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 理想国 8.7分

灵魂与城邦的堕落

亦谌
《理想国》第八卷集中讨论了政体从理想的城邦逐渐堕落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以及僭主政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视为城邦内公民德性不断败坏的过程。在结构上,第八卷似乎是在回答第五卷四种生病政体的问题,但是在高度上,第八卷与第二、三、四乃至第五卷的建城实验是相似的,不过前者与后者在方向上是相反的。在经历了第六、七卷的高峰以后,苏格拉底将自己苦心建造的理想城邦一点一点瓦解,分析时仍采用灵魂-城邦的类比形式。“正义”与“不义”在《理想国》中被以政体的形式交换了位置。这种交换的发生是基于特拉叙马霍斯的论证,在建立理想城邦时,“不义”已经被打倒了。因此,第八卷(包括第九卷)是《理想国》中高度迅速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理想城邦最终堕落的命运。

    灵魂-城邦类比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对于灵魂-城邦类比形式的运用以及对堕落政体的分析都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九卷紧承第八卷,讨论正义者与不正义者幸福的差别,这也是之前研究的目标之一。真正快乐等级的下降正好对应政治形式的堕落以及从属于政治形式的人的类型的堕落。

《理想国》中对于灵魂-城邦的类比问题是建立在柏拉图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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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第八卷集中讨论了政体从理想的城邦逐渐堕落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以及僭主政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可以视为城邦内公民德性不断败坏的过程。在结构上,第八卷似乎是在回答第五卷四种生病政体的问题,但是在高度上,第八卷与第二、三、四乃至第五卷的建城实验是相似的,不过前者与后者在方向上是相反的。在经历了第六、七卷的高峰以后,苏格拉底将自己苦心建造的理想城邦一点一点瓦解,分析时仍采用灵魂-城邦的类比形式。“正义”与“不义”在《理想国》中被以政体的形式交换了位置。这种交换的发生是基于特拉叙马霍斯的论证,在建立理想城邦时,“不义”已经被打倒了。因此,第八卷(包括第九卷)是《理想国》中高度迅速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理想城邦最终堕落的命运。

    灵魂-城邦类比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对于灵魂-城邦类比形式的运用以及对堕落政体的分析都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九卷紧承第八卷,讨论正义者与不正义者幸福的差别,这也是之前研究的目标之一。真正快乐等级的下降正好对应政治形式的堕落以及从属于政治形式的人的类型的堕落。

《理想国》中对于灵魂-城邦的类比问题是建立在柏拉图所提出的“先读大字后读小字”[368d]的前提条件下的。它为政体变化所定立的原则是一种人类学原则,即灵魂是各种社会力量的整体,社会同时也是各种灵魂力量的整体,并通过欲望的变化来揭示灵魂的腐化过程。而后代的政体更迭往往建立在历史归纳上。苏格拉底分析城邦堕落的过程绝非是出于历史参照的,正如建城开始也不是出于历史参考而是为了讨论正义一样。虽然苏格拉底给出的“城邦谱系”中描绘的“不是历史的时间”[ [美]沃格林《<王制>议证》,张映伟译,《柏拉图注疏集 <王制>要义》,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43页],但是现实政体的堕落并非完全符合苏格拉底所描绘的过程,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与苏格拉底描绘的过程相逆的政体发展过程。这也是上述位置交换发生的原因所在,因为要讨论不正义的政治制度必须要从一个理想的制度出发,并且从不完美的政治制度中抽象出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是并不容易的[ [德]弗里德兰德,《<王制>章句》,张映伟译,《柏拉图注疏集 <王制>要义》,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40页]。因而这种政体模式虽不一定存在顺应模式,但是不可逆模式是存在的,这也是分析政体的人类学原则的优越性所在。

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理想城邦才算得上“一个”城邦[422e],其他形式的城邦都是各个部分拼凑成的集合,而每一个生病的城邦都是都应某种生病的灵魂的。依据灵魂-城邦的类比原理,这一三段论的结果就是:生病的灵魂也不是完整的,也是由不同的部分拼凑而成的。这一点也是本文的立足之地。本文旨在分析灵魂-城邦类比的可能性,以及在此条件下灵魂堕落与城邦堕落的关系。


层次 特征 指挥的力量
理智 爱知识、爱智慧 智慧
激情 爱荣誉、爱胜利 勇敢、节制、正义
欲望 爱金钱、爱利益
层次 特征 指挥的力量
统治者 商议 智慧
护卫者 帮助 勇敢、节制、正义
农民、工匠 挣钱

灵魂-城邦的类比意味着灵魂的组成部分对应城邦中的各个阶级,这一规则并没有针对城邦的某一种政体形式[435b]。令个人正义的灵魂诸成分之间的关系与另城邦正义的诸阶层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这一点本身也证明了灵魂组成与城邦阶级的对应并没有城邦必须正义的大前提)。在个人灵魂中,这种关系正是合理地通过教育实现了公民灵魂中“不必要欲望”的控制[558e]。(“诗人使人们转向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568b]苏格拉底在理想城邦中驱逐诗人并不是为了驱逐诗歌,而是为了遏制不必要的欲望,这一点正是这个道理。)

苏格拉底称,这种不必要的欲望从小是可以纠正的,而如果受到这种欲望的控制,就可能会产生“雄蜂”式的人物[559c]。正如灵魂-城邦类比的假设没有基于理想城邦一样,我并不认为对于欲望的必要以及不必要的划分也是基于理想城邦的[559b]。正是因此,苏格拉底才能够说寡头一类人是受到必要欲望的控制的[559c]。然而我们并不能将不必要欲望(而非欲望)作为城邦堕落的驱动力。需要看到的是,寡头分子的节制和荣誉政体中的爱荣誉仍属于必要的欲望,这些特质在理想城邦中是依旧存在的。比如,爱荣誉者在理想城邦里被培养为战士,并以维护国家、捍卫哲人王订立的法律为荣[429c]。因而城邦建成时,爱荣誉者是受到自己的理智统治的,这种统治在外表现为受到哲学家的统治。同理,理想城邦中节制而爱财的分子并没有获得统治地位,而是处于低级的阶层。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一人一事原则让受到灵魂中较好部分的人来掌管城邦、统治那些受到灵魂中较差部分支配的人,才防止了城邦出现德性和阶级倒置的情况,这与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是契合的。

家庭教育与血统冲突

苏格拉底看到,这种非智慧者称王是城邦的疾病最容易滋生的地方,因而在分析政体堕落之前,苏格拉底给出的政治变动的原因是统治阶级的不和[545d],这种不和是与理想城邦中统治阶级共同体相对应的。这种不和最初的表现就是铜铁种与金银种在统治阶级的鱼龙混杂。在这里,虽然由于“计算错误”“不适当”地产生了一些孩子,但是这些孩子能够掌权还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父辈的权力”[546d]。这种“血统的冲突”[547a]愈演愈烈,直到后来的政体更迭,都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家庭内父子关系的保留。

在《<理想国>的内与外》中,李尔提出了苏格拉底灵魂-城邦类比的一种模式,即内化-外化的模式[ [美]李尔,《<理想国>的内与外》,刘未沫译,《经典与解释 <理想国>的内与外》,华夏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19-28页],认为教育影响灵魂,而灵魂模仿教育以实现内化;公民以及统治者将灵魂的各个部分外化为行为影响整个城邦,即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与灵魂活动相反的向外运动的过程。基于灵魂-城邦的类比原则,这一模式可以表达为“教育部分:灵魂部分:城邦阶级”。也就是说教育、灵魂和城邦是相互平行的三级关系。在第八卷的公民教育中,苏格拉底所揭示出的教育都涉及到家庭内部的教育,如父子教育、父母教育甚至于仆人的教唆。这一点与理想城邦中的反诗歌、尚体乐的全局思维相比是十分个体化的。在贵族-荣誉过渡阶段中的父亲的话语与外部政治影响两种力量的争斗中,其儿子荣誉政治变成了一个“折中性的人物”[550b],成了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荣誉政体父亲在政治上触礁,丧失财产,因而儿子寡头政治变得爱慕钱财[553c];寡头政治的压榨使贫民爆发革命,在这里寡头政治家也要按照自己的样子教育儿子,使其成为一个与内在节制的人,然而儿子遇到了“雄蜂式”的人,发生了从寡头思想到民主思想的转变;在这种民主的思想下,父子平等,儿子僭主政治将父亲赶出家门,甚至可能是杀父之徒。苏格拉底将政体类比为人,通过一个人家庭教育的内化过程去类比政体更迭的外化过程。灵魂-城邦类比合理性消除了这种用片面代替成体的不合理性,而使得这两次方向不同的类比能够成立。虽然理想城邦像是一个放大的家,但是它通过共产共妻消除了统治阶级的家庭概念,因而防止了非理想城邦中不正当家庭教育带来的堕落的发生。这种家庭教育与城邦政治间的大小差异感,或许是因为上式比例的二次放大。

在费拉里批判李尔过分强调教育对于公民的影响时说:“个体品质形成的说明,同关于其对应的城邦如何形成的说明之间,还是一种完全分离的平行关系,尽管二者有所类似。”[ [美]费拉里,《城邦与灵魂:诸种误解》,黄俊松(译),《经典与解释 <理想国>的内与外》,华夏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73页]在分析城邦的堕落时,苏格拉底强调的固然是家庭教育的“内化”,与外界社会未见明显关系。李尔称“模仿”为内化的形式,并未强调这种模仿的来源是来自家庭还是社会教育,这也是费拉里没有看清的一点,但他固然承认这种教育-灵魂-城邦的平行关系。

到城邦政体堕落的最后,苏格拉底仍然在父子类比上乐此不疲,把最后的僭主看作杀父之徒。城邦堕落以父子关系展开以儿子弑父为结局,一方面揭示了僭主政体是最缺乏德性的、最不正义的政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灵魂-城邦的比喻,那么理想城邦中的”共产共妻“是势在必行的。

关于二元论的一些疑问

“即便在善占据中心地位的《王制》中,宇宙的二元论问题也不能完全被忽略不顾。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在爱欲的二元论中,善恶二元论被还原到了它的经验基础上。因为灵魂中好的爱欲和坏的爱欲靠的很近,灵魂可能不是通过超越自身而获得自身,就是由于固步自封和自我以来而丧失自我。”[ [美]沃格林《<王制>议证》,张映伟译,《柏拉图注疏集 <王制>要义》,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53页]对于沃格林的这段话,我的理解是:苏格拉底以爱欲的必要性划分,通过不同个体灵魂的分析来讨论正义与善,而这种“经验基础”正是不同灵魂在城邦中的体现;而在个人层面上,这种二元论表现为受到“非黑即白”的欲望驱使超越自身或丧失自我,但是并没有通过好的爱欲毁灭自己或者是由于坏的爱欲而超越自己的情况存在,像是被分为两段的线段,不可能由一个端点不经中点而到达另外一个端点。

但是我们在城邦堕落的过程中似乎很容易发现这种“由一个端点不经中点而到达另外一个端点”的现象发生:“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集权政治的需要。”[562c]“(寡头分子)对于道德不闻不问,像一般穷人一样。”[556c]“‘物极必反’,这是真理。天气是这样,植物是这样,政治社会尤其是这样。”[563e]“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为极端的奴役。”[564]这颇有乔治·奥威尔《1984》的意味。

在寡头政向民主政体,或是民主政体向僭主政体堕落时,苏格拉底采用的都是这样的论证方法,但是在从理想整体堕落到荣誉政体或是从荣誉政体到寡头政体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形式。前者,其用神话缓和了问题的尖锐性,在解释过程中其加入了外部社会的混乱因素但并未解释这种社会混乱产生的原因,认为父亲说教和外部社会两股力量催生了荣誉政治;对于后者,其解释为荣誉分子父亲政治触礁或遭人告密而面临破产。如果说我们可以认为追求财富寡头政治因为过于追求财富导致破裂,追求自由的民主政治因为过度自由而导致破裂的话,这种范式对于荣誉政体甚至是理想城邦都是不适用的。

如果我们把荣誉政体和理想政体看作是灵魂中意气与理智的外化,那么意气本身并无善恶可言,因而不能发生“物极必反”的情况;而对于理智而言,其外化的城邦过于理智似乎并无损失。在一个秩序和谐,追求智慧的正义城邦中,对于秩序和谐和智慧知识的过分追求起到的似是推进作用,这一点是否可以解释理想城邦的稳定性呢?但是在理想城邦中仍存在“共产共妻”的平等状况,为什么没有出现“极端的平等就是极端的不平等”的状况呢?与同样追求极端平等的民主社会相比,理想城邦是消除了公民的财产意识的。在民主社会堕落的阐述中,苏格拉底举出的被诬僭主、贫民革命以及共同参军的情况都基于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这种情况在理想城邦的统治阶层中发生的星火可能已经被苏格拉底彻底熄灭了。对于私有财产的需要也是由于“家”的概念的形成。如果理想的统治状态能够实现,那么在工匠、农民阶层出现私有财产也不会撼动城邦的稳定。

对于政体来讲,那条直线的两个端点就像被结合起来而成为了一个圆,对于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来说,他们是可以“跨越”的;但公民是不可以“跨越”中点,从一个极端转化到另一个极端的。在城邦层面上,寡头和僭主政体堕落意味着某一类社会阶层占据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在原有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阶层下台。如果《理想国》想呈现的是一种“政治谱系”的话,那么它必然是连续的,但是在政体更迭之时,作为放大和类比对象的灵魂却随着阶级的变迁不能保持其连续性。这也许是灵魂-城邦类比也许仍可以保持平行,但是在数学意义上不会是完全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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