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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映真研究

nauges

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

赵刚:《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从搜索结果看,赵刚:《左翼、宗教与性:60年代的左翼男性主体》应该就是以上这一篇。)

台湾研究陈映真先生最好的两位学者。

从两位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到,两人的交流甚多。赵刚先生的以下这段自述可以清楚地把握这两篇文章讨论的层面:

本文和陈光兴的论文,在继承与重建第三世界左翼(男性)的这个问题意识上可说是分享的与分工的。陈光兴谈论的是左翼或批判学术界,在“外在认同指向”上,必须要进行一重大改造,在情感上与知识上开始面对第三世界。而本文的主要所指是左翼男性如何在“内在的”、“伦理的”纬度上,重新建立起和在地民众与女性的一种实践的、向上的关系,从而自一种往而不返的理想主义中解脱,并解除一种特殊的自恋状态,而同时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将是对单薄的理想主义与重滞的民粹主义的双重超克。

一、陈光兴先生的研究

姚老师的备注是,一种思想型的研究。正因此,这篇对本身带着痛灼感的陈先生的思想的阐述文章就容易让读者产生痛灼感。

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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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

赵刚:《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从搜索结果看,赵刚:《左翼、宗教与性:60年代的左翼男性主体》应该就是以上这一篇。)

台湾研究陈映真先生最好的两位学者。

从两位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到,两人的交流甚多。赵刚先生的以下这段自述可以清楚地把握这两篇文章讨论的层面:

本文和陈光兴的论文,在继承与重建第三世界左翼(男性)的这个问题意识上可说是分享的与分工的。陈光兴谈论的是左翼或批判学术界,在“外在认同指向”上,必须要进行一重大改造,在情感上与知识上开始面对第三世界。而本文的主要所指是左翼男性如何在“内在的”、“伦理的”纬度上,重新建立起和在地民众与女性的一种实践的、向上的关系,从而自一种往而不返的理想主义中解脱,并解除一种特殊的自恋状态,而同时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将是对单薄的理想主义与重滞的民粹主义的双重超克。

一、陈光兴先生的研究

姚老师的备注是,一种思想型的研究。正因此,这篇对本身带着痛灼感的陈先生的思想的阐述文章就容易让读者产生痛灼感。

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作者在文中有多处的自述,在此,整理其中一处即能看得明白:分析焦点环绕在狂人、疯子或是精神病状态的主题;分析选择的文本是早期的《文书》、中期的《万商帝君》、晚期的《夜雾》;力图说明的是,精神病是第三世界的生存常态,不是变态。

文本分析很精彩,但读来辛苦,因为作者对于文本的一次次的追问,都提醒着我观照现实。

虽然作者所说的陈映真或者韩国思想家白乐晴的“第三世界”是情感的、思想的第三世界,但也还是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界定为“新兴独立国家”。他说,坐落在新兴独立国家政治舞台核心位置的是经济发展主义,“以农养工”的国家主义发展策略所带动的社会变迁是城乡移民,是离乡背井,是长期历史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及调整中弱势者在物质资源匮乏、精神无所依归境况下的撕裂与折断。而这不正是当下大陆的现状么?

作者认为,也是带着犹疑的态度,在“西方没落,中国崛起”的语境中,精英阶层可以不再用“那是没有办法”的说词继续压迫农民工。他连用了两个“也许”。不,也许是身处台湾而产生的对于大陆现状的误判。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国崛起”也不过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崛起”,这套说词依旧是主流。

前段时间杨老师写“新伤痕时代”,读完,觉得有些老调重弹,没有读之前所期许的活力。现在想想,根源大概在于没有触及具体的语境,也许本来就是一份阶段性的个人某一思想总结文档。而且,不大喜欢总谈“伤痕”。如今,却因为这篇论文再次被撕开了伤口一般,有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扑面而来。

下午,s在读《夜色温柔》,读到一段关于“最苍白与无聊的“中产的解剖的文字,递给我看。读罢,问了一句,这种对于“优雅”生活的刻意追求的想法本身对人的精神会造成伤害吗?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到,中产总是幻想着上层社会的生活,同情着底层。都是悬空的、想象式的认知。k说,她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她并不希望社会有大的变动,先锋的东西留给想要追寻的人去追寻,她只想过好这几十年。她不是学中文的,一向坦诚。在学中文的人中间很难听到这样的论调,无论本身是否是既得利益者。这也是在看完《我是范雨素》一文之后,觉得悲凉的原因。就算为她及她的女儿的行为有所感动,但无济于事,稀缺正好说明大规模存在的不可能。让既得利益者让出利益,出于那点并不切身的同情?慎用“固化”,但人生而不平等,这几年,因为或远或近的许多事,体会越来越深。有些画面挥之不去,让人焦灼,同时也成了追问的根源。没有人可以责怪,“那是没有办法的”,总觉得,这样的时候,就是我接受着加在我头上的“不公”或安抚自己因为看到别人的“不公”时的说词。

再有,前几日参加新世相活动的s发来新世相的一个网剧宣传语:生活的为难需要优质娱乐的慰藉。以一线城市年轻女白领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新世相,聪明地宣称自己开出了抚平心灵创伤的药剂,试图通过娱乐的方式让受众忘记个人历史、差异。“生活的为难”,或者因为性格、能力不足造成、或是因为出身,总之,生活的好些无法改变以致成为无法自我排解的为难,多是很多的历史因素汇聚而成的。新世相或者说其背后的娱乐时代,提供了一个简便的缓解这种痛感的渠道,无需追问,无需焦灼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历史,逃到“娱乐”的避风港中即可。但,身边越来越多的个体的反复性的“崩溃”状态让我对这一套精神鸦片一样存在的话语的垄断性存在很是恼火。以至于一看到就不免要骂一句才稍微解气。见过太多的被情绪所操纵的人,包括大学时候的自己,就像知道精神病患者是非常无法自控、痛苦的一样,绝不可能去指责那些有破坏性的情绪化。可是,有的时候,面对自我宣称无法控制的和自己有不能割断的关系的人,真是,即使做好一起承担的准备也会时时想要逃离。问题在于,他们即使知道如何行更“好”,却不断自我确认,我无法改变,因为过去造成了现在的我。弗洛伊德的笼罩性影响,真是副作用很大。陈光兴先生说得很对,要感谢陈映真先生,让我们有勇气开始去面对自己身边不忍也不堪回首的苦痛与羞辱,如果说陈先生的文字是要让“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严”,他做到了。直面历史,并整理它,才不致被摄住或压垮。历史是不会过去的,这是作者在文本分析中频频强调的。我们需要慰藉,可是过多的逃离性的慰藉就像是毒品,只是把人内心深处涌动的躁动压抑住了,没有消失,而是越积越多,人对毒品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最后,只能是被吞噬。也因此,关切那么多的间隔性的“崩溃”的原因,这是第二个追问的起点。是什么在挤压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精神世界?所以,对“第三世界”这个已经谈得多了的视角充满了期待,我们是可以有更多的他者,有更丰富的自我的,这样期许着。

(关于“新世相”,有一点讨论,应该记录下来,备忘的。第一反应很恼火,有另一种观点是“客观评价就好,广告总是声称自己是解决痛点的良药,跟我也没啥关系”,看了之后也不大认同,却又说不清原因,还觉得自己有些要以己度人。现在看来,不认同的原因就在于上面啰嗦的那些。而重新反思的结果是:其实,“客观评价就好”是对的,“跟我没啥关系”却不是。新世相是很聪明的,但是这么执于一端的宣传不过是一种也许完全自觉的策略,就像鲁迅先生的激烈的批判一样。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良心都有些不安……这样的宣传不代表新世相背后的策划者就只有这种想法,就像我若以某一种与之对立的观点去批驳这样的宣传,那也并不代表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认同我所认同的价值,而是,无论如何无法忍受这种在我看来是精神鸦片的存在这么明目张胆地去不断扩张自己的版图。)

二、赵刚先生的研究

赵刚先生的研究,姚老师说是可以模仿的,通过陈的写作去把握陈的表达,具有穿透力和包容性。

这一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一样强调要回归到具体历史语境进行文学批评。赵先生认为,跳过了作者的特定主体状态、略过了作者的社会历史背景,直接抽象化、永恒化、“人性化”的表述,除了让人们轻松地与自己根深蒂固的没有半点活力的观念(如“现代感”)的对接之外,并因此沾沾自喜外,没有半点其他的价值,既不能让小说真正值得称颂之处,也不能帮助我们反思当下各个层次的存在。

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是,赵说陈是有一个大的问题意识的,他不断追问的是:“在民族分断、冷战、白色恐怖,以及所有进步理想被窒息被麻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如何才是活着?”

而在赵先生的分析下,陈的小说中对于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超克对于还用梦在支持着自己的人来说,是很有力量的。

康雄的姐姐为了安息自己死掉的过去而要为真诚反叛的弟弟修一座墓园。贫穷抑或是别的“为难”所带来的“罪恶”,陈映真先生选择盯着它们看,彻底区别于旁观或回避。赵先生说他是永远的后街写作者,这是难的,也是我非常敬佩的。

对于《哦,苏珊娜!》和《祖父和伞》的解读很有意思。前者的李某是一个没有对这个世界有所爱的,只爱着自己的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也是虚无者;而后者,一个左翼男性青年终于反省到他对女性的傲慢是他的虚无主义的一大病根。即使尼采认为基督教所宣称的“爱”是奴隶道德作祟之下,在想象中打败强者的一个结果,第三世界解放神学的倾向还是有创造力的吧。“爱”还是有必要被剥离出来,放入到现在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吧。我好多次追问不同的谈改变、理想、革命的人,为了什么,这是曾经从空虚中挣脱出来之前,一遍遍追问过自己的。有的时候会得到这样的回复:我只是有“目标”,为什么非要我告诉你具体的“路径”?因为,没有路径的目标追求者,在追求着目标和理想的时候,都是凌空蹈虚地追求着的。而这也是导向虚无主义的极简易的“路径”。

“乡愁不就是爱”,而更多的时候,是自怜自艾、自恋自苦。

但是大地、人民也不全是可靠的。这也是我在一段时间内,不大能理清楚自己与父母、故乡、柴米油盐生活之关系的原因所在。

赵先生说,你对她们敬畏乃至于迷恋,但就在这当中,又同时萌发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惧怵乃至于嫌厌,因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却又是含混着那么多日积月累的惯性甚至惰性,有它的芜杂与无奈,而这些又搅拌着情欲呼唤,将任何追求乌托邦的、彼岸的(潜在)实践者,给拖入泥泞,成为“虫豸”。陈映真的矛盾牵连到对于“民粹主义”的认识与评价的问题。

那么,理想主义应该是不再寄望一蹴而就的,不该“玻璃心”的。赵先生说,前行的理想主义得要时刻回顾民众的日常生活,要尊严那活着的生命,并对大地、对自然,对生命的尊贵的脆弱,存有虔敬之心。理想主义的步伐是却曲的、颠踬地、自省的。

斯人已逝,“从文字所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连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缩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还如相晤对。”这是沈从文先生的话。早先,想及如今爱着、敬着的老先生们有的刚离去,有的也将会离去,就会觉得悲凉。昨日,还因此失言,s不提醒,自己一出口就觉到了。还是总会合上书的时候,想着,先生若还在就好。其实也说不出到底好在哪,不过是一种无需去深究的情绪,就不要任其胡乱伸长了。思想流动不止,已逝之人就好像还在这个世上,给还弱小的思想着的人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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