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与早期文学

祈尘

——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谱系学考察

一. 一种谱系:文学和经验之间的多重摹仿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开启了一场值得后人不断返回去进行再考察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其中的一个旗手就是歌德。如果说歌德是整个德语文学的同龄人,那么这个时代正好处于这个作家和这种语言的青春时期。歌德生于1749年8月28日,《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774年发表时,他才二十五岁,正是年轻气盛。意大利近代哲学家克罗齐认为此书是首“素朴的诗”(Naive Dichtung),原文的“素朴”(Naive)也有天真、幼稚之意。席勒的经典论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发表后,“素朴的诗”渐渐包含了纯正的、源发性的、客观的、上升时期的诗等含义。克罗齐所称的此书“素朴的”特征,也映证了我在这篇论文中将要提出的此书的“早期风格”,这是一种和历史意识、和作者年龄相关的文体风格,我对这部小说的细读和文学谱系学研究都将以此为中心。

我想从小说的原创性开始谈起。歌德晚年的谈话录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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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谱系学考察

一. 一种谱系:文学和经验之间的多重摹仿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开启了一场值得后人不断返回去进行再考察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其中的一个旗手就是歌德。如果说歌德是整个德语文学的同龄人,那么这个时代正好处于这个作家和这种语言的青春时期。歌德生于1749年8月28日,《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774年发表时,他才二十五岁,正是年轻气盛。意大利近代哲学家克罗齐认为此书是首“素朴的诗”(Naive Dichtung),原文的“素朴”(Naive)也有天真、幼稚之意。席勒的经典论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发表后,“素朴的诗”渐渐包含了纯正的、源发性的、客观的、上升时期的诗等含义。克罗齐所称的此书“素朴的”特征,也映证了我在这篇论文中将要提出的此书的“早期风格”,这是一种和历史意识、和作者年龄相关的文体风格,我对这部小说的细读和文学谱系学研究都将以此为中心。

我想从小说的原创性开始谈起。歌德晚年的谈话录中有段话说:“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少年维特之烦恼》仿佛就是对歌德的话的映证,这是一部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指涉的书。如同《神曲》中赋予但丁灵感的贝亚特丽斯一样,歌德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缪斯式的女性形象,即绿蒂,而这位绿蒂在现实中有其原型的,她原名夏洛特·布夫。歌德在维兹拉的一次舞会上与她相遇,之后陷入了对她的热恋,可是夏绿蒂当时已经与青梅竹马的克斯特纳订婚,歌德在与他们的交游中和夏绿蒂的未婚夫克斯特纳也成为交情甚笃的朋友。但歌德为情所困,终于向夏绿蒂表白了爱情,夏绿蒂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回绝了歌德,其后,三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歌德萌生自杀的念头,离开夏绿蒂,回到法兰克福,不久又喜欢上另一女子马克西米丽安娜,在那里他听说了一位泛泛之交的大学同学鲁塞冷自杀的消息。鲁塞冷因为与友人霍尔德的妻子发生爱情,在失望中托辞旅行,借了克斯特纳的手枪,在1772年自杀,死时穿着青色燕尾服、黄色肩褂、棕色长靴……

以上这些故事本身已经是对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简化和提炼,但它又被歌德拼贴、简化成《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唯一一个故事,即歌德和绿蒂及其未婚夫之间的一段三角关系。我们需要在最初的故事中注意到,歌德与其同学鲁塞冷的感情经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证明年轻男子陷入与有夫之妇的情感纠葛可能是当时的普遍风气。鲁塞冷死后,歌德用四周的时间完成了小说,于1774年三月初脱稿,脱稿后立即付印并风行一时。许多人摹仿小说中维特的行为,引起了一场自杀热,其中最有名的是当时文人克莱斯特与其友人之妻的情死。死者死时往往穿着青色燕尾服、黄色肩褂、棕色长靴……以至于歌德不得不在1778年在书前增添一首序诗,告诫“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名闻;/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语,/请做个堂堂男子,不要步我的后尘”而原来自杀者的那些打扮,又被罗兰·巴特写进了《恋人絮语》。在这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中,同性恋者巴特对直男癌维特的爱情竭尽了冷嘲热讽之能事。

在《歌德自传》“特殊的倾向”一篇里,歌德讲述了自己写作的起源:“于是我就开始一个方向——我一辈子不能背离的方向,这即是说,把那些使我喜欢或懊恼或其他使我心动的事情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从而清算自己的过去,纠正我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念,同时我的内心又因之得到宁帖。因为我的天性常常把我从一个极端抛到别一个极端去,我需要有这样的才能比任何人更为迫切。我所写出来的一切,只是一大篇自白的片段,这本小书就是想使这篇自白变得完整的一个大胆的尝试。”这对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成书原因无疑具有很大的解释力。当然,歌德的情感烦恼,在当时可能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路德维希的歌德传记里写到:“事情之所以发展成这样一种结局,完全不是歌德的本性所造成的。它取决于那个时代流行于年轻人中间的风尚。这种风尚表现为一种对凄凉处境的向往以及对莪相和莎士比亚的充满忧郁气氛的诗行的无尽无休的援引;此外‘每个人都想变得象丹麦王子那样忧郁,尽管鬼魂并没有在他眼前出现,他也无须为他那当国王的父亲复仇’。时间仿佛停顿了,市民阶级在无所事事中陷入昏睡,没有得到满足的热情充溢的人们的心中,要求得到一种极度的满足。”而在书中,歌德也安排了维特被书籍诱导的命运,在1771年5月13日的日记中维特写道:“你问我,可不可以送我书来吗?——好友,我千万央求你,别把枷锁担来枷我了罢!我不愿再被人教导,鼓舞,激昂,我的心已自沸腾够了;我要的是助睡歌,这个我在我荷马诗中寻出了无数……”整本书中,歌德6次提到荷马,4次提到莪相,还提到维特曾经翻译过莪相的诗。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丁的弗朗西斯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样,歌德的维特也属于“入戏的读者”家族中的一员,他被书中的虚构描写吸引而采取了摹仿的行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与文学的双向甚至是多向往返的摹仿关系,即,歌德和其同学鲁塞冷的忧郁病态的爱情是对莪相和莎士比亚的忧郁诗词的摹仿,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对歌德及其友人真实的病态爱情经历的摹仿,小说中维特作为入戏的读者的行为是对他读过的书籍的摹仿,现实中一些入戏的读者的自杀行为则是对小说中维特的摹仿,而巴特把它写进自己的解构主义文本里,又是对这些自杀行为的摹仿。这就远远超出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的诗对世界的单向摹仿范畴。

另外,歌德在离开夏绿蒂之后不久又喜欢上了另一女子,即马克西米丽安娜,他还作过一个比喻,说那情形就像太阳落下之后月亮又升起来一样,但这在小说中却被抹去了。歌德曾就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但是这却无法解释歌德为什么在《少年维特》中让马克西米丽安娜消失,至少是在显性层面上消失了。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曾拆开了谜团,说马克西米丽安娜实际上并未完全消失,她在小说中留下了一双黑眼睛,长在维特的绿蒂身上,而歌德的夏绿蒂则长着一双蓝眼睛。但是这双黑眼睛是否果真属于马克西米丽安娜,仍然有待质疑。而且,歌德最终没有自杀,借克斯特纳手枪自杀的是他的同学鲁塞冷。

正如尼采在评论歌德时说的:“我们应当提防一种错误观念,以为一个艺术家可以出于心里的感应而随意地自我流露,照英国人的话说,似乎艺术家本人就是他所表现、所构思、所表达的。假如荷马是阿喀琉斯、歌德是浮士德,那么荷马和歌德就不会塑造阿喀琉斯和浮士德。一个完美全面的艺术家总是脱离“真”、脱离事实的。”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认可“此书主人公维特之性格,便是‘狂飙突进时代’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维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持这种观点的郭沫若是中国译介《少年维特》的第一人,歌德也成为青年郭沫若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郭沫若翻译的此书早在1922年就已发表,正好迎合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思潮。1926年9月的《创造》季刊第一期第一卷刊发了他的《少年维特》序引,歌德的原文再次在衍生文本中得到修正。

二. 作为“开端”的早期文学

但歌德与他的时代在他写作《少年维特》时确实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可以说,这本书是青年歌德对他自己和自身时代进行双重诊断的结果。萨义德的《开端:意图与方法》写于他30岁时,并且成为其成名作,其中提出一种“开端思想”,即凡是“开端的”,都是好的,都意味着简朴、新颖、基础(foundation);开端往往在历史、政治和知识规律上缔造一种乌托邦神话,比如政治家(埃涅阿斯、居鲁士、华盛顿),立法者(摩西、路德),科学家(阿基米德、牛顿、培根),思想家(哥白尼、列宁、弗洛伊德),他们因为最先到来,并且从创始起就成为巨大的影响源,虽然他们往往关联着奇行和怪癖,却被后世想象为至高的存在。萨义德还对开端下了一个“普通的”定义:“开端包含了逆转、转向,包含了一场引得我们兴趣日增的长期运动的建立:这是一个能赋予权威(authorize)的开端;对它的后继者而言,它构成一种‘认可’行为。而对其前人而言,如我所说的,开端则代表着一种断裂(不管其是否是决定性的)。”但是萨义德并没有对艺术上的早期风格进行详细探讨。倒是在他50岁时,为了寻求刻意的平衡似的,他写下《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一书,此书考察了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让·热内的《爱与俘虏》和《屏风》、莫扎特的《女人心》、维斯康蒂根据兰佩杜萨的《豹》改编的电影及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等多位艺术家的晚期作品,探讨了当他们步入人生最后阶段时,如何“由于时代的错误和反常”而使死亡径直进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尽管作者指出在晚期作品里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一种“非尘世的宁静”,这“使在美学上努力的一生达到了圆满”,但此书的焦点则集中在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解决之矛盾”的艺术的晚期上。萨义德认为,此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作品都充满着深刻的冲突和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复杂性,那些作品经常与在当时流行的东西形成直接的反差,但是它们恰是未来的先驱——都属于真正的天才的作品。而《开端:意图与方法》这本书也成为萨义德本人晚期著作的开端。

基于萨义德的启示,我们可以把早期风格界定为一种沉迷于主观性和儿童式的奇思异想、朝着无限敞开、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风格,但它和弗洛伊德式的怀旧无关,它具有青春期特有的变化的剧烈和热切的活力,也有被现实的重力加速度拉扯、撕裂而不断与之抗衡的胶着,它重视个体经验,反对苦涩的说教,在时间上因为处于开端位置,还天然地具有无法质疑的纯正,从而与任何的堕落和逆反行为无关。如果像萨义德所说“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本身,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晚期风格的现象”,那么早期风格则是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尤其是施莱格尔界定的那种,它相信一种“渐进的总汇文学(Universalpoesie)”,其“文学种类还在形成之中;它的真正本质是:永远只是形成,永远不可能完结”。它是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和年龄有关,但年龄却不是其充分条件。

叔本华写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时26岁。济慈,这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去世时27岁。他们是公认的具有早期风格的作家。尼采在提到叔本华时说:“在讨论叔本华哲学的问题时,请注意不要忽略,这一哲学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的观念,因此它不仅包含了叔本华的性格特点,而且还包含了那个年龄层的生命特点。”“那个年龄层的生命特点”,具体就表现为叔本华几乎完全从个人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出发去解释哲学,他拥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的不守城规,并依据直觉和误解开辟蹊径。所以他把青年时期的忧郁与佛教哲学结合起来,又在康德庞大的体系之外杜撰出一个叫“意志”的东西。而歌德写下《少年维特》时24岁,当时的德国在文学外贸上处于巨大的赤字状态,而《少年维特》则是德国小说在欧洲赢得普遍认可的开端,这个开端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在文体上它是小说,也是诗,是书信体散文,因而是无法归类的。

晚年的歌德完成了对自己早期的否定,摆脱了忧郁症式的不安,达到了精神上的高贵与天真,尤其是他在谈话录中竟然提到了一种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是趋于中庸和保守的文学观,比如那句名言:“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T. S. 艾略特对歌德作过尖刻的评论:“歌德的健康有点儿矫揉造作,甚至有点儿一本正经,正像波德莱尔的不健康一样。”托马斯·曼在小说中还原了歌德晚年的心境,这是借歌德秘书里默尔博士之口说出的:“这不是激情……我们可以说,那是大彻大悟,但不是激情。您能想象上帝是有激情的吗?您是不可能想象的。上帝是激情的对象,可是对上帝来说,这种激情必然是陌生的。人们禁不住把一种特殊的冷漠,一种毁灭性的沉着归因于他。”

相反,现实中的夏绿蒂小姐却一直处于“等待”和“昨日的再现”的冲动中,她时隔44年重返魏玛来旅行,箱底还保留着一件装饰着浅红色蝴蝶结的白色外衣,只因当年与歌德见面时歌德特别喜欢这种浅红色的蝴蝶结。而歌德却早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法律专业博士了,正如尼采所言:“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这几乎是对晚年歌德的注脚。

三. 诗学与政治:早期文学的少数文学特征

基于早期文学的一些特征,把《少年维特》定义为一种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说《少年维特》是一部少数文学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歌德和他的作品中规中矩地站在德语文学的中心,使我们很难把他和具有边缘写作意识的乔伊斯、卡夫卡、贝克特放在一起谈论。然而克莱尔·科勒布鲁克,一位澳大利亚的德勒兹批评家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所有‘伟大的’文学都是少数文学”。如果我们把少数文学理解为所有过渡的、不断生成的、处于过程中的、边界模糊的文学,那么说《少年维特》是一部少数文学就毫不夸张了。同时,《少年维特》也符合少数文学最经典的定义。

少数文学最经典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最重要地,它必须是用一种少数语言书写的文学,这种少数语言不是指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主流语言之中处于次要位置的语言,确切地说,它类似于一种方言,比如卡夫卡写作时使用的布拉格德语,以及乔伊斯写作《尤利西斯》时对英语之外的其他欧洲语言的挪用和重构。就当时而言,歌德的文学因其早期身份而似乎天然就是少数的,他的写作本身就意味着破格,《少年维特》发表之后就受到一些宗教和世俗势力的禁毁;而它在形式和风格上对理查森和卢梭的借鉴也使它在当时德国的接受视域里显得极其陌生。因此可以说,《少年维特》是一部与过去——尤其是自己语言的过去决裂的作品,同时它又对未知之物采取冒险的姿态。

少数文学的第二个方面,是这种文学的所有元素都和政治直接相关,不同于主流文学或多数文学,少数文学在狭小的文学空间里更能使每个个体的力比多都与政治形成直接的、客观的关联,个体叙事在这种文学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并且与另一个层面的政治叙事形成良好的共振。这让我想起詹姆逊对民族寓言的定义,似乎少数文学只是民族寓言被收窄了的一个类型。我们只需要把《少年维特》和《绿蒂在魏玛》对比一下,就更加明白《少年维特》的民族寓言的性质。首先必须明白,把民族寓言用于欧洲文学是没有问题的。詹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原文中就举了十九世纪西班牙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作为欧洲内部的民族寓言文体的代表。《少年维特》风行的1770年代的德国仍然处于法国、英国和古希腊的文化阴影下,其地位是相当边缘的、依附性的,就像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或当今第三世界国家的位置,而当时歌德所供职的魏玛公国又在德国内部处于边缘的位置,达姆若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就明确提到了歌德的“外省焦虑”。而托马斯·曼发表《绿蒂在魏玛》的时间是1939年,此时德国已经被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起来,并且成为欧洲的一流强国。《少年维特》和它所裹挟着的作为一项社会思潮的狂飙突进运动几乎没有距离,因此它能够生发即时的、与时代合拍的影响,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本小书的影响是巨大的、惊人的、很好的,因为它产生得正是时候。”《少年维特》的寓言性在于,它把一个少年人的青春与疯狂投射为一个族群,一个处于早期阶段的、一切还未定形的国家的命运,甚至是整体人类的命运。而《绿蒂在魏玛》在1939年发表,仅仅是作为一部普通的小说被消遣,和黑塞的《玻璃珠游戏》(发表于1946年)一样,它们都对当时最重大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采取回避的态度,这显示出作家在综合这个时代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只能采取流亡的、回溯历史的态度。

少数文学的第三个方面,是这种文学往往具有集体价值。因为少数文学中天才是少有的,那么每一个作家都有机会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对它的传统里的一切元素进行随意的综合,而每一位作者的言说都会在共同体里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因为集体或民族意识的缺席,文学会发挥了生活革命和话语表达的最优功能,并且向异质经验敞开,因而富有对于一个集体的前景的幻想能力。就《少年维特》和集体的关系,《绿蒂在魏玛》作出了小说式的诠释,举一个例子,1816年的一天,整个魏玛小城都沸腾了,因为《少年维特》的绿蒂的原型来了。小说借里默尔之口叙述了这种盛况:“无论如何,从下面这些拥挤的群众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具有某种比普通的好奇心更高尚的东西,表明我们的居民同民族最关心的事情有着朴素的联系,表明一个拥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是多么令人感动……普通群众,根据他们天生的原始信念,看不起精神方面的东西,然而当他们看到它对他们有用时,他们也就用他们唯一懂得的方式向它表示敬意,我们难道不会因此感到高兴吗?这座小城成为很多人络绎不绝地前来访问的胜地,由此产生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因为在全世界人士的眼里,德意志的精华集中在这座城市之内——甚至渐渐地几乎完全集中在一位伟大人物的身上:我们正直的居民们对于那些在他们看来本来纯粹是多余的东西,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敬意。他们把文艺,把一切与文艺有关的东西,认为与他们密切相关……”里默尔在其他地方还提到,夏绿蒂与德国的精神文明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暗示歌德和德国“精神世界的形成、德意志思想帝国的发展密不可分”。这正是少数文学所具有的集体效应。

四. 结论:文学、权力与时代

以上只是谱系学方法在《少年维特》一书中的应用。谱系学原来是一种关于传承、血统和家族起源的考察方法,现代的谱系学由尼采更新和激活,见其著作《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快乐的科学》等书,它主要涉及收集资料,并对价值进行重新排序。福柯则把谱系学发展为一项更复杂的技术,强调权力与肉身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源头进行澄清,在这个过程中,它强调许多我们称之为本质的东西并没有纯正而清晰的“世系”,相反,所谓本质正是在复杂而模糊变易的历史中不断生成的。

我的论文首先聚焦于《少年维特》这一文本在文学史上的原创性问题,指出《少年维特》的出现是对之前许多其他欧洲作家如莎士比亚、莪相、理查森和卢梭等人作品的综合,它既摹仿现实,又被现实所摹仿,并且启发了像《歌德传》《绿蒂在魏玛》《恋人絮语》这样的后续文本,在与当时政治、文化现实不断的交互作用中,这个庞大的文本家族又被进一步修改、变形并得到扩充和延续。但我们仍须注意,《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这一系列环环相扣、不断变易的文本谱系中仍然处于最核心的、甚至是开端的位置上。它是歌德的早期作品(实际上是其第一部作品),也正好处于德语文学风格的草创时期,这样的巧合使《少年维特》文本的早期风格异常明显。它的早期风格体现在它的个体经验和政治、集体、民众的密切关系上,体现在作为个人力比多文本的主观性和作为民族寓言文本的客观性的对立于兼容上,体现在作为一种少数文学的文化生产者的歌德的既中心又边缘的双重位置上,也体现在歌德本人的私人生活史被现实和历史叙述撕裂、变形而引向文本的虚构与重构上。此外还有《少年维特》的极强的抒情性,它的青春期般的朦胧、亢奋、难以界定性,它与潜文本的模糊、流动、不断删改的关系,所有这些特征在与晚年歌德及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等文本的对比中尤其显得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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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章乐天译:《开端:意图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4。

[3] 爱德华·W. 萨义德著,阎嘉译,《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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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著,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联合书店,1930。

[13]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著,刘思慕译:《歌德自传:诗与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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