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 逃亡 9.2分

关注旧时代的个体命运,使他成为前苏联现代戏剧大师

何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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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前苏联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在中国一直处于偏冷门的状态。他的小说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将繁复华丽的叙事技巧与犀利深刻的讽刺精神融为一炉,成为二十世纪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布尔加科夫还是一位剧作大师,他的剧作多次在莫斯科艺术大剧院上演,并深受公众欢迎。前苏联著名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事实上,莫斯科艺术剧院只有过两个作者,契诃夫和布尔加科夫。布氏之于苏联剧坛的地位可见一斑。

“布氏风味”戏剧在前苏联剧坛的独特之处

布尔加科夫从事戏剧创作的时代,正值十月革命让俄国改头换面之时。“陈旧过时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在当时被抛弃,整个国家似乎将迎来一场崭新的巨变。在作品中拥抱主流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剧作家们创作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原则。这个时期活跃在剧院中最典型的戏剧就是“革命英雄剧”,而这些剧作主题浅显,角色性格与行为也极度模板化、标签化,与其说是剧作家们的创作,莫如说是披着“创作”外衣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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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前苏联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在中国一直处于偏冷门的状态。他的小说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将繁复华丽的叙事技巧与犀利深刻的讽刺精神融为一炉,成为二十世纪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布尔加科夫还是一位剧作大师,他的剧作多次在莫斯科艺术大剧院上演,并深受公众欢迎。前苏联著名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事实上,莫斯科艺术剧院只有过两个作者,契诃夫和布尔加科夫。布氏之于苏联剧坛的地位可见一斑。

“布氏风味”戏剧在前苏联剧坛的独特之处

布尔加科夫从事戏剧创作的时代,正值十月革命让俄国改头换面之时。“陈旧过时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在当时被抛弃,整个国家似乎将迎来一场崭新的巨变。在作品中拥抱主流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剧作家们创作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原则。这个时期活跃在剧院中最典型的戏剧就是“革命英雄剧”,而这些剧作主题浅显,角色性格与行为也极度模板化、标签化,与其说是剧作家们的创作,莫如说是披着“创作”外衣的宣传品——简单粗暴的美学观念和过分直接的主流宣传的结合。

站在今天反观这些“革命英雄剧”,我们已经不会觉得它们有太多美学上的价值。 而布尔加科夫的戏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成为了一种颇为独立的存在。因为在众多的剧作都在极力展现“集体主义”观念的时候,布尔加科夫依然在戏剧创作中热衷表现独立的个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所表现的“个人”,很多时候还是“旧时代”的人,他们守旧、传统,甚至很多时候与新时代的观念无法合拍。在他二十年代戏剧代表作《土尔宾一家》中,主要角色都是效忠沙皇的“反革命者”,而《逃亡》一剧中的主角则是一名昔日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这样的选题视角本身在彼时的苏联,就是一种极为大胆的标新立异之举。更何况,布尔加科夫将这些革命语境中的“反面人物”进行了细致饱满、有血有肉的刻画。

熟悉编剧之道的读者应该能心领神会布尔加科夫对人物形象选择的独到之处,剧中人物形象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决定那部剧成败与否。当剧作家在构思笔下的人物时,他是真的对其有兴趣,还是因为“市场需求”才创作一个这样的人物?若是怀抱着后者为出发点去创作,那么剧中人物的塑造从根本上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在作者的头脑之中,已经预设了剧中人物的标签属性,而忽略了他们作为具体的人的一面,那些包涵着复杂、多元和矛盾的性格色彩才是优秀的人物形象所必须的要素。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其他的外在要素,都不应该是创作每一个戏剧人物的首要动机。这看似浅显易懂的道理,很多剧作者却在创作了很多流水线式千篇一律的作品后才恍然大悟。

时代巨变下的个人命运,是布尔加科夫剧作的关注焦点

《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一书收录了布尔加科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戏剧代表作。《逃亡》《土尔宾一家》在2004年的时候已经有中文译本。此次新版的《逃亡》在原译本基础上,又添加了《卓伊卡的住宅》《紫红色岛屿》《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巴统》等几部全新作品。至此,中文读者有幸得以一睹布尔加科夫在小说写作之外,同样精彩的戏剧成就。 收入本书的七部剧作,除了《土尔宾一家》与《莫里哀》改编自作者的长篇小说之外,其余几部皆为原创剧本。

《土尔宾一家》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经典老牌话剧,这部剧改编自他的小说《白卫军》。故事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以及弟弟尼科尔卡等人都是乌克兰内战时期效忠由德国扶植的“西乌克兰”傀儡政权的守护者,他们坚定地站在政权首领盖特曼这一边。然而在反对派彼得留拉开始攻入基辅时,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主人公的妹夫塔里别尔格,一位总参谋部上校,嗅到盖特曼政权要垮台的味道,抛下自己的妻子叶莲娜,凭借私人关系坐上了开往德国的火车。丈夫在临走之前,非但不想携妻子一起走,还警告妻子不准在他不在的时间内出轨,剧作将塔里别尔格的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刻画的十分到位。叶莲娜身边不乏追求者,在丈夫走后,一开始叶莲娜的确不愿背叛自己的丈夫,但是随着时局发生改变,叶莲娜也意识到他的丈夫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最后决定嫁给一直孜孜不倦追求她的盖特曼的私人副官舍尔文斯基。当最后一幕,布尔什维克攻入故事的发生地基辅时,叶莲娜的丈夫也终于从德国赶了回来,这时的叶莲娜却早已对丈夫心灰意冷,并决意与这个自私的丈夫离婚。

在构建《土尔宾一家》中上上下下的人物关系时,布尔加科夫还在本剧中刻画了作为傀儡执政权首领的盖特曼,他眼见战事不妙,不无滑稽地乔装成德国军官,坐上火车欲逃到德国。然而他的手下们却一片赤胆忠心,不肯相信这样的事实,更把告诉他们真相的炮兵上校——本剧主人公之一阿列克谢斥之为“叛徒”。剧中借阿列克谢之口直斥了这场战争的荒谬和无意义:“我的朋友们,不但没人可保卫,甚至连指挥我们的人都没有了。”剧作尾声,在耶稣受洗节前夜,布尔什维克来了,一切似乎都要换新颜,时代似乎要在此刻发生巨变,然而大尉斯图津斯基却说:“对有些人来说,是序幕,对我来说,是尾声”。这句话作为全剧最后一句台词,凸显的不仅仅是斯图津斯基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更是众多俄国平民在面临一个崭新时代时,出现的犹疑和困惑。在时代风潮巨变之下,有人成了狡黠的投机分子,有的人在新秩序面前彷徨无措,陷入虚无,有人却死死坚守一个逝去时代的价值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原著与剧本在人物命运上设计出现了多处不同。举两个例子: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列克谢受到彼得留拉的军队进攻之后,并没有如剧本中那样壮烈牺牲,而是逃到了一个女人家中,在那里获得了救治,还收获了爱情;另一处较为明显的改编则是原著中,叶莲娜逃亡德国的丈夫并没有在布尔什维克攻入基辅时回来,在小说结尾处,叶莲娜收到丈夫寄来的信件,信上告知叶莲娜,他已经与别的女人结婚了。 由此可见,布尔加科夫的原著小说戏剧性并不强,它着重展现的是人们在面对时代巨变时不同的反应状态,叙事场景较为集中,人物的命运也并没有太强烈的起伏;而在改编剧本中,布尔加科夫有意地进行了适度的情节改编,以期营造出更强烈的戏剧效果。不过,这部剧也有一定的缺陷,仿佛是为了故意凸显和放大土尔宾一家对白卫军的忠诚态度。剧中将乔装成德国士兵的执政官盖特曼塑造得过分标签化,在得知军心溃散,将领出逃后,几乎没有任何情绪性反应,就决定赶快自保,乔装成德国军官逃亡出去,而后续也再也没有盖特曼的线索,盖特曼只是成为剧作中叙事推进的一环而发挥作用。

布尔加科夫如何塑造青年斯大林

布尔加科夫剧作中塑造的大部分都是不合时宜的人物,但剧作集收录的最后一部作品《巴统》的主人公却是青年时期的斯大林。在谈论这部作品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及布尔加科夫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布尔加科夫的作品,算不上“无产阶级文学”,但是斯大林却非常欣赏他作品中的锋利、坦荡和诚实。《土尔宾一家》在三十年代能够重新上演,据说就源于斯大林有次问起剧院经理为何剧院里很长时间来都看不到《土尔宾一家》了。而在公开的史料记载中,布尔加科夫也曾经亲自给斯大林写信,并多次得到了斯大林的幸运关照。斯大林在得知布尔加科夫要写“青年时期的自己”时,显然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布尔加科夫无意塑造一个脸谱化、标签化的斯大林,他想写的斯大林,就像其塑造的其他人物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不同于当时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流行的斯大林形象。可惜的是,剧本写完后,斯大林并不满意这样的作品,也未能上演。

《巴统》从青年斯大林从神学院被开除写起,这个时期的斯大林已经是一名宣传社会民主学说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学校里所讲授的知识不屑一顾,对于被学校开除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一个吉普赛女人为斯大林算了一卦,说他以后将成为一个大人物,斯大林为此花了一个卢布,并且自信满满说“这个卢布花的值”。此外,剧作中也有很多幽默滑稽的片段,老人列杰布深夜探访斯大林,知道斯大林晚上在偷偷印东西,他和许多百姓竟然都以为斯大林是在偷偷印假钞,斯大林只好拿出传单来对老人解释印传单就是“为了发动他们起来反抗沙皇,要让所有人知道,究竟有什么不好”。

此外,《逃亡》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这七部剧作中形式上不那么现实主义的作品,前者由彼此互相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八个梦境组成,昔日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在面临失败的结局后,就开始噩梦连连,不断地在世界各地逃亡,心智饱受摧残,最后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只能以死解脱。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则借用“穿越梗”,让主人公从苏联时代穿越回到伊凡雷帝时期的俄国,将两个时代进行了微妙的勾连和对比。

布尔加科夫的剧作虽然和他的小说一样,不无荒诞、夸张、变形的风格元素,但整体而言还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下的写作。与其他“白银时代”的杰出作家一样,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在苏联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充满了对个体命运的深切悲悯和关怀。

我们可以从当时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中,窥见布尔加科夫如何定位自己:“在苏联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不像一只狗。”这段诚恳的夫子自道,某种程度上已经预言了布尔加科夫在后来的命运沉浮。

不同于布氏的小说所表现出明显的“魔幻现实”特色,他的剧作则展现了另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布尔加科夫,一个从小成长于传统的东正教知识分子家庭,接受正统的俄罗斯古典教育的文学家。从这个意义上看,布尔加科夫虽然成长于白银时代,但是他的精神性却是与十九世纪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批判文学传统接轨的,即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时代,他的作品中都不乏卓绝的道德勇气和对现实苦难的深刻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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