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 汉学师承记 评分人数不足

江藩与《清史稿·儒林传》

榆木疙瘩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江藩在廣州將其於六年撰成的《漢學師承記》一書付梓刊行。此時江藩正在兩廣總督阮元府中作幕,阮元不僅資助了《漢學師承記》的刊行,他還為此書作序。阮元於《序》中稱:“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受,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道光二年(1823年)冬末,江藩又在廣州將其所著《宋學淵源記》一書刻成。江藩寫作《漢學師承記》有為編修國史準備資料的目的,故而其言:“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江藩作《宋學淵源記》則有為國史補闕的考慮,他認為有清一代儒林中“以名儒為大臣,其政術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但有些學者事跡傳播不廣草而國史不載,更應該為他們立傳。因此“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代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

《漢學師承記》共八卷,正傳四十人,附傳十七人及不見於目錄者若干人,與《清史稿·儒林傳》立傳人物重合者42人。《宋學淵源記》二卷,卷上十人,卷下二十一任,附記八人,與《清史稿·儒林傳》立傳人物重合者26人,《清史稿·儒林傳》中不見於《清國史·儒林傳》的一部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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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江藩在廣州將其於六年撰成的《漢學師承記》一書付梓刊行。此時江藩正在兩廣總督阮元府中作幕,阮元不僅資助了《漢學師承記》的刊行,他還為此書作序。阮元於《序》中稱:“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受,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道光二年(1823年)冬末,江藩又在廣州將其所著《宋學淵源記》一書刻成。江藩寫作《漢學師承記》有為編修國史準備資料的目的,故而其言:“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江藩作《宋學淵源記》則有為國史補闕的考慮,他認為有清一代儒林中“以名儒為大臣,其政術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但有些學者事跡傳播不廣草而國史不載,更應該為他們立傳。因此“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代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

《漢學師承記》共八卷,正傳四十人,附傳十七人及不見於目錄者若干人,與《清史稿·儒林傳》立傳人物重合者42人。《宋學淵源記》二卷,卷上十人,卷下二十一任,附記八人,與《清史稿·儒林傳》立傳人物重合者26人,《清史稿·儒林傳》中不見於《清國史·儒林傳》的一部分史料,就是取自《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二書。《清史稿·儒林傳》在引用《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史料時,都對其進行了刪節改寫,並對行文體例予以劃一。

《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能夠成為《清史稿·儒林傳》的直接史源之一,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漢學師承記》為清代漢學家立傳,《宋學淵源記》為清代講求理學的人物作傳,它們的編纂都採用傳記體且學分漢宋,這與《清史稿·儒林傳》的編纂方法大致是相同的。二是《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都是成書於《清史稿·儒林傳》之前的傳記體學術史著作。而且在《清史稿》和《清史列傳》問世以前,《漢學師承記》一直是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基本史料。此外,《清國史·儒林傳》即有部分史料即來自二書,如《張爾岐傳》、《馬驌傳》。因此《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受到《清史稿·儒林傳》編纂者的關注並成為《清史稿·儒林傳》的史源,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關於《清史稿·儒林傳》立傳人物的分別漢、宋的分卷方法,應該也是受到了江藩的學術史編撰思想的影響。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云:“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向風。” 此言正是對清代官方漢、宋兼採的學術基調的充分證明,故而其在國史館修撰《儒林傳》時也與官方的學術基調保持一致,持漢、宋調和的立場。正如《擬國史儒林傳序》的阮福按語所言:“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 但是阮元的這一學術觀點並不為他人所接受,首先阮元的同鄉兼同學江藩即不接受漢、宋調和的立場。據戚學民的研究,江藩在阮元出任國史館總裁修撰《儒林傳》時,用不到兩年的時間修成《漢學師承記》一書,是為了以此來對阮元修撰《儒林傳》施加影響。李紀祥即言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一書以稱之為第一本有關‘清史儒林傳’前置階段的寫史之作,用近代語彙來說,便是第一本有關早期清學史的著作。” (李紀祥:《清代學術之‘開端’》,《漢學研究》第27卷第3冊,第283頁。)

江藩自述《漢學師承記》一書的撰述目的時說道:“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因此江藩編撰《漢學師承記》是用成稿的傳記向阮元提出了修撰《儒林傳》的學術原則和立傳人選的具體建議。 《漢學師承記》一書中以“漢學”和“師承”兩個要素構建起了以“漢學”為中心的學術體系,豎起了“漢學”的大旗。作為《漢學師承記》的姊妹篇,《宋學淵源記》的編撰則有為國史補闕的考慮,江藩認為“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斌、李光地、張伯行等“或等臺輔,或居卿貳,以名儒為大臣,其政術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遺譏當世”, 故而其“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代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宋學淵源記》一書記載了清代的宋學人物並反映了清代理學史的基本面貌,與《漢學師承記》記載清代漢學的情況形成了互補,“兩者共同構成了清代學術的某種整體圖像” 。(戚學民:《阮元<儒林傳稿>研究》,第329頁。)因此可以說,《漢學師承記》和《宋學淵源記》在清代學術史編撰方面開了學分漢、宋的先例。在李紀祥看來,江藩的做法和《宋史》的修撰者另立《道學傳》與《儒林傳》並列為同一修傳模式,只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僅有《儒林傳》的情況下以“漢學”作為《儒林傳》的主體和主軸。(李紀祥:《清代學術之‘開端’》,《漢學研究》第27卷第3冊,第284頁。)

阮元的《儒林傳稿》採取了將漢宋混而一之、不區分門徑的編撰方式,說明了雖然江藩的“學分漢宋”的學術史編撰思想未能被阮元所接受,但是江藩的這一學術史編撰思想對後來的學術史編撰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的國史館《國史儒林傳》上卷主要記錄宋學人物,下卷主要記錄漢學人物。這說明瞭在國史修撰層面上,《儒林傳》的修撰也採取了學分漢、宋的編撰方式。或許受此影響,後來幾部私人撰輯的傳記體史書《國朝學案小識》、《國朝先正事略》、《國朝耆獻類征初編》中的儒學部分和《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等也大致採取了學分漢、宋的學術史編撰方式。

從清代國史館《國史儒林傳》、到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可以看出道光以降,無論是國史還是私人撰著,有關清代學術史的傳記體史書大多採用了分別漢、宋的編撰方式。而這種清代學術史的編撰方式,也正是清代學術史發展流變在文獻上的表現。清朝入關後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將朱子學定為官方學問。在官方的大力扶持下,朱子學在清初出現了復興。自明末以來陽明學的影響力日漸減弱,部分陽明傳人對陽明後學空談心性的流弊進行矯正,故而陽明學在清初也出現了革新。朱子學和陽明學共同構成了清初學術史的主流。然而自明末以來的具有反理學思想傾向的經史之學開啟了清代的“漢學”考據之風,“漢學”出現後,逐漸形成了與理學分庭抗禮的形勢,漢、宋之爭便逐漸成為了清代學術史中的重要事件,並對此後的學術史書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朝欽定諸經註皆漢宋兼采,折衷至當,乃後來諸儒悉貴漢而輕宋” (羅振玉:《清代學術源流考》,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35頁。),羅振玉此言正好對清代學術史的發展特點做出了簡單的概括。繆荃孫在學術上深受乾嘉學派治學方法影響,漢、宋之爭的學術觀點和道光以來分別漢、宋的史書編撰方式或許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故而在《擬開館辦法九條》中對《儒林傳》的修撰提出了“上卷宋學,下卷漢學”建議。繆荃孫曾於光緒六年(1880年)重修國史《儒林傳》,對《國史儒林傳》有所更正,其學術觀點無疑會對《國史儒林傳》的修訂產生影響。這些經繆荃孫等修訂的《國史儒林傳》是民國修清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其分卷標準和編修體例則會直接影響《儒林傳》的分卷。此外,民國清史館修撰《儒林傳》正是按照繆荃孫等的建議按照學分漢、宋的方式修撰而成的,這種修史指導思想也直接影響了《儒林傳》的分卷。

江藩修撰《漢學師承記》原本是藉此向阮元提出修撰《儒林傳》的以漢學為主軸的學術原則和立傳人物的選擇標準,其續撰《宋學淵源記》更是對“以漢學為主軸”這一修撰《儒林傳》的學術原則和立傳人物的選擇標準的強調和支持。雖然其本意未能得到阮元的回應,但是卻在近百年後的民國清史館《儒林傳》的修撰中得到了回應,並對民國清史館《儒林傳》的編撰方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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