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评分人数不足

转变发展方式——到底怎么脱离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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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陈清泰著《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一书,写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读来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书贯穿的一个主要思想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只有解决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深化企业改革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由口号变成现实。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企业政府须各归各位

  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渐渐具备。

  在微观层面,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式是市场主体分散的选择。但是,没有外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普遍的选择。因此,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就是改变发展环境的问题。要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走出低成本陷阱,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落后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现存的发展环境“鼓励”或者“容忍”粗放增长方式的延续。试想,当要素和环境成本使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能力无利可图时,转变发展方式就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

  一般而言,提高经济效率有三大支柱:首先,发挥科技对提高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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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陈清泰著《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一书,写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读来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书贯穿的一个主要思想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只有解决好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深化企业改革这三个互相依存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由口号变成现实。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企业政府须各归各位

  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渐渐具备。

  在微观层面,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式是市场主体分散的选择。但是,没有外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转变发展方式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普遍的选择。因此,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就是改变发展环境的问题。要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走出低成本陷阱,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落后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现存的发展环境“鼓励”或者“容忍”粗放增长方式的延续。试想,当要素和环境成本使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和生产能力无利可图时,转变发展方式就将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

  一般而言,提高经济效率有三大支柱:首先,发挥科技对提高经济效率的支撑作用。这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以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其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谁能掌握现代服务业,谁就能处于产业的龙头地位。再次,发挥信息化对提高经济效率的“倍增器”作用。信息化为中国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将犯历史性的错误。在三大支柱中,信息化处于统帅地位。所以,我们要以全新的理念,充分利用信息化这一新生的当代最伟大的生产力,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效果首先反映在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长期效益上。对市场主体而言,这些效益往往属于“外部性”效益,近期看对自己是“不经济的”。企业行为中的那些有“外部性”的部分,如土地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开采、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社会分配、劳动保护、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等是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从市场准入、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三个环节进行监管。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了企业的许多“内部性”事务,对企业的“外部性”效应尚未很好地承担起责任。政府正确履行监管职能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由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回归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上来。

  自主技术创新的

  思路和政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从根本上是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差距,是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是一种民族文化和全社会崇尚的事业。

  目前,技术追赶是改变国家命运的一次挑战。决定国家竞争力和财富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而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弱点是缺乏核心竞争力、是大而不强。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没有技术实力就会受制于人;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在经济上,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能为他人的高回报“垫底”;没有源源不断的、自生的技术来源,将受制于人,很难立足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甚至国家安全都难以保障。

  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培育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是与跨国公司角逐的基础;以自己的资本、技术、品牌、营销模式、供应链体系重组全球资源,是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端竞争。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像韩国的三星、现代、浦项,中国台湾的台塑、台基电、富士康、统一集团等。

  正如集成电路芯片的集成度每18个月提升一级的“摩尔定律”一样,各类技术都在迅速进步。走创新驱动之路,难度大,风险也大,但一旦成功,由于它具有“唯一性”,就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如美国苹果公司开发ipad和iphone,在全球“狂销”,赚得盆满钵满。

  技术能力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只要肯于投入、付出努力,总会有效果。但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创造支持企业创新的环境,通过体制改革,使市场成为“逼迫”和激励企业创新的主导力量。自主创新需要“倒逼机制”。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在能源上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危机中的赢家。

  迄今为止,后起国家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案例。我国也有很好的例证。2004年以来,在发展高铁时,我们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二流技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了再创新,创造出时速380公里的技术,一举跃上世界领先地位,开始成为高铁技术输出国。但是,要让更多的创新呈井喷之势,端赖于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首先,要尊重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创业精神。企业的创新,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由企业家推进的、具有很大风险的、盈利性的经济活动。其二,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新技术、新产品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市场中都存在不确定性。创新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企业必须有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权利。其三,规范而充分的市场竞争。任何取代市场、抑制市场竞争的制度安排,都会成为压抑创新的因素。

  那么,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培育有效率的市场,创造鼓励创新的大环境,充分调动人们创新的欲望,并使那些产生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

  鼓励创新的环境条件主要是:其一,适度的、相对偏紧的生产要素条件,如资源、能源、人工、自然环境等初级生产要素偏紧的压力,是产生广泛活动的土壤。其二,健康的市场环境,如充分、规范的市场竞争、公平的发展机会,包括财产和知识产权在内的良好法律环境等,是大规模创新活动产生的基础。其三,成熟、挑剔的客户需求是激励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其四,良好的产业环境,如产业规模、产业组织、产业配套能力以及服务商、科研和融资等支持性机构的合理组合,是创新成功率不断提高的条件。

  产业升级

  与发展新兴产业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分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是以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环境和低技能廉价劳动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投资驱动阶段,是以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创新驱动阶段,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起步。20世纪90年代,较顺利地进入高储蓄率的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对很多国家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门槛,能成功的并不多。二战后,只有日本、韩国实现了成功跨越,其后是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中国能不能顺利实现转型,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严峻考验,关系未来国家的前景。

  现阶段,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一是综合国力增强,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迅速增长;二是科技水平明显提高,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成功率上升;三是企业经济技术实力增强,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四是有巨大的、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特别是高层次的需求在快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产业工人培训程度和整体素质提升。有些领域,比如高铁、风电、新型核电、超高压输变电、电动汽车等已经有较强的优势。华为、振华港机、比亚迪、三一重工在国际竞争中占有重要位置。另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也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

  产业升级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二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三是创建新兴产业。对我国企业来说,关键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我们在起点上就要力争掌握核心技术、控制关键点,选择高附加值切入。如果依然固守于低端制造,所谓“新兴产业”,那是他人的新兴产业;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即使产品升级了,那也是他人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不是通过立项、计划、审批等进行直接干预,而是创造企业能从中获得竞争优势的体制机制,提供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服务,由市场引导和激励企业家、创业者和科技人员,使创新活动成为普遍的、持续的、大量的经济活动。

  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产业规模、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就是说,发展新兴产业必须从掌握核心技术、创建自主知识产权开始,不能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固守于低端制造。我们必须理解,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能转变、不能由低端制造向高生产率的设计、研发、品牌、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环节延伸,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

  创新型城市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要看能不能有效聚集新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当地能否发挥更高的效率,而创新资源的流向取决于哪里有更加适宜创新的市场环境,即“软环境”和“硬环境”:基础设施,公司创立和退出的方便性,大学的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人员的素质和人才流动的灵活性,诚信环境和融资成本,风险投资、管理咨询、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服务水平,技术和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当地经济活动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监管的规则性、稳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

  一个地区如果能建立起自由创业、创新和分散决策的体制机制;严格的实物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鼓励竞争、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就能充分调动企业家精神,使那些有创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使那些成功的创新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使创新失败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进而使本地成为创新人才集聚的洼地、技术创新的乐园、企业家创业的天堂、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

  帮助企业突破产业化瓶颈,政府的政策主要是补充市场作用的不足,政策的实施应该应调动市场力量:其一,引导和规制性政策。在某些外部性特别强的领域组织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掌握全球发展动态、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制订专门规划,经国家批准将某些产业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组织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在技术相对成熟时,组织制定技术标准;推进本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其二,激励性政策;其三,约束性政策;其四,保障性政策。

  深化国有经济的

  调整与改革

  国企改革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二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包括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改革,国企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书中的许多观点至今当然有指导意义。但是,单就深化国企改革这一命题而言,依然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阅读这方面的体会,以笔者之功力,尚需借助其他阅读才能更好地消化理解。

  总之,阅读这本书最大的体会,就是更加明晰了“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联系到当下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现实,发人深省,期待更多的人予以关注,尽快地将学习成果转化成现实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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