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大众文化

八日水
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迫使知识生产要服从于发展技术、发展经济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从而造成分类越来越细的现象。约翰费斯克把符号解读拿来代替了社会学分析。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断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日常生活乃由大众文化实践组成,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是内在与某一存在模式中的特定行为,暗示了阶级利益(在结构的意义上,联系着生产和财产关系)并不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仅靠自己的力量便可以存在。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增强被宰制者的自尊,是战术性甚至战略性抵抗的政治先决条件。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被支配的大众欲图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们自己生活的某些层面,特别是要控制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是转瞬即逝的。它不断地、焦虑地寻求新奇,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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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迫使知识生产要服从于发展技术、发展经济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从而造成分类越来越细的现象。约翰费斯克把符号解读拿来代替了社会学分析。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断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日常生活乃由大众文化实践组成,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是内在与某一存在模式中的特定行为,暗示了阶级利益(在结构的意义上,联系着生产和财产关系)并不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仅靠自己的力量便可以存在。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增强被宰制者的自尊,是战术性甚至战略性抵抗的政治先决条件。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被支配的大众欲图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们自己生活的某些层面,特别是要控制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是转瞬即逝的。它不断地、焦虑地寻求新奇,是由复杂化、工业化的社会生产出来的,而体验这一社会的方式,则是繁复且通常相互矛盾的。大众文化中具体文本的贫乏性,不只与其互文性阅读实践相关,而且也因为它的短暂性和重复性。大众文化只存在于其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而并不存在于稳定、自足的文本里面。大众文本属于“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各种各样的口语用法与单一的字面含义之间的差异,正是方言的、口语的、大众文化的与正式的、官方的、经受训练的用法之间的差异。口语立足于语境,而这语境不仅是物质的,也是时间与社会性的语境。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三个主要的标准:相关性,符号生产力,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大众文化的特征并不是暴力本身,而只是某种暴力,它的结构特征使它成为社会权力分配的隐喻。大众艺术总是被看做是多元化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要成为大众的,一个大众的文本必须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语境中,对于各式各样的读者具有相关点。人们不会依照中产阶级趣味所倡导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来评判大众艺术。相关性要求意义的多元化与相对性,拒绝封闭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中产阶级趣味和大众趣味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对距离和绝对性的看重,也在于它缺乏乐趣和某种共同体的感觉。高雅文化围绕“作者-艺术家”建立互文关系,这比围绕类型或性别政治建立的互文性要有限许多,而且高雅文化将文本视为技巧高超的对象。许多女人的艺术,从缝纫到烹调以致写日记,都被拒绝赋予艺术的地位,而被认为‘仅仅是’手艺罢了。这种评判性的区分方式所表明的,是其后运作的父权秩序的价值,而非文化事物本身具有的区别,或者生产文化事物的创造力的区别。现实主义的享乐主义与怀疑的物质主义是大众辨识力的决定性价值观。大众辨识力所关注的并非质量之批判,而是相关性之感知。大众辨识力并未局限于选择文本与文本的相关点,而是延展到选择那传递文本的媒体,以及最适合‘消费者的’社会文化位置与需求的消费模式。大众趣味是由被统治者的状况所塑造的,而最终被塑造成为大众文化的那些商品,不但与读者对被统治状况的体验相关,也与那些状况本身相关。文化商品的频繁再生产,不仅仅是文化工业的需求,也是大众文化的力量使然。经济学在自己的领域内运作,而意识形态则在文化领域内运作,以便将资本主义的体制自然化,就仿佛资本主义的体制是唯一的可能。有预定用途的场所与时间安排,显然是一种商业战略。但大众的用法不会遵照它的战略规划,因此,该场所变成无定形的、开放的,从而人们随心所欲地使用它。商业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与其他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别无两样,是对最大利润的追求。个人的身体是身体政治的化身,因此阶级的恐惧产生出对身体的恐惧,而社会控制机制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话语实践的运作,以便控制身体的意义与行为。身体的审美化,意味着没有赃物的身体,不会对社会控制与规训化的“洁净”提出范畴上的挑战。洁净意味着秩序,是社会的、符号学的与道德意义上的(仅次于神性),所以肮脏意味着紊乱,意味着威胁与无法无天。大众的快感出现在被宰制的大众所形成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中。这些快感是自下而上的,因而一定存在于与权力(社会的、道德的、文本的、美学的权力等)相对抗之处,并抵制着企图规划并控制这些快感的那一权力。大众的快感以两种主要方式运作:躲避(或冒犯)与生产力。许多大众的快感,特别是年轻人的快感,会转变成过度的身体意识,以便生产这种狂喜式的躲避(摇滚、舞蹈、药品的使用)。电视提供职业摔跤就是狂欢节冒犯式的身体快感。大众的快感通过身体来运作,并经由身体被体验或被表达,所以对身体的意义与行为的控制而言,便成为一种主要的规训机器。身体及其快感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力与规避、规训与解放相互斗争的场所。逃避式的快感往往集中在身体上,而生产对抗式意义的快感则集中在心灵。快乐是在社会意义上生产出来的,其根源是在宰制性意识形态的内部,他关注的是社会认同与承认,更是一种日常的快感。而狂喜则更联系着特殊的、狂欢的时刻。狂喜生产的是躲避社会秩序的快感,那么快乐生产的却是与社会秩序达成关联的快感。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并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对抗性与差异性,要比类似性与阶级认同,更有决定性,正是因为种种共享的对抗,造成了流动性,而流动性乃是复杂社会中大众的特征。将大众文化视为潜在的、而且实际上通常是进步的(虽然不是激进的)力量,而且这一取向基本上是乐观的,因为它在人民大众的生机与活力中,见出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及驱策这一变革的动机等迹象。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基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差异感,而非自由的多元主义,因为在这种多元主义里,差异最终要服从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功能,便是使这些差异保持原状。变化只能来自底层:有权有势的利益充其量是靠维系现状来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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