的、却又难于责备、无法回避的暴力性的价值判断。然面对如此难题,我们却只有最简单的思维去因应。我们眼中的东亚与战争,在不该割裂时割裂,在不该混淆时混淆。也许你很少想到,在中国从来不存在“战后”这个视野,乃是因为我们当惯了受害者。可对日本人来说,东亚意味着什么?

  东亚之“难”,不仅在于东亚国家自身,也在于西方世界的“东亚内在化”。近代以来,“西洋与东洋”之遭遇,如同沙粒侵入了蚌壳,产生了竹内好所谓“喷涌的历史瞬间”。苦难是否会变成珍珠?东亚论述,之所以不能仅仅被“折合”成西方理论的东方解释版本,因为这个痛苦的过程,只能源自东亚的历史本身。对此,我们从不缺乏“朴素的感受能力”,只是,如何将它思想化?

  孙歌说,在后冷战的今天,我们越发无法使用现成的价值判断来面对历史。我们还在建立自我认知的初级阶段,任务是清理,而非建构。中国学者应该操练新的、更具思想性的“东亚”视角,至少,要理清中日韩三国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就要学会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东亚”。论事论理,依名依相,“东亚”都是一块富饶的研究地域,生长着现代历史过程中最为丰富的问题群。然而正像柄谷行人著名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根本不是要谈“日本文学”、竹内好想说的也并非“竹内鲁迅”,“孙歌系”的东亚论述,从一开始即以“文学”作为推手,借力使力,隔山打牛。沟口雄三“把中国作为方法”,孙歌的“东亚”同样是一个“假名施设”,她用它来谈中国当代的精神生活,谈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最终,连这些也不过是过岸的竹筏,让她心心念念、摄取不舍的,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这个“我”。

  作为学者,孙歌的真正追求,是如何让研究对象更理性又更感性,更经验又更超验。她要获得的,是生存的现场感。否则何须使用“状况中的历史”这个拗口的副标题?为什么不说得“直白”点,比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更加“现代”术语,比如,“历史化”?

  答案很简单:不想生产“伪问题”。 与现成的东亚视角相关的“中国威胁论”,即是个典型的伪问题。一遇到事件,舆论就会回收这个判断:“中国是一个大国”。天呐,这究竟能说明什么呢?

  面对重峦叠嶂般的语境纠葛,学术研究可难可易。易,就是不假思索地现套术语;难,就是视任何术语为“流动的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早被施加了防腐剂,“历史化”原本是为了对抗旧的伪问题而生产的后现代观念,如今它自己也练就了一套定身术。其实,言必称历史和政治的我们,恐怕连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政治,都还没个准谱儿。作为一个有良知与天分的学者,孙歌想必痛感抽象空虚的术语框架对想象力的损害,乃至于彻底侵蚀了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感。她喜欢用“即物”、“切肤”这样的词,因为思想应该是即物的。她“切肤”地看到了中韩的思想对立比中日更深,不是由于桩桩件件的“史实”,而是由于“视野的不对称”。可就连她本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后东亚”,因为“后”已经具有了约定俗成的力量。于是她只好说,如果通过这个语汇,可以让人意识到“非观念性地思考”对于理解我们置身于中的状况的必要性,那也好啊。

  然而回答“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政治”,却不能仅用“认识论的清理”来解决。孙歌之长,在于辨析的绵密和思想的清明,其短,则在于思想资源的有限。她往往循环式地启用她的研究对象——竹内、沟口、柄谷等人的方法。他们的洞见成就了她的视野,他们的不见却也成了她的盲区。从她对王阳明心学和佛学的理解来看,她还没有“切肤”地掌握“哲学”这一法宝,而历史和经济学的武器则不够锋锐,尚难扎透真皮层。要从认识论上的调整东亚,就好像开车要确认倒后镜一样重要,但车也要加满油,否则,东亚问题,或任何学术问题,都可能被简化成认识论的自我纠缠。

  说一个学者“知识”不足,并不一定是致命的,如果没有“芝麻开门”,知识便无缘喷涌。孙歌指点我们的是一个咒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东亚论述的丰收时代。其实,直到今天,“多元化”问题才变得真实起来。东亚研究是否可以承担思想的重任?是否可以提供原理性的思考?是的,孙歌说,但是需要你和我一起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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