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思想启蒙之旅

元杂剧的新型语言模式对之前的模式有很大突破，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风格，是元代的重要文学革新之一。这种革新不仅标志着文学新潮流的出现，其思想和语言特色更是展示出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萌芽。
一、元杂剧的艺术世界——以关汉卿剧本及王实甫《西厢记》为例
元杂剧的特征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首先结构上看，每一个剧本都以“折”为单位划分，每一折开头一般是一段话，交代这一折的发端，剧情的背景，主要人物的姓名、人生经历等，在“折”的中间，则采取口白和演唱相结合的形式，口白处会注明“某某云”，而演唱处会标明调式，如【越调】【端正好】【滚绣球】，有时是一个调式，有时是两个并列，如【仙吕】【赏花时】，演唱的内容需要符合调式的规定，与词牌对词的规相类似。而在全书最开端，会有“楔子”，引起书的内容，交代背景等。其次从语言风格上看，相比之前诗歌中的“雅”，柳永等人的词开启了“俗”的风潮，此俗为通俗之意，使文学更加向士阶层之外的普通人群靠拢，到了元曲，风格则更加浅俗，创作也更有针对性，主要是由戏子来表演，供下层百姓欣赏，却为学识渊博的士大夫所不齿。《西厢记》等书，甚至被视为“淫书”禁止百姓阅读，但却屡禁不止，甚至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无不反映出在理学对思想的严格限制中，人们渴望自由，挣脱束缚的愿望，也可以视为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最后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相比较唐传奇对人物的刻画，元曲的描写则显得更加大胆直接，人物的形象普遍生动活泼，具有十分鲜明的性格特点。
下面结合《西厢记》和关汉卿杂剧创作具体分析。
《西厢记》最初故事源于元稹的《会真记》，但与元稹对违背礼教行为的批判主题大相径庭，《西厢记》讲述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从普救寺的初会开始，经历了“智退贼兵”，“夫人毁约”，“二人私会”，“张生应考”，“金榜题名”，“再续良缘”几部分，可谓一波三折，波澜起伏。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丰富多彩，主要人物如红娘的大胆泼辣，莺莺是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大家闺秀，性格既受封建束缚，又有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泼辣，具有复杂性，张生则自始至终“疯魔汉”，是个痴情人，志诚种，而夫人则是传统礼教的代表，较为严苛死板，其中还有一个人很有趣，是为张生送信给杜将军的小信使，他的性格刻画也很生动。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十分浅俗易懂，却又不失之平淡，显得婉丽。常用“我”“俺”“儿”等等词语，从柳永的语言俚俗化开始，文学阶层逐渐下移，直到《西厢记》等元曲，语言实现全部俚俗、通俗化，更适宜广大群众阅读欣赏。虽然俚俗，但又不失美感，如“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写尽思念之愁苦，“碧云天，黄叶地，秋风紧，北燕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更是道着道不尽的离愁，说着说不尽的思念，对失眠的描写：“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也是将失眠量化、场景化，没有佶屈聱牙的文字表达，简单几句话，却十分精巧，有李清照“人比黄花瘦”之俗妙。同时书中善于化用前人词句“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化用李煜《一斛珠》“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善于从语言，动作，细节中刻画人物。在张生收到信准备赴“跳墙”之约的时候，书中这样写道：“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呵！碧空万里无云，空劳倦客心……”一连用了七个“呀”“再等一等”，平俗的语言，却显示出张生收信后心情的激动，急于赴约分秒都等不及的心情。比如红娘曾嗔怪崔莺莺，怒时斥责张生违背兄妹礼节，欢时又求红娘：“红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表现出崔莺莺生在封建世家，没法摆脱礼教的束缚，却又渴望自由爱情的复杂心理，像红娘说的：“俺姐姐语言虽是强，脚步耳早先行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嘴上说得好，身体却很诚实。而张生则一直有着“痴汉脸”，第四本中开头写道，风吹过竹子的声音，他却以为是莺莺的玉佩声，月亮照耀下花影飘摇，他以为是莺莺来找他，他呆呆的一遍遍问仆人，倚着门等莺莺，书信却杳然，连院子里的狗都急的狂吠不止，这几个动作将他的“志诚种”的痴汉形象刻画的十分生动。对于张生“不醋不酸风魔汉”的描写有很多很多，如他自己说的：“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刻画出那种陷入爱情智商为零的傻书生形象，在书的一开始，张生刚刚遇到莺莺，就说“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这就让我联想起最近听的一首歌的歌词“原来美丽的远方，不及你的身旁”，他对莺莺一见钟情，甚至为了让红娘帮他而跪在她面前，着实为一介志诚种！第二本第二折:“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则写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痴汉形象，见婆婆之前心情紧张，打扮的干干净净。在他给杜将军的信里，却突出他的另一面——才学非凡，字斟句酌中显示出他的好文笔，这也是王实甫着意要塑造的一个形象侧影。而在最后，写张生好容易科举考试成名归来，与莺莺相见时候，王实甫没有写见面如何激动，如何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而是只道一句“先生万福”。虽然相盼已久，心中有万千愁绪想要与对方诉说，却不知如何开口。现实情况就是如此，离别时候相思相念的情绪越深，见了面越是如同万千思绪堵在胸口，不知说什么，仅仅四个字“先生万福”，就把离别时间久，两人长相思愁苦深刻，见面心情复杂刻画到位，可谓细节把握如神来之笔。
整本书写了封建社会所完全不可想象的“自由爱情”，王实甫认为爱情不是可耻的，而是一种单纯而美好的情感，应该去追求，这种大胆是封建社会之首见，可以看到在礼教压迫下，人们渴望自由，渴望改变的呼声。
《西厢记》之美，在情之纯粹，在爱之婉丽，用书中一句话概括便是“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其次是元代另一杂剧大家，关汉卿。
关汉卿不同类型的剧本语言选用各有特点，但都与先前的“雅语”不同，都十分浅显易懂，且妙趣横生。比起王实甫的婉妙，关汉卿的语言显得更多了几分潇洒。
《单刀会》和《西蜀梦》是他的两个历史题材的剧本，写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历史，前者写关于单刀会鲁肃，后者写的是刘备收到托梦，得知两兄弟关于、张飞已去世，决定为他们报仇的故事。
《单刀会》中对于关羽的神勇、他得知鲁肃想要要回荆州时候的“怒”以及张飞的“猛”的描写都很生动形象，语言很通俗，如用“狐朋狗党”形容鲁肃一伙人，也擅长用数字，“一刃刀,两刃剑,齐排雁翅;三股叉,四楞锏,耀日争光;五方旗,六沉枪,遮天映日;七稍弓,八楞棒,打碎天灵;九股索,红绵套,漫头便起;十分战,十分杀...”用诸多数字加快了语言节奏，有种冲脱的气势。其语言的俚俗还有一处鲜明对比，就是他改写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原文显得潇洒而雅致，而关汉卿写的则通俗易懂的多了。
同时故事有许多转着跌宕，随着尾声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有一鸣惊人之感。故事最后鲁肃想要亮出埋伏，但关于一怒，外加关平等人过来助阵，鲁肃吓得没有对关羽下手。这一幕将故事推向最后的高潮。
《救风尘》时一部爱情杂剧，既写了爱情，又歌颂友情。故事中，宋引章不顾闺蜜赵盼儿的劝告，被渣男周舍骗走当妻子，被家暴的很惨后向盼儿求助，盼儿不计前嫌，舍身救君子。我还是蛮喜欢元杂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是快乐大结局，就算过程波折结局也是好人有好报的。关汉卿的剧本一个巨大特点就是喜欢化用前人诗句，有时是化用，有时候直接引用，比如《救风尘》中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就直接引用了陈著的诗。
他的语言十分有趣，比如盼儿看到宋引章妈妈向她哭着求助的时候表现的有点慌张，她说：“你你……”连用了许多你你，表现了她对宋引章的同情和对闺蜜遇害处境的焦急。故事最后还是有个小高潮，在我们以为周舍撕了离婚协议书，宋引章又要落入罗网的时候，发现原来离婚协议书是赵盼儿伪造的，于是又是欢喜大结局，让人不无感叹赵盼儿的机智。
《望江亭》则写的更加有趣，甚至可以引人发笑。故事讲的大致是一个叫做谭记儿的小仙女，嫁做人妇之后被杨衙内看中，杨氏设计逮捕谭记儿夫君白中士，最后却落入谭记儿圈套，偷了他的印章和情书，没有让他得逞。故事妙趣横生，杨衙内的随从张千和李稍着实搞笑，关汉卿将他们馋酒，想吃却又不敢的情形描写的栩栩如生。比如谭记儿假装捕鱼去船上勾引杨衙内，他们两个喝酒时相互相推脱，你让我，我让你，最后张千竟然忽然拿起了酒杯，说：“你请他，他又请你；你又不吃，他又不吃，可不这杯酒冷了？不如等亲随趁热吃了，倒也干净。”还有写张李二人争相奉承杨衙门说，张千忽然摸了摸衙门的胡子，说：上面有虱子，衙门便夸他：“儿，好乖！”，这下李稍不服了，他也上前摸胡子，衙门问他，你干嘛？他说，杨大人，你胡子上有狗鳖。十分无厘头，但很搞笑，我还上网特意查了一下，狗鳖是一种像跳蚤，虱子那样的虫子。
《金线池》讲的是一个势利眼老妈，嫌弃女儿看上的男人是个穷秀才，没钱没势，不许她嫁，最后韩辅臣设计让朋友石府尹帮他假意逮捕杜蕊娘，英雄救美，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故事。感觉这部剧很有现实意义，“小娘爱的俏，老鸨爱的钞”这种社会现实在现在也很明显，孩子的爱情观往往充满浪漫主义，而家长则注重“房子，车子，老子（家庭背景）”之类的客观条件。而韩辅臣的形象也很可爱，有几分像痴汉张君瑞，比如说杜蕊娘用言语讥讽韩辅臣的时候，辅臣感觉很冤枉，但还是说：“大姐，我韩辅臣不是了，我跪着你请罪吧！”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中，这样的辅臣我给满分。随后韩辅臣又说：“大姐，你休这般恼我，你打我几下罢。”这时的韩辅臣变了一个受气的委屈零零的小孩，显得既委屈又伤心，但他最在意的还是杜蕊娘，哪怕打他几下，能消气也好！这种自求跪搓衣板，跪键盘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环境下会让人觉的十分有趣。
《窦娥冤》则是关汉卿的一部家喻户晓的悲剧作品。至于“六月飞霜，大旱三年，血染白练”的经典桥段不做赘述，想说的是其中我注意到有许多现在扔在使用的表达方式出现，比如“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是关汉卿元曲影响深远的表现之一。
《蝴蝶梦》写皇亲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王氏兄弟三人为报父仇也打死葛彪，因而被捕入狱，包拯梦见蝴蝶受到启发，释放三子的故事。其中王妻对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照顾，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石和充当替罪羊，无不显示出封建社会对于一个“贤母”的审美标准。
关汉卿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再披着面纱，生动而活泼，他笔下的爱情很赤裸，男人可以一腔痴情，不达目的不罢休，他笔下的友情很纯粹，舍身救闺蜜，不顾自身安危，他笔下的幽默也很简单，甚至没有意义，只是纯娱乐性搞笑，类似现代综艺节目一样，娱乐大众。这对于过去诗词歌赋的“典雅”，显得格外“俗”，但却俗的可爱，俗的畅快。
分析元杂剧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其改革一新的文学体制，但深剖其原因，却可以发现潜藏在文化现象背后更为真实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也是元杂剧看似“特立独行”的外表下，社会变革的必然。元杂剧是一粒启蒙思想的种子，由大胆的新兴文人阶层播种在封建礼教的土壤中，用浅俗的语言为锐利武器，用自由的爱情追求大胆疾呼，等待其破土而出的一天。
那么，中国启蒙思想萌芽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过程又为何充满艰难，在萌芽后屡遭扼杀，发育如此迟缓呢？
二、 中国启蒙思想迟缓而艰难的萌芽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儒学的统治下，在宋朝上升为更为严格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旅途，大概在宋元交替的历史潮流中初步产生，并在元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是什么？首先，它区别于近代启蒙“人文精神”，主要指的是孔孟儒学、封建礼教中的“人本主义”，其实是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思想工具。从自然界来讲，天地是根本，但是比如荀子的“人定胜天”等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对自然界是处于可操控的，主动地位，人在万事万物的自然界中处于核心地位。类似于文艺复兴前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但是与之不同，由于对人在天地间能动的核心地位的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又把人的道德情操和自我提升放在第一位，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而这种艺术也是为伦理道德服务的。比如孟子的：“仁者爱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孔子的“爱民”、“富民”、“为政以德”，都强调“人”的重要地位，“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则弘扬“安贫乐道”的道德力量。这跟苏格拉底重视人的伦理道德，追求人生的真谛的“知德合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孔孟儒学的“人本主义”儒学建立在封建专制下，强调人们应该尊礼崇德，但苏格拉底的哲学却是以“反对过激的民主政治”为出发点的，反对智者学派对道德的忽略。
其次，由于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中孔孟儒学的统治地位渐趋强化，中国封建思想还形成了以下特点：一是强调明德尚礼节制物欲，需要完善自我的观念深入人心；二是高扬君权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淡薄。这也就为儒学的绝对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直到了元代，才产生了类似于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
那么，中国的启蒙思想萌芽为何发育如此迟缓，且困难重重？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两个分问题，即一：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统治的迅速瓦解，为什么中国孔孟儒学的精神操控根深蒂固？二：为何根深蒂固的儒学在元代出现“裂缝”，生出近代人文精神的花朵？
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在上面已经提到儒学是封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思想，这就为儒学的精神操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其次，从经济方面，欧洲由于多岛屿，陆地面积狭小，临海，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主，而中国陆地广袤，一直以小农经济为主导，诗经《周颂•载芟》有云：“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由于自然环境优越和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人们不希望神祇的保佑，而更渴望统治者实行仁政，所以统治者的思想控制就和经济形态更好的融合。而西方活跃的商品经济，却和统治者希望加强思想控制，形成稳定的社会的理念形成矛盾，这就导致西方基督教思想控制更为脆弱。并且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间相差甚至有五六个世纪之久，西方早熟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人文精神和启蒙思想。
再次，从统治角度分析，儒家学说统治人们的思想借助的是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考试等诱导平民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前两者因为制度的问题，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直到隋唐科举制的出现，一代代年轻人通过刻板的学习儒家思想达到做官发财的“逆袭梦”，在某种方面将个人利益和统治者控制思想的意愿结为一体，使得人们更加情愿而自觉地投入到接受儒学的潮流中。在过度解读儒家经典的情况下，思想得到了有效统治，中国古代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是儒家学者。其实儒学本身没错，但单一的思想控制，墨守成规的过分解读，最后发展成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有失偏颇的理学，也使得儒学的思想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的王权和基督教神权形成强大的冲突和制约，但又相互依赖。教会控制人们的思想，国王则控制人们的起居生活，王权希望借助神权达到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教会也必须借助王权才能扩大统治。不过，二者又因为权力较量形成牵制。同时，教会本身并没有反对科学研究，除非研究的东西对他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并没有限制人们的求知欲，而儒家学说则将人们的求知欲引向了墨守成规，严肃而死板的儒家经典中。
针对第二个问题，为何元代启蒙思想出现萌芽？
元代由蒙古族开创并统治，他们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影响较少，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元朝的首都大都，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同时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甚至因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启蒙思想的萌芽提供了温床，出现了“元杂剧”的艺术类型，完全突破之前士阶层高雅的语言形式，变得十分浅俗易懂。如《西厢记》等杂剧本甚至完全无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约束，刻画了崔莺莺这样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虽然到了清朝还被视为“淫书”，但这无不反映出元代商品经济作用下启蒙思想的萌芽。但无奈封建理学影响深远，萌芽虽有，却成长缓慢，阻隔重重。
综合以上，启蒙思想在中国发展十分缓慢，并遭受着诸多阻隔。直到近代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中国大门后，近代启蒙思想才被大规模吸收，人们意识到必须要进行变革来适应时代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