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之乡的民族志碎片——《民主在美国》与人民在美国

常井项

除了文中所提及的参考文献之外,本文还得到了宇飞、东宇学长及我的朋友Jersy的指导。此外,必须感谢的是我的女友,如果不是两人一起笑了十分钟,我决然不会把文章的标题定为马铃薯之乡,也就不会有这篇文章。

马铃薯:民主社会的人民意象

引、未展开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样,但我强烈地感受到,如果让我去中国,去当兵,或者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有多么危险的未知旅途中赌上我的性命,都比要我过马铃薯式的生活——就像我刚刚看到的那些体面人那样——更容易。」

在1834年9月致朋友凯戈莱的信中,刚从乡间返回巴黎的托克维尔花了不小的篇幅劝告自己的朋友,让他不要去过乡间稳定的生活——可以「享受」一番,也无妨「换换生活」,可却「一定不要安于现状」[1]。这大概不算什么奇怪的论调,尤其是对于一个生于拿破仑时代,截至写信时已经经历了两次复辟、一次革命的贵族青年来说,决定「用余生去漫游」本在情理之中。但这封信件的有趣之处正在于,那个在乡下住了六周的托克维尔[2]似乎尚未意识到,乡间生活给他带来的「渴望思考却无法做到」的糟糕感受,并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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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中所提及的参考文献之外,本文还得到了宇飞、东宇学长及我的朋友Jersy的指导。此外,必须感谢的是我的女友,如果不是两人一起笑了十分钟,我决然不会把文章的标题定为马铃薯之乡,也就不会有这篇文章。

马铃薯:民主社会的人民意象

引、未展开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样,但我强烈地感受到,如果让我去中国,去当兵,或者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有多么危险的未知旅途中赌上我的性命,都比要我过马铃薯式的生活——就像我刚刚看到的那些体面人那样——更容易。」

在1834年9月致朋友凯戈莱的信中,刚从乡间返回巴黎的托克维尔花了不小的篇幅劝告自己的朋友,让他不要去过乡间稳定的生活——可以「享受」一番,也无妨「换换生活」,可却「一定不要安于现状」[1]。这大概不算什么奇怪的论调,尤其是对于一个生于拿破仑时代,截至写信时已经经历了两次复辟、一次革命的贵族青年来说,决定「用余生去漫游」本在情理之中。但这封信件的有趣之处正在于,那个在乡下住了六周的托克维尔[2]似乎尚未意识到,乡间生活给他带来的「渴望思考却无法做到」的糟糕感受,并非是法国独有的,更非他所特有的;而他在不经意间所借用的形象,那个方才来到欧洲两百余年的「马铃薯」,不仅可以形容法国乡间的「体面人」们,更近乎完美地贴合着托克维尔身后的美国人民。

此时是1834年,距《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还有一年,距托克维尔的离世还有二十四年。他再未去过美国,但美国却从未离开过他。

一、复合的「民主」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毫无疑问,最基本的概念是「民主」。如果将《论美国的民主》(以下简称《论美》)一书中涉及「民主」各式定义的段落进行梳理[3],很难不认为在他的构想中,「民主」并非一个可以被清晰定义的理性概念,而是一个更复杂的实证视角下的「状况」,它基于身份平等,并且以此为基础逐步拓展到社会经济领域,乃至民众的心理状态[4]。

在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风潮之下,构建起一个连地基都少有确定性的体系多少有些「逆风而动」的意思,但或许并非托克维尔舍弃了确定性,而是确定性并不属于托克维尔身处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向往确定性但又不能把握它的人的不懈而徒劳的努力;他比任何人都需要这种确定性,但比任何人都无法平静地享受它。」[5]不过正如亨尼斯所指出的那样[6],由于托克维尔在探讨问题时候始终保持着一种与彼时政治科学「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7],无论托克维尔如何努力都无法获取时代认可的确定性[8],即便他早就提出了自己新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论点:「政治社会并不是法律的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感情信仰、观念和心灵的习惯。」[9]

我们不妨将此当作理解托克维尔的一把钥匙。一方面,这解释了托克维尔为何要(几乎是罗嗦地)从美国的地理状况、英国移民来此的历史开始逐步展开自己的论述[10]——因为这些地理、历史的要素都或大或小的影响着「民情」,也间接决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样态[11];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托克维尔在描述作为一种「状况」的美国民主时所持的基本视角与立场——从民情出发的他必然要回到民情,对于民主制的观察所追求的是如何使民主制更好,使其中平民过上更好的生活[12]——而这就使得他在描绘美国时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更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预言家与引路人的角色。

二、政治与自由

「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共和,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13]不喜历史决定论的托克维尔[14]自然不是要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论,于他而言,民主在未来的必然性首先是由其正当性带来的,而这种正当性的来源有二:其一,民主以为多数人谋福利为旗帜,自然足以获得民心[15];其二,民主的基础是不变的人性与自然权力,这就使其获得了超越历史与习俗的普遍性[16]。但问题正在于,「民主」本身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在政治领域有两种统治形式,「或者每个公民都被赋予权利,或者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前者是运作良好的民主政府,后者则是专制政府。但正如「运作良好」的四个字所暗示的那样,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的亲缘关系:在一个运作并不良好的民主国家之中,人民会完全退却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之中,追逐私利,对公共政治全不在意,这种对于政治的冷漠混合上原子化的平庸而一致的民众对于作为整体的「民众」(或某种民众的「代表」)的服从(甚至信仰),便会直接导向一种「温和的新型专制」[17]。

好在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制所需的药方便是「自由」,更进一步说,通过培育自由的政治以克服民主社会中的专制倾向[18]。诚然,「美国居民享有自由制度」,但这种「自由」并非托克维尔所要强调的那种,正如马南将两者区分为「民主的自由与贵族的自由」[19]所暗示的那样,托克维尔所希望在民主制中建立起来的自由是某种贵族制的残影:它允许个体反抗公意,承认人与人之间智性的不同,并且主动地促使个人参与进公共政治之中——而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毫无疑问,这种自由至少是部分地与作为民主基础的「平等」相分离、对立。

可托克维尔论述的复杂性(或者说美国状况的复杂性)正在于,那些推动了与民主地基相矛盾的「贵族自由」的事业(或特性)——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乡镇自治、结社、宗教——恰恰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才能良好运转的。换言之,民主在带来了区别于利己主义的个体主义[20]的同时,也制造了用以压制它的武器:追逐私人利益的个体在正确的教育后便能理解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关性,从而因「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更加积极地介入公共领域;平等状态下无所依靠的个体为了面对自然[21]与中央权力[22],便需要学会如何「联合」——无论结合成是永久性的「乡镇」还是临时性的「社团」——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而宗教,一方面,它在美国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公共舆论」的影响[23],可另一面,它却又深刻地影响着舆论,使得美国人不落入单纯的物质追求之中而拥有精神的力量[24]。对这种自我控制的民主的描述与赞许或许能够说明,托克维尔所希望的,是一种民主社会中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lism)实践[25],这种实践将构建起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中间权力),在面对私人时能够将私人带往公共领域,而在面对中央权力时,也能够抵抗集权不合理的侵入。

不过正如托克维尔所意识到的那样,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古典式共和主义面临着较以往更多的困难,民主似乎成了某种注定要自我谋杀的生物,而自由,或者说共和主义,却未必能清除民主不断向自己与身处其中的人所投下的毒素。站在两百余年后的今天,面对托克维尔的疑惑,我们仍没有找到答案,我们能够作出的不过是又一个悲伤的回应:这是马铃薯们的时代,古典贵族们的余晖正在逐渐远去,或许永远不会回来。

三、马铃薯之梦

托克维尔大概不会愿意将普通的美国人比作「马铃薯」,对他来说,马铃薯是属于法国乡下老爷们的形象,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了土地和爵位,衣食无忧地度过一生,并不希望一切发生变化。而他笔下的美国人们几乎走到了反面,在这个没有贵族的国家,在这个土地相对分散并且能够继续向西开拓的国家,身份和财产两方面的相对平等再加上民众对于平等近乎狂热的追逐,最终促成了人们对于自身「无限可完善性」的信念,从而推动人们尝试在整个社会内部不断向上攀爬——自然,在等级社会中也存在着改善生活的愿望,可「美国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这种攀爬是没有终点与限度的——一方面,坚信人人平等的美国人不会认为自己理应比他人低下,因而在相互攀比中不断向上;而另一方面,由于取消了传统的身份、地位等座标,在民主的美国,衡量人的主要单位成了财富(以及享受),而与明显有着尽头的「身份」等目标相比,财富的积累是永无止境的[26]。而为了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福利,民主国家的平民自然更容易放弃对公共领域的介入,变得对政治漠然而无感,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取得的财富而害怕变化——于是,几乎是沿着相反的道路,民主国家的平民也走到了「马铃薯式」的生活之中[27]。

自然,如果仅仅「喜好安稳」一项特征便将美国人比作马铃薯似乎是个不负责任的想法。幸而马铃薯终究是美洲的作物(尽管是南美),美国民主社会的马铃薯们终究比欧洲移植的多几分神似:

一方面,以平等为基调的民主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小,这便使得「独特」与「卓越」更难在民主社会中产生,即便产生了也极难说服他人,更难产生大的影响,引领整个社会前进。这就好像一片土地中的马铃薯总是长得比较均匀(除非出现某些变异),即使真的出现了某个马铃薯的淀粉含量、营养价值远超他薯,这一结论也很难让其他马铃薯信服;而如果是在可以直观的大小上超过了其他马铃薯,却又很难证明自己的「高大」并非气运而是能力所致。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正如美国梦之「梦」所暗示的那样,民主向人提供了更多自我实现的观念与机会,但却从未保证自我实现是成功的——事实上,不平等(无论是天赋的或是后天的)不仅继续存在,甚至还随着机会的扩大,带来了更多的结果的不平等。于是那些未能良好生长的,未能按时被社会接纳的马铃薯们,最后生长出了苦涩的带有毒性的枝桠——人们开始焦虑、嫉妒、失望乃至怨恨,无限生长的可能变成了无穷无尽的渴望与残缺现实碰撞之下的灰烬。

也正是在这种灰烬不断提供着肥料,使美国民主社会的人们最终都陷入了马铃薯式的生活之中:他们激烈而不深刻,狂热地追求一切却从不考虑意义所在;他们广泛而不多样,聚众呼声震天却极少创见;他们实际而不安定,无休止地追逐着更多的物质福利[28]——某种意义上,托克维尔所展现的民主社会的民情已经成为今日世界的普遍状况,而这既证明了托克维对于社会整体情绪的敏锐把握,也说明了他在另一些层面上的观察不够细致(至少是缺乏预见性)——由于观察角度的单一或是过分乐观,托克维尔所预想的美国社会中的共和主义因素对民主弊病的抑制几乎成为了泡影,而民主在他身后的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投射下的庞大阴影,就更不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无论如何,身为异乡客的托克维尔完成了他的观察,结果虽则是暧昧不定的,却也因此更多的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可正如文章开头所说,那个希望去漫游、去远方的托克维尔或许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马铃薯们的心境,更不用说他身后百余年已经变化巨大的美国社会的民情。于是在借助托克维尔理解美国之后,我们或许也需要将他身后的美国人民与他的论断进行参照阅读,了解那些仍旧坚固的留存着的,更要了解那些已然烟消云散的。而为我们提供舞台角色的,正是生长在托克维尔所说「文学荒原」的美国小说家们。毕竟,正如福克纳所说:「显而易见,法国人才不会梦见那匹马呢」。[29]

苍白的国王:民主时代的人民

一、小镇畸人

「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了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了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了虚妄。」[30]

生于俄亥俄乡镇工人家庭的舍伍德·安德森自然没有看过托克维尔的作品,可在其成名作《小镇畸人》(又译《俄亥俄,温斯堡》)中,发生在同一个镇上的二十二个相互关联的短篇故事勾勒出的那个「畸人」,却好像一直在与托克维尔进行着对话:

从定义上看,如果按照安德森所说,畸人是「真理的产物」[31],那么畸人自然成为了民主社会的某种特产,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个体才会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属于自己的真理,并且依此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手握真理的自信并非少部分人所独有的,而是广泛存在于全镇居民的心中。每人拥有着专属的真理,这一真理有时大到憎恨一切女性,有时却又小到只是渴望触摸:

小说集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比德尔鲍姆被称为飞翼,这是因为他的手指「善于表现」,就像是一对会飞的翅膀。比德尔鲍姆的手指是「温斯堡的骄傲」,它们一小时能够采集一百四十夸脱的草莓,「始终活跃」,可却总是「竭力藏在衣袋里」——人们为此而好奇,但并没有人能得到答案。事实上,比德尔鲍姆在搬到小镇之前是另一个市镇的小学教师,他喜欢用手指触碰孩子,这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或许也就是他的真理)。可是阴差阳错,他被指控侵犯了学生,在十几个家长的围攻下狼狈地逃了出来,从此那双手就变得越发「敏感」,而他也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畸人。

正如比德尔鲍姆向我们呈现的那样,不同真理之间虽然极少有着直接的冲突,但那个作为一切发生场所的小镇,那个维系着故事中所有人物生活的小镇,却提供了某种并不知道由谁组成的「公共舆论」——在将比德尔鲍姆的创伤称之为「温斯堡的骄傲」时,小镇中的其他人似乎是完全健康的、善意的;而在面对将自己失败的爱情记录在纸团上的里菲医生时,在面对最终逃离了小镇的乔治·威拉德时,比德尔鲍姆却又成了那个「正常人」[32]。

事实上,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身处小镇上的畸人[33],他们处在各自的身体的或心灵的残缺之中,他们渴望爱,渴望性,渴望理解[34],他们捂着自己的伤口,同时却大肆嘲笑他人的生活。而这似乎正展现着托克维尔所极力推崇的充满自由精神的乡镇的背面:个体化的社会在允许「自有真理」后断绝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简便途径(即某种公共的「真理」)[35],追求在普遍的个人主义中达成共识的乡镇公共生活在畸人面前变成了某种互相鞭笞的工具,而那些原本作为「艺术的」公共活动,无论是结社还是礼拜,都变成了某种定期暴露创伤的仪式。

于是我们最终得见,在俄亥俄的温斯堡,托克维尔所希望的民主乡镇中的共和主义,毫无疑问地变成了「共伤主义」,尽管畸人们仍同他所描绘的那般躁动不安。

二、飞女郎与哲学家

在《小镇畸人》之后,安德森的又一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鸡蛋》[36]。在《鸡蛋》中,「我」是一个生活在乡间的小孩,父亲在农场做事,母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日子过得「逍遥」,也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努力。但「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母亲在阅读了许多名人的传记之后开始梦想「我将来某一天会统治人类和许多城市」,父母开始变得野心勃勃,并且「凭着美国人的激情,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聚敛财富强大起来」。父母决定辞掉自己的工作开始从事养鸡,依靠养鸡改变自己的生活,无奈养鸡收益却并不好,最后不得不放弃十几年的努力,带着一堆鸡蛋搬进另一个小镇开始做饭店生意。但父亲心中却始终坚信着他的「真理」,他认为他的那些鸡蛋,还有他收藏的那些畸形的(或是三条腿或是两个脑袋的)小鸡总是价值联城的。正如「我」在小说中所说:「到晚年我明白了,文学是在命运这个主题上建立起来的,而命运是从对鸡的饲养中得出来的。」父亲对于鸡蛋的固执与父亲对于改变命运的欲望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而这种欲望最终在一天夜里爆发,父亲希望向客人展示如何将鸡蛋塞进细口瓶里,但却总是不能成功,最后暴躁的父亲不仅吓走的客人,还决定摔碎他的鸡蛋——换言之,放弃了对于命运的改变。

「为什么蛋生鸡,鸡又生蛋呢?这一疑问深深植人我的血液,并滞留在内。我想,因为我是父亲的儿子。无论如何,在脑子中,这一问题无法得到回答。我的结论是,起码到目前为止,就我家庭而言,这是鸡蛋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的另一证据。」对于安德森来说,鸡蛋取得了「彻底的胜利」。[37]这似乎正对应着托克维尔所说,民主时代开放的机会、不断向上的可能给普通人带来的更严重的幻灭。那些中下层的乡镇平民并不知道那个时代快速获得成功的方式(无论是金融还是欺骗),他们用自己贫乏的天赋与资源尝试靠近自己的欲望,最后却不得不从梦中掉落。可以说,这样的形象大量的出现在安德森中期的作品中,成为某种特定的「失败者」的主题[38]。

自然,小说家们都极少书写成功者,因为成功作为文学的主题似乎早已变得「浅薄」,但与安德森同时代的菲茨杰拉德却一直在刻画一种「成功者」的失败。在《飞女郎与哲学家》中,菲茨杰拉德几乎都在处理同样的一类人物,他们或已经取得了成功,或还在徘徊,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爱」,而爱,要么被向上的过程所逐渐解构[39],不然便成为他们继续攀登的枷锁。

不过事实的复杂性正在于,爵士时代的「哲学家」们,那些奉信「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年轻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飞女郎」——那些在鸡尾酒与晚会间,在不同的异性间来回穿梭的女人们。于是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成为了菲茨杰拉德本人生活的投影,那些物质福利上的成功者永远地成为了爱情的失败者——无论是戴利林波[40]还是盖茨比[41],他们都体现了某种民主社会之中,表面上统一的竞争标准(即金钱与享受)背后暗藏着的复杂机制。误以为获得「成功」就能获得爱情的哲学家们一直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以致最终失去了如乔治威拉德[42]那样的敏感、细致和身体的官能;而这种迟钝与麻木恰恰使得飞女郎们无法获得她们同样渴求的爱,进而试图将双方的关系简化成为某种朝向「成功」的道具——尽管她们也并未做到这一点,毕竟没有谁能真正地逃脱爱的捕捉[43]。

这种「爱的悖论」在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得到了更好的呈现:

世界上有爱者,也有被爱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往往,被爱者仅仅是爱者心底平静地蕴积了好久的那种爱情的触发剂。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多少知道这一点。他在灵魂深处感到他的爱恋是一种很孤独的感情。他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陌生的孤寂,正是这种发现使他痛苦。因此,对于恋爱者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他必须尽可能深地把他的爱情禁锢在心中;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全然是新的内心世界——一个认真的、奇异的、完全为他单独拥有的世界……正因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宁愿爱而不愿被爱。几乎每一个都愿意充当恋爱者。道理非常简单,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被人爱的这种处境,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被爱者惧怕而且憎恨爱者,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爱者总是想把他的所爱者剥得连灵魂都裸露出来。爱者疯狂地渴求与被爱者发生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纵使这种经验只能给他自身带来痛苦。[44]

麦卡勒斯的描述恰恰将安德森、菲茨杰拉德乃至后来福克纳[45]与海明威[46]都着力处理的问题(即民主时代的爱)点明了 ——民主时代的个体对于平等的狂热追逐最后渗透进了亲密关系之中,于是他们无法承受在亲密关系中爱与被爱者的不平等地位(尽管这种不平等也是民主瓦解了传统爱情观后才出现并逐渐扩大的),开始将爱简化为某种自我的事业,或是一种以利益为标尺的「交换关系」。我们终于发现,民主社会中一切确实都是朝向「物质」的,但却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超越了一切,而仅仅是人们面对无能为力的爱的退缩[47]。而当这种退缩走到了极致,那些乔治威拉德们便背井离乡,冲进城市,彻底抛弃乡镇的共同体,在自我解救的同时换取了新的枷锁,而一直未变的,或许只是民主时代的喧哗与骚动[48]。

三、最后的断片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
那你想要过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卡佛 《最后的断片》

如果说在小镇畸人们所处的时代,焦虑与渴望是人们的精神主题,那么进入卡佛与耶茨所描绘的时代,美国城市生活的基调毫无疑问变成了「孤独」——这种孤独延续了小镇畸人们的基本情绪,却又更加疏离与麻木。相比起一团死水般的乡镇,城市中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也面对着更加强烈的幻灭与苦痛。

而这种情绪的代表,正是耶茨在《革命之路》中书写的那对中产夫妇。丈夫弗兰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一家大公司做销售,爱波则毕业于戏剧学校,婚后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并同时是社区业余话剧社的演员。他们在郊区的革命山庄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衣食无忧。可爱波忽然觉得这样的生活并无意义,她鼓动弗兰克前往巴黎,要在那里实现两人年轻时候的梦想。弗兰克本是兴奋异常,可很快,他被晋升为销售主观,爱波也再次怀孕——弗兰克犹豫了,制定了一个计划让妻子留下,不幸的是,计划被戳穿,爱波愤而决定自行流产,最后不幸身亡……

表面上《革命之路》所讲述的是这对夫妇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徘徊,但正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革命山庄」一般,在新的时代,「革命」是作为一种中和乏味日常生活的精神解药存在的,去巴黎的「革命」并不是某种惊人的举动,而不过是嵌入在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革命」的幻象——和所有欲图前往巴黎的人一样,爱波与弗兰克其实很清楚他们并没有真的革命的能力(甚至没有爱的能力[49]),他们只是「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光芒」,从而「想到外面去做一些完全疯狂的不可想象的事情。」[50]

这正是民主时代的激情在遭遇了一代代人后所诞生的某种「反思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后民主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能够革命(即使他们心中的革命已经从政治领域彻底退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革命」),但他们知道生活仍需要激情来维持,因而必须不断地制造某种幻象[51]。而当制造这种激情的欲望都逐渐逝去了,人们便不得不转入一种彻底的孤独之中[52]。这种孤独不仅是将自己隔绝于公共环境,更是进一步将自己与一切意义上的他者隔离开,于是人们终于失去了表达的欲望,退化为卡佛小说中一个个「断片」与「极简」的人物形象,甚至再不相信爱这种推动他们生活的能量[53],彻底走入消费主义的漩涡进行自我拯救。

当民主制下的人民走入了这一步,我们便很难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无尽的玩笑》中所描述的境况当作某种天方夜谭:美国将每年的「年份命名权」出售给各大公司;知名导演终于拍出了一部叫《无尽的玩笑》的电影,可以让观众无法自拔,全身瘫痪,娱乐至死;毒品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托克维尔自然无法预料到刚过去的美国大选的场景,正如他无法猜到,那些他所恐惧的东西正在悄然成为现实。当我们隔着重洋疾呼「美国的民主出了问题」时,我们或许正应该想想,所谓的「异常」是否是从美国平民的日常生活逐步展开到政治领域的;当我们在画着民主宪政的图纸时,似乎不应该忘了托克维尔所说:「政治社会并不是法律的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感情信仰、观念和心灵的习惯。」当然,更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吃着薯条的沙发土豆一代(或许也可以叫“电脑桌土豆”),并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放松对自己的审视[54]。毕竟民主制下的人民就是国王,尽管眼下他已经越发苍白。

[1] 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 托克维尔书信集》, p.55-56.

[2] 正如托克维尔在信中所说,「这是我九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的事情」,这似乎说明他对于美国的考察并未太多的深入乡间,对于乡镇的了解要么是短暂的观察,要么便是由档案或谈话等二手信息源而来。具体情况可参见托克维尔,《美国游记》. 而本文要做的,正是通过美国本土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漏」。

[3]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内容不在此,仅摘录一段他人的梳理:「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概念复杂,包括具有公民自由和广泛选举权的代议制度;人民主权的政治形式;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层民众政治;乃至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的政治体系等。」

[4] 李康,《西方社会学理论》, p.4.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下文所提到的,托克维尔认为民情(民众的心理状态)是政治社会状态的根源,换言之,如果将民情与平等的社会状态二分,那他们绝不是简单的单向决定(或「辩证影响」)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交互关系。

[5] 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 托克维尔书信集》,p.295.

[6] 亨尼斯,探索“新政治科学”,载于《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

[7] 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 托克维尔书信集》, p.257. 亨尼斯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处于柏拉图而不是启蒙的传统之中。

[8] 事实上正如亨尼斯所言,即便是今日的托克维尔研究者也极少有人认为托氏代表的是某种“科学”。

[9] 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 托克维尔书信集》, p.222.

[10] 托克维尔自己认为这是开启全书的钥匙。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p.32.

[11] 托氏在上卷中花费大量笔墨对此进行描绘,但这并非我们的焦点,因而不加以赘述。

[12] 亨尼斯认为这是他身上柏拉图传统的体现,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正如我们后文将要说明的那样,这种基于城邦的思想传统正是托克维尔始终无法完全贴近「民情」的最大阻碍,这种阻碍最佳的例证便是全文开头的那一段引文。

[13] 此处所说的「民主」大体上是「平等」的同义词,在《论美》一书最初的章节中,这两个词大体上是同意的。

[1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p.665-669.

[15] 崇明,《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 p.25.

[16] 在论述这两点时,「民主」实际上分别意味着「人民主权」与「平等」。类似情况如无必要在下文中将不再赘述。

[1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p.840-860.

[18] 转引自崇明,《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 p.66.「为了对抗平等产生的弊端,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政治自由。」参见《论美国的民主》,p.687-691.

[19] 马南,《托克维尔的政治思考》,p.79. 这一区分的有趣之处或许就在于它呈现出了这两种自由的差异本质上是基于「民主制」与「贵族制」的二元对立的,而这也就使得我们得以串联起托克维尔的生平及其「介于贵族与民主」之间的自述。参见《政治与友谊 托克维尔书信集》,p.74. 另外,也有论者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与之进行类比。

[20] 个体主义最大特征或许就是上面提到的「普遍的冷漠」,对于他人,对于政治,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

[2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p.62.

[2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p.513.

[23] 「而我尤其想指出的是,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人们检验后的哲学来进行统治,而是作为一种人们不加争论就相信的宗教来进行统治。」参见《论美国的民主》,p.575-579..

[2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p.734-740.

[25] 崇明,《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p.73.

[26] 崇明,《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p.41.

[27] 由于本文的顺序并非严格依照托克维尔在书中的展开顺序进行,所以容易造成托克维尔本人认为美国人所过的生活如是的错误想法。事实上,托克维尔认为宗教、结社等等上一小节提到的要素已经很大程度解决(或平衡了)美国平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等问题。具体参见《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

[28] 李康,《西方社会学理论》, p6.

[29] 福克纳,《一个旅客的印象》 ,p.152. 原文为“俄国人才不会梦见……”意在批判称舍伍德·安德森为「美国的托尔斯泰」的说法。

[30] 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p.3.

[31] 同上。

[32] 比德尔鲍姆的特殊性在于,在他被逐出的那个小镇,是一个明确的「公共」伤害了他(尽管是误伤);但在温斯堡,他却看不清这个「公共」究竟由什么构成,只能警告自己朋友不要「听他们说话还设法模仿他们」。

[33] 小说开篇的“畸人志”正是作者的自白。

[34] 在安德森后期的小说中,「渴望」、「理解」与「性」成为小说更为核心的主题。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渴望」所代表的是民主制下的躁动,「理解」代表的是原子化的个体之间越发强烈的隔阂,而「性」,包括「身体」的「躁动」、「残缺」都意味着民主制所带来的贫乏心灵下,个体生活在遭遇困境时候越发严重的本能反映。

[35] 如上所述,表面上某种公共的标准、「真理」仍然存在,在这种标准,无论是基于道德的或是习俗的,都被严重的悬置了,它并非乡镇中所有人达成的共识,反而成为了压制乡镇中每一个人的负担。

[36] 舍伍德·安德森,《舍伍德·安德森小说选》.

[37] 如果将这一隐喻与安德森的生平参照阅读,我们或许会发现,安德森几乎是悲剧性地预料到了自己对抗命运的失败——在《马与人》之后,安德森在美国评论界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他早年曾经提拔过的青年——海明威与福克纳——却也认为他时代已经过去了,加入了嘲笑他的队伍。当然,一个典型安德森式的结局是,这位被誉为「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父亲」的小说家,最后死于漱口水中的一根牙签。鸡蛋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38] 安德森严格将自己笔触的范围限制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镇中,大城市(几乎只提到芝加哥)在故事中仅仅作为某种背景存在,成为故事人物的某种向往或是自我流放之地。这种自我约束使得安德森较少描绘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攀登者。

[39] 并没有谁相信《格里卿四十次眨眼》或是《阔少爷》中的主人公真的感受到了爱情,即使他们好像已经解决了一切。参见菲茨杰拉德,《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40] 菲茨杰拉德,《飞女郎与哲学家》.

[41]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42] 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

[43] 参见菲茨杰拉德《冬天的梦》(又译《冬之梦》)中的女主人公裴迪·琼斯。

[44] 在一篇限定字数的论文中摘抄如此长的一段话难逃「变态」的嫌疑

[45]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46] 海明威,《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47] 正如《鸡蛋》像我们呈现的那样,父母对于物质的狂热追求实际是由「我」而起的。

[48] 因篇幅原因未能展开对宗教的讨论,但大体情况正如我们在上一小节所说,宗教实际上也构成了某种枷锁,限制了人们的相互理解。可参看菲茨杰拉德《赦免》与《祝福礼》两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与卡佛《大教堂》等。同样,关于士兵的心灵状况的讨论可以参看海明威《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士兵之家》,耶茨《乔迪撞大运》等。

[49] 「你所谓的爱,其实是自欺欺人的幻觉。你懦弱地蜷缩在这个幻觉之中。其实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除了相互的蔑视和不信任,以及最丑恶的,从对方的弱点中寻找满足。」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 p.269.

[50] 理查德·耶茨,《革命之路》, p.8.

[51] 另一个这样典型的形象是耶茨《建筑工人》(收录于《十一种孤独》)中的伯尼。

[52] 正如耶茨本人所说: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53] 「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参见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54] 「生活既非享乐也非痛苦,生活是我们要负担的严肃的事情,对于这一严肃的事情,我们当克尽职守,鞠躬尽瘁。」本想以托克维尔在信中所说作为全文结尾,但既然是关于生活,便也不用放在那么明显的位置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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