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权的回归(搬运)

戴正
唐代政府行“委员会制”,取代自汉代以来的“领袖制”,通说认为:是“群相”取代“独相”。相权,即统领政府的权力,相当于今日广义的“行政权”,涵盖了立法,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行政活动。但是,唐代将完整唯一相权拆解为决策,执行与封驳审议三权,不均等地配给于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是谓“三省六部”制。

      汉代业已完成政府和皇室的分离,相权与皇权共享主权。奇怪的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倒退之势。晋代君主惮于三国时曹氏擅权,惧怕宰相威胁自身,执意将相权夺回。“三省”之制原是皇权与相权强行合一之产物,“尚书”一词的原意“执掌文书”,是为君主的私人秘书,地位相当于皇帝的私属。魏晋政府俨然与皇室合一,皇帝将“相权”交付给尚书,中书和门下三位私属行使,木兰诗里的“木兰不做尚书郎”中的尚书即为私属之一,然而私属是没有独立地位的,相当于“编外人员”而已。魏晋南北朝多战事,国家混乱不堪,行政压力相当巨大,尽凭皇帝鞠躬尽瘁和几个“私属”的兢兢业业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行政调控的客体也是多重的,于是皇帝为尚书,中书和门下三位秘书配属了许多属官,“三省”逐步实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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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府行“委员会制”,取代自汉代以来的“领袖制”,通说认为:是“群相”取代“独相”。相权,即统领政府的权力,相当于今日广义的“行政权”,涵盖了立法,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行政活动。但是,唐代将完整唯一相权拆解为决策,执行与封驳审议三权,不均等地配给于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是谓“三省六部”制。

      汉代业已完成政府和皇室的分离,相权与皇权共享主权。奇怪的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倒退之势。晋代君主惮于三国时曹氏擅权,惧怕宰相威胁自身,执意将相权夺回。“三省”之制原是皇权与相权强行合一之产物,“尚书”一词的原意“执掌文书”,是为君主的私人秘书,地位相当于皇帝的私属。魏晋政府俨然与皇室合一,皇帝将“相权”交付给尚书,中书和门下三位私属行使,木兰诗里的“木兰不做尚书郎”中的尚书即为私属之一,然而私属是没有独立地位的,相当于“编外人员”而已。魏晋南北朝多战事,国家混乱不堪,行政压力相当巨大,尽凭皇帝鞠躬尽瘁和几个“私属”的兢兢业业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行政调控的客体也是多重的,于是皇帝为尚书,中书和门下三位秘书配属了许多属官,“三省”逐步实体化,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官署。到了隋代,三省从“秘书”机构摇身一变为正式的政府了。

       至于唐代,三省俨然是最高的行政机关了,而且是法定意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这是必然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可能交由一位君主和三位“秘书”来打理,须仰赖一个精细的干练的政府来打理,于是皇帝“将皇室滥用之权重交于政府”。钱穆:认为三省绝非是强化皇权之举,而是“还权之举”,笔者予以赞同。但是皇帝不愿让“相权”与自己分庭抗礼,于是分而制之,将最高行政权力不均等地分配给三个机关行使:中书省执“定旨出命”,门下省掌“履核封驳”,尚书省行具体事宜。三省之中,中书省系最高决策机构,地位最高。

      相比于前朝,唐代没有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只有国家元首——君主,这就避免了独相对抗皇权了,出现诸如王莽,曹操,司马懿之宰相了。此举并非“夺权”之举,为“平权”,即皇权的自我保护。正如解开狗链让狗自由走动,主人须得为其套上嘴套一样,既得让其自由,又得保证它不会伤人。此后历朝均没有宰相篡权现,即便是有宰相擅权也是个案,终究没有篡位夺权者出现。通说认为“明代,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完全消灭”,但笔者认为唐代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就已消弭。

     “唐宰相”是集合概念,因相权是由三省长官共同行使的,其外延有左右仆射(曾为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中四官,这是法定意义的“宰相”;也有诸如“参知政事”“中书门下同平章事”等“实质宰相”。各个宰相聚于“政事堂”与皇帝共商国事,“政事堂”常设在中书省,于是形成了政治惯例:中书令实际地位最高,成为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日后玄宗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中书令加衔“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成为法理上的首席宰相。这也标志着相权回归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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