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西厢记 8.5分

元杂剧的思想启蒙之旅

巧克力的柒行诗
元杂剧的新型语言模式对之前的模式有很大突破,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风格,是元代的重要文学革新之一。这种革新不仅标志着文学新潮流的出现,其思想和语言特色更是展示出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萌芽。
  一、元杂剧的艺术世界——以关汉卿剧本及王实甫《西厢记》为例
  元杂剧的特征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首先结构上看,每一个剧本都以“折”为单位划分,每一折开头一般是一段话,交代这一折的发端,剧情的背景,主要人物的姓名、人生经历等,在“折”的中间,则采取口白和演唱相结合的形式,口白处会注明“某某云”,而演唱处会标明调式,如【越调】【端正好】【滚绣球】,有时是一个调式,有时是两个并列,如【仙吕】【赏花时】,演唱的内容需要符合调式的规定,与词牌对词的规相类似。而在全书最开端,会有“楔子”,引起书的内容,交代背景等。其次从语言风格上看,相比之前诗歌中的“雅”,柳永等人的词开启了“俗”的风潮,此俗为通俗之意,使文学更加向士阶层之外的普通人群靠拢,到了元曲,风格则更加浅俗,创作也更有针对性,主要是由戏子来表演,供下层百姓欣赏,却为学识渊博的士大夫所不齿。《西厢记》等书,甚至被视为“淫书”禁止百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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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的新型语言模式对之前的模式有很大突破,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风格,是元代的重要文学革新之一。这种革新不仅标志着文学新潮流的出现,其思想和语言特色更是展示出中国古代启蒙思想的萌芽。
  一、元杂剧的艺术世界——以关汉卿剧本及王实甫《西厢记》为例
  元杂剧的特征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首先结构上看,每一个剧本都以“折”为单位划分,每一折开头一般是一段话,交代这一折的发端,剧情的背景,主要人物的姓名、人生经历等,在“折”的中间,则采取口白和演唱相结合的形式,口白处会注明“某某云”,而演唱处会标明调式,如【越调】【端正好】【滚绣球】,有时是一个调式,有时是两个并列,如【仙吕】【赏花时】,演唱的内容需要符合调式的规定,与词牌对词的规相类似。而在全书最开端,会有“楔子”,引起书的内容,交代背景等。其次从语言风格上看,相比之前诗歌中的“雅”,柳永等人的词开启了“俗”的风潮,此俗为通俗之意,使文学更加向士阶层之外的普通人群靠拢,到了元曲,风格则更加浅俗,创作也更有针对性,主要是由戏子来表演,供下层百姓欣赏,却为学识渊博的士大夫所不齿。《西厢记》等书,甚至被视为“淫书”禁止百姓阅读,但却屡禁不止,甚至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无不反映出在理学对思想的严格限制中,人们渴望自由,挣脱束缚的愿望,也可以视为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最后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相比较唐传奇对人物的刻画,元曲的描写则显得更加大胆直接,人物的形象普遍生动活泼,具有十分鲜明的性格特点。
  下面结合《西厢记》和关汉卿杂剧创作具体分析。
  《西厢记》最初故事源于元稹的《会真记》,但与元稹对违背礼教行为的批判主题大相径庭,《西厢记》讲述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从普救寺的初会开始,经历了“智退贼兵”,“夫人毁约”,“二人私会”,“张生应考”,“金榜题名”,“再续良缘”几部分,可谓一波三折,波澜起伏。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丰富多彩,主要人物如红娘的大胆泼辣,莺莺是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大家闺秀,性格既受封建束缚,又有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泼辣,具有复杂性,张生则自始至终“疯魔汉”,是个痴情人,志诚种,而夫人则是传统礼教的代表,较为严苛死板,其中还有一个人很有趣,是为张生送信给杜将军的小信使,他的性格刻画也很生动。
  王实甫《西厢记》的语言十分浅俗易懂,却又不失之平淡,显得婉丽。常用“我”“俺”“儿”等等词语,从柳永的语言俚俗化开始,文学阶层逐渐下移,直到《西厢记》等元曲,语言实现全部俚俗、通俗化,更适宜广大群众阅读欣赏。虽然俚俗,但又不失美感,如“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写尽思念之愁苦,“碧云天,黄叶地,秋风紧,北燕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更是道着道不尽的离愁,说着说不尽的思念,对失眠的描写:“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捶床”也是将失眠量化、场景化,没有佶屈聱牙的文字表达,简单几句话,却十分精巧,有李清照“人比黄花瘦”之俗妙。同时书中善于化用前人词句“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化用李煜《一斛珠》“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善于从语言,动作,细节中刻画人物。在张生收到信准备赴“跳墙”之约的时候,书中这样写道:“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呵!碧空万里无云,空劳倦客心……”一连用了七个“呀”“再等一等”,平俗的语言,却显示出张生收信后心情的激动,急于赴约分秒都等不及的心情。比如红娘曾嗔怪崔莺莺,怒时斥责张生违背兄妹礼节,欢时又求红娘:“红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表现出崔莺莺生在封建世家,没法摆脱礼教的束缚,却又渴望自由爱情的复杂心理,像红娘说的:“俺姐姐语言虽是强,脚步耳早先行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嘴上说得好,身体却很诚实。而张生则一直有着“痴汉脸”,第四本中开头写道,风吹过竹子的声音,他却以为是莺莺的玉佩声,月亮照耀下花影飘摇,他以为是莺莺来找他,他呆呆的一遍遍问仆人,倚着门等莺莺,书信却杳然,连院子里的狗都急的狂吠不止,这几个动作将他的“志诚种”的痴汉形象刻画的十分生动。对于张生“不醋不酸风魔汉”的描写有很多很多,如他自己说的:“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刻画出那种陷入爱情智商为零的傻书生形象,在书的一开始,张生刚刚遇到莺莺,就说“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这就让我联想起最近听的一首歌的歌词“原来美丽的远方,不及你的身旁”,他对莺莺一见钟情,甚至为了让红娘帮他而跪在她面前,着实为一介志诚种!第二本第二折:“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则写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痴汉形象,见婆婆之前心情紧张,打扮的干干净净。在他给杜将军的信里,却突出他的另一面——才学非凡,字斟句酌中显示出他的好文笔,这也是王实甫着意要塑造的一个形象侧影。而在最后,写张生好容易科举考试成名归来,与莺莺相见时候,王实甫没有写见面如何激动,如何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而是只道一句“先生万福”。虽然相盼已久,心中有万千愁绪想要与对方诉说,却不知如何开口。现实情况就是如此,离别时候相思相念的情绪越深,见了面越是如同万千思绪堵在胸口,不知说什么,仅仅四个字“先生万福”,就把离别时间久,两人长相思愁苦深刻,见面心情复杂刻画到位,可谓细节把握如神来之笔。
  整本书写了封建社会所完全不可想象的“自由爱情”,王实甫认为爱情不是可耻的,而是一种单纯而美好的情感,应该去追求,这种大胆是封建社会之首见,可以看到在礼教压迫下,人们渴望自由,渴望改变的呼声。
  《西厢记》之美,在情之纯粹,在爱之婉丽,用书中一句话概括便是“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其次是元代另一杂剧大家,关汉卿。
  关汉卿不同类型的剧本语言选用各有特点,但都与先前的“雅语”不同,都十分浅显易懂,且妙趣横生。比起王实甫的婉妙,关汉卿的语言显得更多了几分潇洒。
  《单刀会》和《西蜀梦》是他的两个历史题材的剧本,写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历史,前者写关于单刀会鲁肃,后者写的是刘备收到托梦,得知两兄弟关于、张飞已去世,决定为他们报仇的故事。
  《单刀会》中对于关羽的神勇、他得知鲁肃想要要回荆州时候的“怒”以及张飞的“猛”的描写都很生动形象,语言很通俗,如用“狐朋狗党”形容鲁肃一伙人,也擅长用数字,“一刃刀,两刃剑,齐排雁翅;三股叉,四楞锏,耀日争光;五方旗,六沉枪,遮天映日;七稍弓,八楞棒,打碎天灵;九股索,红绵套,漫头便起;十分战,十分杀...”用诸多数字加快了语言节奏,有种冲脱的气势。其语言的俚俗还有一处鲜明对比,就是他改写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原文显得潇洒而雅致,而关汉卿写的则通俗易懂的多了。
  同时故事有许多转着跌宕,随着尾声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有一鸣惊人之感。故事最后鲁肃想要亮出埋伏,但关于一怒,外加关平等人过来助阵,鲁肃吓得没有对关羽下手。这一幕将故事推向最后的高潮。
  《救风尘》时一部爱情杂剧,既写了爱情,又歌颂友情。故事中,宋引章不顾闺蜜赵盼儿的劝告,被渣男周舍骗走当妻子,被家暴的很惨后向盼儿求助,盼儿不计前嫌,舍身救君子。我还是蛮喜欢元杂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是快乐大结局,就算过程波折结局也是好人有好报的。关汉卿的剧本一个巨大特点就是喜欢化用前人诗句,有时是化用,有时候直接引用,比如《救风尘》中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就直接引用了陈著的诗。
  他的语言十分有趣,比如盼儿看到宋引章妈妈向她哭着求助的时候表现的有点慌张,她说:“你你……”连用了许多你你,表现了她对宋引章的同情和对闺蜜遇害处境的焦急。故事最后还是有个小高潮,在我们以为周舍撕了离婚协议书,宋引章又要落入罗网的时候,发现原来离婚协议书是赵盼儿伪造的,于是又是欢喜大结局,让人不无感叹赵盼儿的机智。
  《望江亭》则写的更加有趣,甚至可以引人发笑。故事讲的大致是一个叫做谭记儿的小仙女,嫁做人妇之后被杨衙内看中,杨氏设计逮捕谭记儿夫君白中士,最后却落入谭记儿圈套,偷了他的印章和情书,没有让他得逞。故事妙趣横生,杨衙内的随从张千和李稍着实搞笑,关汉卿将他们馋酒,想吃却又不敢的情形描写的栩栩如生。比如谭记儿假装捕鱼去船上勾引杨衙内,他们两个喝酒时相互相推脱,你让我,我让你,最后张千竟然忽然拿起了酒杯,说:“你请他,他又请你;你又不吃,他又不吃,可不这杯酒冷了?不如等亲随趁热吃了,倒也干净。”还有写张李二人争相奉承杨衙门说,张千忽然摸了摸衙门的胡子,说:上面有虱子,衙门便夸他:“儿,好乖!”,这下李稍不服了,他也上前摸胡子,衙门问他,你干嘛?他说,杨大人,你胡子上有狗鳖。十分无厘头,但很搞笑,我还上网特意查了一下,狗鳖是一种像跳蚤,虱子那样的虫子。
  《金线池》讲的是一个势利眼老妈,嫌弃女儿看上的男人是个穷秀才,没钱没势,不许她嫁,最后韩辅臣设计让朋友石府尹帮他假意逮捕杜蕊娘,英雄救美,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故事。感觉这部剧很有现实意义,“小娘爱的俏,老鸨爱的钞”这种社会现实在现在也很明显,孩子的爱情观往往充满浪漫主义,而家长则注重“房子,车子,老子(家庭背景)”之类的客观条件。而韩辅臣的形象也很可爱,有几分像痴汉张君瑞,比如说杜蕊娘用言语讥讽韩辅臣的时候,辅臣感觉很冤枉,但还是说:“大姐,我韩辅臣不是了,我跪着你请罪吧!”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中,这样的辅臣我给满分。随后韩辅臣又说:“大姐,你休这般恼我,你打我几下罢。”这时的韩辅臣变了一个受气的委屈零零的小孩,显得既委屈又伤心,但他最在意的还是杜蕊娘,哪怕打他几下,能消气也好!这种自求跪搓衣板,跪键盘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环境下会让人觉的十分有趣。
  《窦娥冤》则是关汉卿的一部家喻户晓的悲剧作品。至于“六月飞霜,大旱三年,血染白练”的经典桥段不做赘述,想说的是其中我注意到有许多现在扔在使用的表达方式出现,比如“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是关汉卿元曲影响深远的表现之一。
  《蝴蝶梦》写皇亲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王氏兄弟三人为报父仇也打死葛彪,因而被捕入狱,包拯梦见蝴蝶受到启发,释放三子的故事。其中王妻对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照顾,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石和充当替罪羊,无不显示出封建社会对于一个“贤母”的审美标准。
  关汉卿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再披着面纱,生动而活泼,他笔下的爱情很赤裸,男人可以一腔痴情,不达目的不罢休,他笔下的友情很纯粹,舍身救闺蜜,不顾自身安危,他笔下的幽默也很简单,甚至没有意义,只是纯娱乐性搞笑,类似现代综艺节目一样,娱乐大众。这对于过去诗词歌赋的“典雅”,显得格外“俗”,但却俗的可爱,俗的畅快。
  分析元杂剧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其改革一新的文学体制,但深剖其原因,却可以发现潜藏在文化现象背后更为真实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也是元杂剧看似“特立独行”的外表下,社会变革的必然。元杂剧是一粒启蒙思想的种子,由大胆的新兴文人阶层播种在封建礼教的土壤中,用浅俗的语言为锐利武器,用自由的爱情追求大胆疾呼,等待其破土而出的一天。
  那么,中国启蒙思想萌芽的原因是什么?它的过程又为何充满艰难,在萌芽后屡遭扼杀,发育如此迟缓呢?
  二、 中国启蒙思想迟缓而艰难的萌芽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儒学的统治下,在宋朝上升为更为严格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旅途,大概在宋元交替的历史潮流中初步产生,并在元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是什么?首先,它区别于近代启蒙“人文精神”,主要指的是孔孟儒学、封建礼教中的“人本主义”,其实是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思想工具。从自然界来讲,天地是根本,但是比如荀子的“人定胜天”等思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对自然界是处于可操控的,主动地位,人在万事万物的自然界中处于核心地位。类似于文艺复兴前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但是与之不同,由于对人在天地间能动的核心地位的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又把人的道德情操和自我提升放在第一位,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而这种艺术也是为伦理道德服务的。比如孟子的:“仁者爱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孔子的“爱民”、“富民”、“为政以德”,都强调“人”的重要地位,“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则弘扬“安贫乐道”的道德力量。这跟苏格拉底重视人的伦理道德,追求人生的真谛的“知德合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孔孟儒学的“人本主义”儒学建立在封建专制下,强调人们应该尊礼崇德,但苏格拉底的哲学却是以“反对过激的民主政治”为出发点的,反对智者学派对道德的忽略。
  其次,由于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中孔孟儒学的统治地位渐趋强化,中国封建思想还形成了以下特点:一是强调明德尚礼节制物欲,需要完善自我的观念深入人心;二是高扬君权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淡薄。这也就为儒学的绝对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直到了元代,才产生了类似于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
  那么,中国的启蒙思想萌芽为何发育如此迟缓,且困难重重?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两个分问题,即一:相对于西方基督教统治的迅速瓦解,为什么中国孔孟儒学的精神操控根深蒂固?二:为何根深蒂固的儒学在元代出现“裂缝”,生出近代人文精神的花朵?
  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在上面已经提到儒学是封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思想,这就为儒学的精神操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其次,从经济方面,欧洲由于多岛屿,陆地面积狭小,临海,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主,而中国陆地广袤,一直以小农经济为主导,诗经《周颂•载芟》有云:“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由于自然环境优越和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人们不希望神祇的保佑,而更渴望统治者实行仁政,所以统治者的思想控制就和经济形态更好的融合。而西方活跃的商品经济,却和统治者希望加强思想控制,形成稳定的社会的理念形成矛盾,这就导致西方基督教思想控制更为脆弱。并且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间相差甚至有五六个世纪之久,西方早熟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人文精神和启蒙思想。
再次,从统治角度分析,儒家学说统治人们的思想借助的是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考试等诱导平民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前两者因为制度的问题,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直到隋唐科举制的出现,一代代年轻人通过刻板的学习儒家思想达到做官发财的“逆袭梦”,在某种方面将个人利益和统治者控制思想的意愿结为一体,使得人们更加情愿而自觉地投入到接受儒学的潮流中。在过度解读儒家经典的情况下,思想得到了有效统治,中国古代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如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是儒家学者。其实儒学本身没错,但单一的思想控制,墨守成规的过分解读,最后发展成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有失偏颇的理学,也使得儒学的思想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而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的王权和基督教神权形成强大的冲突和制约,但又相互依赖。教会控制人们的思想,国王则控制人们的起居生活,王权希望借助神权达到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教会也必须借助王权才能扩大统治。不过,二者又因为权力较量形成牵制。同时,教会本身并没有反对科学研究,除非研究的东西对他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并没有限制人们的求知欲,而儒家学说则将人们的求知欲引向了墨守成规,严肃而死板的儒家经典中。
  针对第二个问题,为何元代启蒙思想出现萌芽?
  元代由蒙古族开创并统治,他们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影响较少,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元朝的首都大都,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同时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甚至因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启蒙思想的萌芽提供了温床,出现了“元杂剧”的艺术类型,完全突破之前士阶层高雅的语言形式,变得十分浅俗易懂。如《西厢记》等杂剧本甚至完全无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约束,刻画了崔莺莺这样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虽然到了清朝还被视为“淫书”,但这无不反映出元代商品经济作用下启蒙思想的萌芽。但无奈封建理学影响深远,萌芽虽有,却成长缓慢,阻隔重重。
  综合以上,启蒙思想在中国发展十分缓慢,并遭受着诸多阻隔。直到近代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中国大门后,近代启蒙思想才被大规模吸收,人们意识到必须要进行变革来适应时代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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