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的盛衰

守一

经史的盛衰 —— 读《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札记 章实斋“六经皆史”的论断在后世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可是,如果说“六经皆史”的话,那么从前的“经”和史”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离的?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后世的学术分科的眼光去看,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 在今人看来,《史记》无疑是一部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大书”,可是,马迁此书原先并非名为《史记》。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书名原是《太史公》。钱先生说,《太史公》是司马迁一家之私书,与孔子的《春秋》齐类,但是它和鲁国的《春秋》、晋的《乘》、楚国的《梼杌》这些当时的“史记”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当时,司马迁的书更接近《孟子》《荀子》之类的子书,而非后世所认为的史书。按照战国的传统,诸子之书才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太史公》一书,更像是一本浸染于战国诸子学风、试图总结战国学术的私家著作,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我国史书的开端。(关于《史记》五种体例的源流,可参看程金造《史记管窥》一书。) 马迁之后,经学开始在学术上占了支配地位。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在这种局面上,我们后世所谓的史学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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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的盛衰 —— 读《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札记 章实斋“六经皆史”的论断在后世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可是,如果说“六经皆史”的话,那么从前的“经”和史”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离的?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后世的学术分科的眼光去看,恐怕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 在今人看来,《史记》无疑是一部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大书”,可是,马迁此书原先并非名为《史记》。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书名原是《太史公》。钱先生说,《太史公》是司马迁一家之私书,与孔子的《春秋》齐类,但是它和鲁国的《春秋》、晋的《乘》、楚国的《梼杌》这些当时的“史记”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当时,司马迁的书更接近《孟子》《荀子》之类的子书,而非后世所认为的史书。按照战国的传统,诸子之书才是“成一家之言”的私人著作。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太史公》一书,更像是一本浸染于战国诸子学风、试图总结战国学术的私家著作,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我国史书的开端。(关于《史记》五种体例的源流,可参看程金造《史记管窥》一书。) 马迁之后,经学开始在学术上占了支配地位。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在这种局面上,我们后世所谓的史学依然没有独立地位,在《汉书艺文志》的书目里,只是将《太史公》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胡宝国认为,这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诚如,如果不是因为如此,那后来经学衰而史学盛的演变也许就很难发生了。 在汉代,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名称、体例,还是语言甚至注释上,史书中留下了大量地模仿经学的痕迹,著史的风气还没有形成。而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尤其密切,这是由其自身的学术特点决定的。东汉的古文学家反对过多的微言大义,强调事实的考订补充,他们又热切地把《左传》纳于学官之中,这些事实,为人们重新认识《春秋》《左传》经书“史”的性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在经学泛滥的末代,史学兴盛的可能。 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而正由于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最终独立打开了一个缺口。后世经史的分离,最终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在南朝,皇权不够强大,使得门阀士族私人修史变得盛行,而士人修史并不在于思虑一国之兴亡,他们借修史或是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记录家族的荣耀。六朝诗赋里常常人生无常的悲慨,分别寄托在了文学和史学之中。可是,当我看到书中有一份长长的名单:可考的东晋史家私修的史书至少有二十七部,然而,现在流存下来的只剩有两部了。读到此处,我不禁又悲从心来了。 这本小书的文风,有如民国学术的简约,更多了一分许多民国学人所缺乏的冷静,徜徉其间,如同在凝视着一片历史秋叶的枯脉。作者没有一叶知秋的感伤,而是在静静地讲述汉唐间史学的盛衰,淡看花开花落,而不以之为意。不知怎的,这让我想起了那位寂静主义的德国哲人,那个谈论生命与文化形式的西美尔。 西美尔说,个体生命一旦内在成为精神,就会渴望永恒,于是,内在涌动的生命精神,必然要寻求一种能够让生命无限流动的载体,而这,就产生了外在于人的文化形式。可是,生命与形式在历史之中,却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状态:文化形式作为框架,一旦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就会与创造它们的生命精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生命的本质是永 无止息的涌动,它必然要不断寻求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从而否弃旧的形式。 透过西美尔的个体言说,我们或许更能够看清,无论是史学、文学,还是经学这些 文化形式的演变,与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深刻牵连。可是,只有少数个体生命所选择文 化形式足以承载他们不朽的追求,面对历史命运的残酷,只剩下我无尽的凄惶——此身何所托,千载不相违? 补记: 又读逯耀东教授的《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一书,若将此书与胡著两相对观,对于百代之前的那段学术升降,相信会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虽然从研究范围上说,两书几乎是重合的,然而侧重点各不相同。对于经史分途这一曲折迂回的历程,胡著似乎更偏重从学术史的内部,指出史学脱离经学束缚的同时,得到了古文经学的滋养。而逯著在描述的这一过程时,首先注意的是,在史学主流的编年、纪传二体之外,出现了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之后再进一步说明,这一现象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想关系密切。 而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魏晋的时代性格呢?除了史学上新出现的大量别传之外,书中还特别注意了《世说新语》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世说》将人物的言行分为三十六类,逯教授指出,作者的分类并非随意的,上卷篇幅最少,代表的是汉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而中卷的九篇,则是在“魏武三令”之后,儒家人格层次分化的转变期中出现的个性新类型;最后,下卷记录的已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阮籍、嵇康辈了。无疑,《世说》是新旧价值交替时候的产物,它超越了《汉书·古今人物表》对人物的儒家道德评价标准。可以说,此章不仅揭示了魏晋人物品评风气对当时史学的影响,也是一篇很好的《世说》导读。 书中讨论《史通》与魏晋史学的文章,读了也让人获益不少。以往讨论刘知几的学者,往往容易只是注重反驳《史通》对中国史学的苛评。而逯教授则能够知人论世,特别论述了刘知几的“周身之道”。这与晚近流行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颇有相合,不过似乎还无人将刘知几《史通》与之相比附(已有人开始比附王船山了,恐怕不久也将会有人为此吧,一笑)。逯教授还注意到了“怪异乱神”的志异小说对魏晋史学的影响,这也算是肯定非儒家价值观念的一个旁证。 总的说来,逯、胡两书虽各有偏重,但在探讨魏晋经史分离、文史独立的原因时,都注意到了相当全面因素,所以并不显单薄。而对魏晋杂传与裴注《三国志》的研究中,胡著注意到了后世的演变,目光似乎要更长远一些。 史学具有独立的价值之后,同样被视为士人“不朽之盛事”,魏晋士人对不朽的追求,是促成我写原先那篇札记的原因,可是时人的著作在后世纷纷散佚,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某种幻灭。所以,我想到了西美尔,他那具有悲剧色彩的文化理论,虽抽象,却极深刻。无论古今中西,学术之升降,实是士人生死攸关的精神抉择。 ©taiyi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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