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 8.3分

偶尔也看开山怪——《乌合之众》书摘

麒霁
终于拜读了大名鼎鼎的《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大众心理》,休闲翻阅两天就能读完的薄薄一本。举手投足都是学术范,比之前提过Eric Hoffer《真正的信徒》那“爱信信,不信滚”的神棍式文风不知矜持了多少,然而细读之下,却很容易发现论证的不严谨、前提的想当然和举例的单薄。作者一边解释着群体认知上的专横、偏狭、简单化,一边自己也偶尔表现出了同样的特点;一边总结出演说家靠“不断重复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的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点深入人心的灵丹妙药,一边自己也难免在纯粹支持性例证的鲜花掌声中直接宣布结论,跳过了质疑和反例的步骤。

但勒庞(Gustave Le Bon)作为把大众心理学引入学术视野的先驱,写出这部著作无疑有着“新时代的开山怪”意味,很多以现在眼光看来理所当然的想法,生发自他百年前的洞见;不少已经被证伪的过时观念,也来自作者不可避免的时代和环境局限。在他指引出新路之后,大众心理学早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如果读者所处的环境曾经或正在经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想必仍会对作者关于群众心理、民粹、教育的诸多观点产生共鸣,佩服其一针见血。

作为非学术研究的一般阅读,偶尔也将视线离开不断涌现的前沿新知,转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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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拜读了大名鼎鼎的《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大众心理》,休闲翻阅两天就能读完的薄薄一本。举手投足都是学术范,比之前提过Eric Hoffer《真正的信徒》那“爱信信,不信滚”的神棍式文风不知矜持了多少,然而细读之下,却很容易发现论证的不严谨、前提的想当然和举例的单薄。作者一边解释着群体认知上的专横、偏狭、简单化,一边自己也偶尔表现出了同样的特点;一边总结出演说家靠“不断重复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的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点深入人心的灵丹妙药,一边自己也难免在纯粹支持性例证的鲜花掌声中直接宣布结论,跳过了质疑和反例的步骤。

但勒庞(Gustave Le Bon)作为把大众心理学引入学术视野的先驱,写出这部著作无疑有着“新时代的开山怪”意味,很多以现在眼光看来理所当然的想法,生发自他百年前的洞见;不少已经被证伪的过时观念,也来自作者不可避免的时代和环境局限。在他指引出新路之后,大众心理学早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如果读者所处的环境曾经或正在经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想必仍会对作者关于群众心理、民粹、教育的诸多观点产生共鸣,佩服其一针见血。

作为非学术研究的一般阅读,偶尔也将视线离开不断涌现的前沿新知,转投万里长征的最初,也许更能欣赏先驱的开拓,佩服后继学者不断去粗取精探索新路,感激学科持续完善发展带给大家的思想进步。

至于自己读过本书之后的心得,确实也有一个。自己这种身高普通嗓门不大的人,身处人群之中,难免因四周嘈杂听不清自己心声、人多挡视线看不真远方,所以最好还是走在人群的旁边,在适当的距离多听多看,让自己的大脑再勤勉些。

感谢Kindle的标注功能,再懒的人手指一划就能把摘出原文电子版。摘录变得容易,也有像拍数码照片信手拈来良莠不齐的随意趋势,以下泥沙俱下式原生态摘抄一通直接贴上,回味原书风格。


扩展阅读链接是上面提到的神棍趣书《真正的信徒:对群体性运动本质的思考》repo,读着就像打鸡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aafce30102w0sn.html


【以下为摘抄,作者引用其他人论述另加引号。内容不代表本人立场】
虽然群体一直在智力上低于独立的个体,但是从感情和其激起的行为方面来看,群体也可能比个人表现得更美好或更糟糕,这完全取决于环境和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性质。

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力量强大,其形成的规则也很快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即不容置疑的专横权利。所以,群体的神权马上就要取代君主的神权了。

科学通过让我们掌握知识,来许诺我们真理,而它却从来没有许诺过我们和平或者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漠不关心,对我们的抱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一起生活,因为幻觉一旦被科学摧毁,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找回来。

世界上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的政治家,甚至是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算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们对群体特征有着本能而可靠的了解,也正是因为对群体特征的了解,才使他们轻而易举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唯有不变的环境,才会造成不变的性格。

思想、观点和信念的改变,是促成文明变革的唯一重要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的微妙变化所造成的外显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最稳定的因素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思维定势。

有些因素是群体所独有的,它们对形成新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即便只是从数量上考虑,他也会感受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让他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控制这些欲望。在群体中他不需要约束自己,因为群体是个无名氏,他不需要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如此一来,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荡然无存,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们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因为群体证词容易出现失误,所以史学著作记载的事实就大多是无根据的记述了,并且还混杂着凭空想象和事后的诠释。

应当指出的是,产生这种判断错误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通常最没有主见。

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女子气,尤其以拉丁民族群体最严重。

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冲动、不理性、不善于推理、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等,总是能够在低等的生命体中看到,比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性,导致了群体根本不会质疑事物的确定性。就像女人一样,是受情绪支配的生物体,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旦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

专横和偏狭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但其强度在不同群体中各有不同。此时,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种族观念就会表现出来。比如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狭就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拉丁民族群体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英美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精神。拉丁民族群体只关心自己所属的宗派是否还具有独立性,他们眼中的独立性是指必须通过暴力手段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改变信念,唯有这样才算独立。自宗教裁判所之后,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从来都是单一而顽固的,他们不能想象除了他们的自由之外还有别的自由。

因为群体常常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要想打动他们,只能用最极端的感情才可以。因此,那些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们,就必须信誓旦旦、夸大其辞,才能使群体有所动容。于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们也学会了这些惯用的技巧,言之凿凿、不断重复、晓之以情,而不是动之以理。

群体只拥有简单和极端的感情,任何观点、想法和信念到了群体那里都会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被视作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群体历来是用暗示的方法加以诱导,而不是通过理性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如宗教信仰一样,用偏狭的思想对人们的头脑实行专制统治,不容许教徒有任何异议。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群体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才开始掌握了权力,这真是一件幸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他们有时也能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忠诚于或真实或虚幻的理想都可以算作美德的话,那么群体是具备这种美德的,而且他们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匹敌的。不过,群体对这些美德的实践是无意识的,当然这无关紧要。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群体是无意识因素的奴隶,不善于思考和推理等等。因为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开动脑筋,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的话,那我们这个星球上就不会出现文明了,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无论给群体提供的是哪种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绝佳的影响力。所以,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出现,它们才能被群体所接受。在这些形象化的观念之间,逻辑上没有任何相似性或连续性。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表面上相似,但实际上不同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进行普遍化推论。

影响大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扩散和传播的方式。掌握了影响群体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英国的宪法总是一点一滴慢慢地发生变化,它受到直接的需求的影响,而不是受思辨性的推理的影响。 “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因为某种东西不正常就消除它;除非感到有所不满,否则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否则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250多年以来一直从容地指导着我们议会的决议。”

有必要对各国的法律和制度逐一进行研究,才能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每个种族的需要,以及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变革。例如,关于集权制的优缺点,可以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1000年时间来维护这种集权制,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的时候,我们就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

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一个国家给年轻人什么教育,就能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一本二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点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点,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事实上,这些词在拉丁民族和英美国家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对拉丁民族来说,“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地支配着一切,集中、垄断并制造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一切党派均求助于国家。而在英美等国,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自由发展,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国家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公共教育。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意味着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要是有人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毁掉所有受宗教启发的作品,在教堂前的石板路上将所有相关的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的伟大梦想还能剩下些什么?让人们怀抱着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神明、英雄和诗人存在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人们的心灵中,科学做得还不够,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也不能撒下弥天大谎。”

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的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点深入人心的最可靠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越缺乏证据,就越有威力。所有时代的宗教典籍和各种法典,都是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治家们,以及利用广告推销商品的商人们,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托克维尔正确地指出:“在人人平等的时代,因为人人相似,所以他们并没有彼此崇拜,但是这种情况却使他们盲目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既然大家都觉得相互的开明程度差不多,那么真理一定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情况显然不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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