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看城市

阿长
一、城市与故事
    我读到的是由张宓翻译的,2001年9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看不见的城市》,但是我的阅读很难把它与实验小说或者先锋小说等关键词直接联系起来。我像挤牙膏一样去接近她,重读,不断重读。但她给我的感觉,比起小说来,我更多是像在面对一篇篇分节散文诗的组合,不过这只是外形,更重要的是两个喜欢窥视城市的人碰头了,他们强大的精神欲使他们无法接受作为城市过客的身份,他们需要合作,他们同时还需要褪掉那个游荡在城堡之外的K之外衣。合作是需要的,但合作也需要代价,需要他们走进彼此,这个时候出现了同质化问题,他们共同拥有彼此合作的衔接部分,有关他们打交道的部分开始出现了胶着状态,他们开始身不由己,或者说是,这种交道触碰到了他们的身不由己,他们彼此需要,作为一个形式上的城市考古者,或者像是一个城市图纸的修补工匠,但他们因为不迷恋那些东西,他们是两个挑剔的工匠艺人。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品质》,但我又发现他们与鞋匠格拉斯先生其实是相反路上的人,他们应该是跟着一群野心勃勃的孩子一样,他们迷恋的是游戏,而这游戏是被叙述者和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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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与故事
    我读到的是由张宓翻译的,2001年9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看不见的城市》,但是我的阅读很难把它与实验小说或者先锋小说等关键词直接联系起来。我像挤牙膏一样去接近她,重读,不断重读。但她给我的感觉,比起小说来,我更多是像在面对一篇篇分节散文诗的组合,不过这只是外形,更重要的是两个喜欢窥视城市的人碰头了,他们强大的精神欲使他们无法接受作为城市过客的身份,他们需要合作,他们同时还需要褪掉那个游荡在城堡之外的K之外衣。合作是需要的,但合作也需要代价,需要他们走进彼此,这个时候出现了同质化问题,他们共同拥有彼此合作的衔接部分,有关他们打交道的部分开始出现了胶着状态,他们开始身不由己,或者说是,这种交道触碰到了他们的身不由己,他们彼此需要,作为一个形式上的城市考古者,或者像是一个城市图纸的修补工匠,但他们因为不迷恋那些东西,他们是两个挑剔的工匠艺人。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品质》,但我又发现他们与鞋匠格拉斯先生其实是相反路上的人,他们应该是跟着一群野心勃勃的孩子一样,他们迷恋的是游戏,而这游戏是被叙述者和叙述者共同需要的合作完成的,因为这种合作游戏的存在,无聊、天黑才都不显得与人紧张、分离。这种游戏在于,他们不仅相互隐藏,还在于他们又相互解密和交流。城市变得像一个字母,或者符号,工匠除了清理符号被负载多余的东西,修补符号残缺的部分外,游戏者在此基础上还喜欢摆弄符号,却又不黏连于符号。马可·波罗和忽必烈除了会玩转变形金刚,他们还不断试图拆解、变形、重装玩具,城市于他们作为符号,也作为创作。小孩子天生是有玩的热爱,实在也是创造的冲动,这种玩和创造的勾连才是小孩快乐的根本。
    直到此处,我才感觉似乎可以说出自己的一知半解了。因为到此,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二人关心和叙述的城市,不仅在游戏者的合作中流动起来,作为城市,她们还在生成中,他们还可以自说自话,自我形成,他们即是一个个被叙述的故事,也是一个个带解密的故事,正如马可·波罗在叙述扎伊拉城所说的那样:“构成这些城市的不是这些,而是她的空间面积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勾连,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才有机会进入城市,才可以合作。
    这时,我既看到了两个异乡人彼此介入城市的冲动,也看到了作为异乡者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他们也彼此需要,正是有需要的存在,他们也需要共建保温层,他们也是流浪者,需要彼此温暖。到这里,我发现《看不见的城市》与《一千零一夜》相互招手。城市在叙述者和被叙述者那里,都存在同样被讲述的命运,不过单纯的讲述故事只适合对厂线批量生产的城市及其安于其内的居住者,而不适合孩子以及海子那样的诗人。游戏不得不进行,因为需要,故事不得不讲述下去,也因为需要。游戏者相互反串角色,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同时合作完成故事。
    我有时在想,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二人内心里似乎隐藏着某种东西,或者说秘密,或者说是一种让人小心翼翼的焦虑,他们先前似乎都同样触碰到了什么,而引起他们的恐慌感,焦虑感,以至他们对城市的追逐和窥视,是不是为了躲避这种东西,实际上这种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猜测在修辞上的轻浮很容易看轻那种“不得不”式的精神处境。因为这里对城市的修辞,也事关对生命,对人的命运遭遇的想象和思考。而城市可以作为一个大样本的集群场所,它比个体人显得宽广,也可以间接、回缓面对个体人的那些深不见底的问题。
    这时,一些问题慢慢出现了,城市既作为被叙述的对象,又是疏散想象的借助,也同样会成为障碍。一方面,城市如一面镜子,人就像站在镜子面前,不断整理自己的言行、着装,人对镜子的“拥有”,人与镜子的关系也会走向互动的一面,镜子慢慢携带越来越多意念,从被观看的角度站立起来,开始与人打交道,人在城市与人之间不断调整站位,流动,当然也会相互阻隔自己的进路。而自从人偷吃苹果或凿七窍开始,人就把自己从森林里放逐出来,人似乎注定是一种城市中人或城市外的游人,是一个受城市牵连的个体。人需要故事,于是城市与故事才发生了同构关系。技术发展到今天,人与城市的关系比人与自己的性别关系要复杂难解得多。
    突然想到几年前看的小说《黑骏马》末尾索米娅对“我”说的那段话:“……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弃的话,就把那孩子送来吧……”“你知道,我已经不能再生孩子啦。可是,我受不了!我得有个婴儿抱着!我总觉得,要是没有那种吃奶的孩子,我就没法活下去……”
    城市外的人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节点,只是呈现方式有所显微区别而已。人似乎总要依凭一点什么,探险爱好者,当然是不愿只看看水面上的冰山就返回的。这时,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他们再次启程了,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出走。
二、流动的城市
    城市常常处于一种被命名、观看、占用、审视、想象的状态,城市的对象化处境,也被认为是一种物化的处境,而这些堆积成山的,又被不停回收的观念,很多时候都与城市本身无缘。
    在作者的叙述之下,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不再单存被观看、占用、想象,人窥探到了一些秘密,是人和城市之间共同合作、承担、分享的秘密,人发现了城市,还是城市发现了人?还是人发现了与城市打交道的人?人继续考虑人与城市的恰当关系,这里中有种种关节的拿捏。人似乎触碰到了城市的内核,人常常敏感到,城市内在也有人类知识无法到达的地方,就像人内心那些黑洞似的深渊,但人恰恰因此受诱惑不断寻找进山、出山的路径。
    作者显然并不是在为读者讲述建筑意义上的城市,或者说作者无异于对城市生态做如此篇幅的修辞编码,城市的种种异化现象,并不是在工业或后工业时代才开始发生,文本也许关涉到城市的生态的根根菀菀,但在马可·波罗和忽必烈合作的游戏里,他们是无意于扮演医生的,否则无论是他们对城市的见闻,还是城市或者想象的城市追问他们的问题,都会拉扯他们,也会拉扯到城市自身。
    不同主题分布于不同章节,看起来散乱,但这于我来说,才像是真正有关城市的阅读。城市不是一副平面图,也不是一路路的公交站牌,城市有各种生物集群,相互间时刻在打交道,而看的动作性、视角性局限,是无法一次整体去触碰这些楼层、街头总总遭遇的,何况未发生的,或者说是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也很有可能发生的,以及那些发生可能性极小而又常常被忽视的可能。
一些研究者试图重组文本的结构,按照被叙述的城市主题依次排列,从结构上寻找对称意义上的美感,记忆的归记忆,愿望的归愿望……寻找事关城市想象的明晰性和确定性答复。每当这个时候,知识的诱惑像幽深的胡同一样向人招手,作者和读者似乎都在冒双重风险,流动的城市一旦有所牵盼,人和城市都可能同时陷落,何况确定性也会使城市漂浮而悬置起来,这种悬置还有可能回传给知识迷恋者一份预设的答复,代价是你愿意接受。
    上中学的时候,我一直很讨厌,甚至很怕跳所谓的第八套广播体操,常常想着法偷懒不去参加,但一个个班主任像嗅觉灵敏的猫一样,我们也像受训的老鼠一样被看管,不得不参加集体跳操,但我不知为什么,在那样威严的节奏之下,我还是常常走神,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偷窥别人如何完成那一套时代主题动作,所以稍不留神就跟不上节奏,常常又不得不滥竽充数。但是几年后不断获闻几十年前的父辈竟然可以跳出那么整齐还那么抽象的忠字舞,一个个杂乱无章的城市瞬间因舞蹈竟然变得那么清晰、整洁、安稳、合拍。
    城市的包容性、杂糅性是横古今的,时间、空间,抑或飞禽走兽,在忽必烈及之后的时代,帝都也有这种接纳能力,只是它的行动变得似乎很慢,但又很快。摄影爱好者常感自身的乏力或无能。
    文字编码者像勇猛的老鼠一样,作者和读者同时四处出击,城市不停的在流动,他们很多都知道,他们随后也可能溢出城市的边沿。不冒险将会无能冒险,而真正的冒险者是无法停留下来的,理想的城市也是。城市在集群者的流动中流动,人与城市都处在行走状态,他们相互也不占有,他们都是流动的,所以有贸易,有交道,他们合作着,他们也需要合作。
三、城市在他处
    “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在于对你提的问题给予的答复。”“……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人被放逐之后,人组建了城市,人也依托于城市,城市就像房子,你按照设计图纸装潢出来的房子,需要的安全感和美感出现了,但你发现房子和你常常是分离的,你有意接近自己设计的房子,你在呼唤,但哈代说,“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相互应答。”你开始感觉房子和城市都变得陌生起来。你不同于卡夫卡笔下的K,但你面对的城市同样可能是一座城堡。这种陌生感来自何处?可能是她拉扯你逗留的缘故,你怕习惯,怕接受,你想选择。于是你要走了,远离房子,与城市保持距离,重新向城市发问,或者回应城市的提问,你们需要对话,需要不断调整彼此观看的距离、方位和视角,这有别于类似在方格纸上轻松而自以为是的码字游戏。
    城市这个事物,也很有可能被归为一个物自体,但叙述者和被叙述者都试图去解锁,马可·波罗和忽必烈都需要上路,他们的心在游动。这是他们和城市之间的契约。
    让忽必烈深感头疼的是,他对城市的理解,需要马可·波罗的协助。
    两个异乡人的合作,关涉到语言,但他们心里都明白,语言对于其中一方可能变得陌生和熟悉,但语言本身却不承担伦理风险,语言善如天使,恶如魔鬼。关键看谁在讲述,又以什么方式讲述,这让他们发现真正的城市问题更深层的,可能还是语言问题,他们都依靠语言,他们无法越过语言,而又不得不对语言保留态度,如马可·波罗所说:“没有一种语言是绝对不骗人的。”“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
    忽必烈看到城市从马可·波罗嘴里溢出,由声音过渡成语言。作为符号的语言不断被编码组合,忽必烈和马可·波罗都看到彼此眼里的城市变化多端,这个时候他常常兴奋地欣赏、模仿,有时悄悄地从脚下的城市溜到他们彼此依靠语言设想的城市,但他们又不敢贪心,他们时刻感觉到节制的加附,就像含在嘴里的糖果一样,太急于吞咽,是无法全部感觉到甜味的。所以马可·波罗才说:“也许,我不愿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
    忽必烈深感与马可·波罗知己相逢。
    他们也时刻提防语言的花样,他们不能全部依靠语言,又不得不依靠。不过为了更好的借力,他们有时也需要思,思可以不顾及符号的血缘和社会组织关系,可以四处出走,可以在游荡过程中突然有所遭遇,临时邀约与符号的合作。因为是在不经意之间,我们常常发现如初入异地,城市的整个角落似乎都凸显晾晒了出来,流进了视野,我们小心翼翼地梳洗、打量、咀嚼。也因此,城市需要贸易。
    贸易,也是搬运,人和城市一起行动,方向未必一致。或者这最初就是源于一种运动,一种离家的行动,缘于对窗的想象,也是对城市的想象。
    城市在人的心底里,城市也在远方,城市随着一种召唤而存在。
    人类在上帝死后,无神论风行而起,地球上曾经一段时间,以忽必烈时代帝都为中心的华夏土地,受知识欲的胁迫而大摇大摆地高唱无神论,孩子们唱的最响,人群集中在一起看报、读红本书,语言一夜之间遍地开花,迅速膨胀,人与城的关系变得分离,帝都废纸垃圾乱街,这个时候,帝都像被孩子们玩腻的玩具一样,撕扯后被扔在一边。孩子们在大人的师范下,出奇地迷恋语言的魅力。似乎一夜之间,语言从红墙内溢出来,膨胀,轰轰烈烈的广场舞,把不自量力的语言引向高空,一群群孩子迎面而上,众人拾柴,火焰如柱,烧的华夏一片红,帝都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轰,轰轰,轰轰轰……一时之间,孩子们的小肚囊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急剧之变?然后许多孩子出现了消化不良。那个时代,帝都一样的城市其实最缺的不是医生,而是助消化的药品,即使对于那些吃泥土草根树皮的人也适用。城市到处长满了荒草,而乡村的荒草却被很快除去。多少年后,人类的消化后遗症还如瘟疫般的阴影一样缠绕在城市的周围。城市的存在感被过渡凸显、强化、仿制,城市无处不在,又无一处存在。
    一时间,城市又变得陌生,虚晃,似有似无。不过,这与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似无甚关联。
    也有人说,城市不在此处,当你这句话落地的时候,脚下的城市已经移动了,何况还有你想到的和将要想到的城市。
四、城市与愿望
    小的时候,也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反正是中学之前,我只进过一次县城,现在实在没什么印象,但小舅的系列香港电影录像带,然后是邓丽君、陈少华、杨钰莹、李春波、迟志强、孟庭苇、韩宝仪、郑智化、刘德华等等的录音带,还有转山的货郎担,在那次进城之前早已在我心里生成了许多城市样本,多年以后,我尝试去对照,谈不上大失所望,因为那些歌还在传唱,假想城市保存在歌声里了,歌声在,城市在。而且,眼见新城市越来越多,新陈代谢,过去的城市就像河里的水一样,就不断流走了。
    我有时也羡慕那些城市图纸的设计者。一些文弱书生竟然谈笑间就自负地布置好了整个城市的区间构造,新闻里外的,报纸头版的,躲在贴吧里的或者直播间的,走街串巷的,城市都为他们留好了洗漱、用餐、睡眠等等空间。而那些狡猾的城市图纸设计者,他们却常常远离自己设计的城市拥堵地段,或者干脆不住在那张图纸覆盖的范围里。他们不愿意绑架自己住在因自己一时冲动而画地为牢的图纸上,甚至还极有可能是一张草稿。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惧怕起那些临时冒出来的欲望,因为欲望一旦得到过度的宠爱,就像打过催红素的水果,早熟,变质,变味。所以真正狡猾的设计者都不耽溺于其设计之中。
    记得小学教科书上有一个被人口口相传的,关于猴子掰玉米的故事,一直被大人教导为人不能贪婪,要有毅力和专心,等等,无论碰到什么事件,都能冒出来呼啦啦的一堆正确道理,我们接受了这么多年。后来,我才觉得那猴子幸亏是猴子,而不是人,否则,有十几亿人信奉的黄金道理帮衬他,他受用不尽,也不知会成为何方精怪。是的,猴子只有作为猴子,他才会那样选择,他若像人一样,只要认定玉米或西瓜的其中之一,作为携带者,他只能为玉米或者西瓜搬运而返。桃子和樱花对他来说就全不存在,那样,他或者她,都只能作为城市贸易的司机或者搬运工,他在城市之下,他背负着城市。这实在是我们从小听的道理太多之过,谁让人的记忆力太好,总是忘不了见了玉米就紧紧抓住带回家。
    马可·波罗和忽必烈生性与猴子亲缘,这与很多年前流行下来的进化论相通。
    他们有时的修辞形象极像一个绝顶考古艺人,他们善拆解,组装,修补,然后让它们在时空中流动,呈现,每当一个文物故事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急切送走那些胎质修复好的器物,然后去发掘下一件文物,以及那个文物在其中的城市。他们不仅拥有很多世界,还拥有很多时代。他们从各种文物的胎质缝隙出入,勾连文物与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寻找机会,想象,复原和再造一个其时的城市胚胎,人类的生存处境在他们那里得到不断重新而广大的回顾。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他们不占有一个城市,他们同时拥有几乎所有的城市,而且存放在不同地方,天上地下,东南西北,古今中外,从玛雅到楼兰,他们拥有每个城市的通行证。他们才是真正的城市野心家。
    现在的城市里布置了各种绿化带、标识,好如忽必烈时代的各种城墙,对城的围困和分散,把城市填得满满的,裹得紧紧的,城市里的机器轰鸣阵阵,但城市的行动却远远滞后于人对它的想象,像一个踉踉跄跄肾气不足的老人。房子、街道越来越高规格化,流行于期间的人越来越多的谨慎,你看到抽烟的、吐痰的、拥抱的、摆地摊的镜头,似乎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变得谨小慎微。
    不断的行走,城市的人流速度自然提高,流动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城市出于节奏配合,自我更新速度不断提高,城市才能超越不断被推倒——新建——推倒——新建……这种奇怪的回环过程,这就如塞万提斯笔下被商人用毯子兜来兜去的桑丘的遭遇,这不单是玩笑。城市在流动更新中,始终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符合艺术审美的基本要求。城市要是有愿望,大约首先是拥有独立和自我更新能力,而不至于被任何计划行为轻易划伤。说的更确切一点,城市的存在,并不都需要一大堆红头文件上的排满的已知条件,城市需要的不是规格,不是图纸,也不是仿欧建筑。城市在与人的交道过程中,城市发现了自己,她们同人一样,追求独立的个性,而不是一件件供人赏玩的器物,理解城市的人,或者真正热爱城市的人,他们都时刻警惕自己的手。他们也要经历、思考一个具有精神的生命面对数不清的命运节点,如记忆,如欲望,如语言或者符号,如名字和死亡……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也时刻遭遇着这些节点的触碰,精明的写作者窥探到了这一让马可·波罗和忽必烈常常也身感不能自己的秘密。
    如前,我之所以不喜欢分析者分门别类去归纳这些节点呈现的内容,原因也恰恰在于这种看似出于理解上精确性的考虑,实在就如把人归纳为编号关进牛棚或者集中营,然后按号决定去留一样的道理,那些节点怎么可以被清晰编码而构句成篇呢?人不是下午五点钟被叫号,就一定只有单纯的饮食需要,城市也一样。正因为这种不明性或者说不确性的生态,人对确定性才一直忧忧在心。重庆的火锅走街串巷,走南闯北,五味杂陈,爱吃火锅的人都说好。鸡汤也罢,等你把汤里的元素弄清楚的时候,之后你可能很难再感觉到当初家人手递过来的那一碗温暖的味道。不过,重庆的麻辣火锅毕竟是麻辣火锅,与广东或者香港的海鲜火锅是两回事,这也需要依靠感觉来把握。
    忽必烈生就了草原上奔跑动物的野性。马可·波罗虽生水边,实在也是内陆人善奔跑的性子,他们的心常不在身边,他们喜欢盯着天空看,看云,看星星和月亮。因为城市与天空相互映照,相互召唤,相互塑造,那样的城市才不至于向下陷落。忽必烈和马可·波罗沿着这种召唤想象、行走、倾听。那时,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都在流动,都靠近落实,都存在着。就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所说的:“他们之所存在,是因为我们在想着他们。”相反亦是。
    生命力过于旺盛的城市对衰弱也尤其敏感。人也如此。
    一个城市只有自治,才有自我更新能力,但前提是能自治,所以自由对城市才可能是根本愿望之前提,然后城市才可能有自在。
    而对付衰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城市的就是城市的,人的就是人的,相互不侵占,有限的边界里才有自由,自为才能自在,才能有效回应衰弱的胁迫,也才有衰弱的合理价值和接受空间,才不至于不自量力和时间和空间争强好斗。
    “……伊莱纳是一座从远方看到的城市的名字,如果走近她,她就变了。”这是任何城市与人之间,应先于人对城市窥探行动而达成的契约。
    城市还要没有各种收容和管制机构,我指的是那些容不得脏臭的机构。城市可以容得下难民,乞丐,也有他们可以有尊严接受的面包或馒头。听说纽约城市的流浪者常常因为接受补给大量的高脂肪和蛋白等,是一个肥胖多发的群体。理想的城市还可以容得下香客,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超人毕竟是极少数,强者也是极少数。否则太过人为单纯和清晰的城市,就会遭遇生态链条中断的威胁,那样城市的生态链条一旦断裂,不流动,依靠市政工人或环卫工人怕是无长久之效的。曾经一个时代竟然出现全城出动人力放下生产和饥饿不顾,革命当先,竟全力革一只只细小麻雀的命,麻雀也许无法感觉到更大的威胁还在于那些深红色的强力符号,而随之来的生态威胁至今还让许多人神经敏感。
    没有自由的城市是一盘死棋,有自由,但还需忘记自由,而生自在,而身自在,然后才有宽容,才有世界,才有空间。人也需如此。缘此,才有人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道、对弈,马可·波罗和忽必烈都才有兴趣且有机会介入一个个细小的城市。忽必烈有时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曾犯下对城市的错误。
    呆滞便易僵硬,便易腐败,这是死路,是封堵,这是反生命的。人本能上是拒斥死亡的和静穆的,而人唯有不断行走,奔跑,创造,才可能自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而获得更新和救赎的出路,这一切唯自由可依。城市亦是。城市最大的愿望是没有愿望,没有那些被附加或捆绑的善和恶。城市就是城市,况且那些成年人手铸的愿望不适合健康环境下生长的孩子,以及那些看似长不大的孩子及形成中的城市。
    这样看文本,各个主题内容的分散排列,叙述的恰恰是一个个需要边走边看的城市,是一个个流动的城市,是一个个转经筒,是一个个需要多角度去观看、想象和交流的城市。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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