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累 才女之累 9.2分

“才女”之何为?

伯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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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C. Egan)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近日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李清照本人留下的著述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声名显赫,在中文世界对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相比于李清照其数量有限的文学遗产,学者们对她从身世行止到文学成就的考察可谓充分彻底。面对前人著作在侧,艾朗诺却能独出机杼,针对李清照其人其文,提出了非常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见解,也难怪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盛赞这本书恐怕会成为李清照研究领域的“盖棺定论之作”("last word" in the study of this poet)。

    宋代文学研究在北美汉学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北美学界,直到1967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而且这第一本著作还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英译本。此后宋代文学研究依旧疲软,相比于其他很多领域名家辈出、大师林立,宋代文学研究者则相对显得形单影只,很多学者对宋代文学不乏兴趣,但最终并未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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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C. Egan)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近日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李清照本人留下的著述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声名显赫,在中文世界对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相比于李清照其数量有限的文学遗产,学者们对她从身世行止到文学成就的考察可谓充分彻底。面对前人著作在侧,艾朗诺却能独出机杼,针对李清照其人其文,提出了非常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见解,也难怪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盛赞这本书恐怕会成为李清照研究领域的“盖棺定论之作”("last word" in the study of this poet)。

    宋代文学研究在北美汉学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在北美学界,直到1967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而且这第一本著作还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的英译本。此后宋代文学研究依旧疲软,相比于其他很多领域名家辈出、大师林立,宋代文学研究者则相对显得形单影只,很多学者对宋代文学不乏兴趣,但最终并未能专注于此;比如耶鲁大学的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博士论文大量涉及到宋词研究,但其后学术兴趣却有所转向;再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Kao Yu-kung)在普大开设了宋词研究的课程,并指导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博士生,但本人却鲜有宋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著述。

    而当今北美学界执宋代文学研究牛耳者,非傅君劢(Michael A. Fuller)和艾朗诺莫属。最有趣的旁证是,近几年在中文学界掀起不小波澜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两书都邀请了每个领域的专家撰写相关章节,两书只有小部分学者重合,而在宋代文学部分,两家出版社皆邀请了傅和艾为之撰述——这一方面得以体现他们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泰山北斗般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美汉学在宋代文学方面研究力量略显单薄。

    在这个意义上,艾朗诺《才女之累》或许是近30年来北美汉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本关于宋代文学的英文著述。不仅是因为它打破了先前文学研究著作新意创见不多的怪圈(很多著作更重在向非汉语读者介绍宋代文学和文学家),而且因其讨论对象(即李清照及其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女性史上的重要地位,使《才女之累》甚至可以对汉语学界的主流研究在李清照研究和作家研究方法论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成为北美宋代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艾朗诺此书主要贡献有三。

    其一,《才女之累》驳斥了学界关于李清照生平一些重要问题的主流观点和取证方法。李清照的作品和关于她的资料流传至今的相当有限,主流的李清照研究者们在对相关文献竭泽而渔之后,也苦于文献资料上的匮乏,所以学者们不得不在李清照的词作中探寻李生平的蛛丝马迹。可能正是因为李清照生平可考的材料实在太少,于是乎李清照数量有限的词作便成了学者们“想象”李清照其人的重要史料: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绘了一名孤独的闺阁子女,学者陈祖美就推断这是李清照少女怀春的写照,并还根据词中对风景的一些描述推断了词作地点,甚至还根据“少女怀春”这一点为这首作品进行系年;而在《减字木兰花》中李清照说自己买了一盆花,学者诸葛忆兵就推断他真的买了一盆花,而且买来是为了与丈夫赵明诚共赏的,甚至还自由发挥,认为“买花是为了赏花,是对美的欣赏,同时也是为了装饰自己,珍视自己的青春年华...(李清照)精心化妆,当然是为了博得丈夫赵明诚的赏识,所以,买花、戴花的动作中又多了一层对幸福爱情执着追求的含义。”——这种已然漫无边际地把词作当成生平的过度阐释,在很长时间内统治了李清照的生平研究

    艾朗诺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具有一定纪事功能的诗不同,词这一文学体裁,有着大量的虚构和想象,不能将词的内容简单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然事无绝对,如苏东坡的很多词作,有明确地标题或是自序,就完全可以看成是具有明确纪事功能的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故事);但大部分词作都是抽离了现实事件之后的假想和遐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愿意自比妇人或是青楼女子,并站在女性的视角描写闺怨、思夫等情愫,甚至有时还用来比附士大夫苦于不被君主赏识的怀才不遇之感。但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诗人、词人都为男性,所以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由于性别差异明显,绝不会认为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的文学创作等同于他们的生平,读者至多将其看成是他们对自身际遇的一种情绪。当然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人们在谈论他的词作时,也多半会对其进行“自传式解读”,但这也是词学史上的个别案例。

    而当作者为本身就是女性的李清照时,学者们似乎一下模糊了作品中的叙事人(performer)和作者(composer)本人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二者皆为女性,所以研究者们很容易就将词作中的内容,看作是作者生平的直接证据,从而将大量可能只是出于李清照想象或是诗词创作套路中的女性视角,当成了李清照生平的真实反映。这种自传式的解读法,在相当长时间内统治了学界对于李清照日常生活的看法。而艾朗诺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读视角,虽然未能给李清照生平研究做加法,但却通过犀利的减法,使得李清照与她的“婉约”人生相分离,这也有助于我们体察在那个以男性为绝对中心的年代里,李清照本人的不甘、坚忍、反抗,甚或雄心。

    其二,艾朗诺在《才女之累》中花费三章笔墨来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后的接受史。李清照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因文学成就而非妇德妇道被同时代人和后人充分认可的女性。但由于南宋之后理学的崛起,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领域都受“道德化”的影响,李清照在丧夫之后的再嫁和离婚便成为了她人生的一大污点。

    于是乎,南宋的文人对于李清照的评价不仅有文学方面的,还掺杂了大量道德层面的评论。比如北宋学者朱彧就感叹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话里话外多少还有惋惜之意。而宋代著名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在其书中记录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后来她的自辩时,提及“传者无不笑之”。这里的“笑之”绝非善意的微笑,而是带有嘲讽、不屑、窥私,乃至看热闹、瞧八卦还不忘传播、讨论的市井俚俗之笑。到了明代,对女性的礼教愈加严苛,如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藏书家叶盛都借改嫁之事对李清照予以了谴责。

    但到了清代,李清照词作声名日隆,其诗词创作已然被经典化,而理学色彩有增无减的清代学者们,开始无法忍受一个“再嫁又离婚”的李清照,这与他们理想中恪守妇道、尊崇名节的女性形象相差甚远。于是清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辩诬运动”,他们认为李清照“再嫁又离婚”是同时代人对这位伟大女词人的侮辱和诋毁,而他们则致力于还世人一个真实(且符合理学标准)的作者形象。如跟纪晓岚有姻亲关系的学者卢见曾,就对李自述其再嫁离婚之事的史料选择性失明;而另一位学者余正燮虽然能直面史料,但他坚信那些史料都是被人“文笔劣下”篡改过的。

    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真伪的争议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直到1980年代学界才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这一文学史公案往来争鸣文章甚多,但却很少有人能像艾朗诺这样,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也凸显了东西学术在治学目的与方法论上的不同:中国学者更注重历史的证据、事实和真伪是非,而欧美学者则更推重历史的机制、语境和因果关系。艾朗诺仔细爬梳了从宋人,到明清学者,再到现当代学者关于李清照生平的种种观点,将不同时代观点所建构的社会成因、文化心理和具体表征一一剖析。甚至在现代主义抑或女性主义的解读之下,赵明诚再也不是那个与李清照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的温良丈夫,他可能也曾有冷落妻子、甚至纳妾这样雨露不均的“恶行”。艾朗诺并未倾向明显地支持任何一种观点,但他将关于李清照接受史的学术脉络和观点演进一一厘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理解李清照及其研究主题的认知。

    其三,艾朗诺本人并非女性主义学者,相比伊佩霞(Patricia Ebrey)、曼素恩(Susan Mann)、高彦颐(Dorothy Ko)这样的女性学者,艾朗诺虽然研究的是女性诗人,但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显著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但虽然其研究方法是中性的,但艾朗诺本书中的结论可能倒是非常具有女性主义色彩。

    传统认知一般认为李清照是宋词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这也直接影响了大众对于其人物个性的印象,似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就应该是北宋的林黛玉。但艾朗诺通过对李清照的《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赋》的研究,李清照不仅不是只知伤春悲秋的文弱才女,而且她有独立的文学观和批评观,致力于提升词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并且强调词以其独特的韵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体性;甚至生于官宦之家的她还拥有相当的政治见解、爱国情怀和与男性无异的忧国忧民之心。如李清照的《咏史》诗,不仅文辞老辣,也极富史识,还不乏对现实政治的讽喻,连道学家朱熹都对其赞赏有加;而《乌江》中“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其中对宋庭南退的时局隐喻,就更为明显了。李清照进入晚年后,还创作了一系列以宋代的博弈游戏“打马”为主题的文赋,在这些文章中,她将自己对宋庭政治姿态和军事部署的不满寄寓到了“打马”这项策略类游戏中,甚至很多文字都在直接讨论当时的战事。

    艾朗诺细读李清照诗文后得出的结论,不仅将李清照身上弱质女流的婉约气一扫而空,甚或还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衣冠南渡的动荡年代,李清照如何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中凭借词、诗、文得以立足、名世、传习流芳的“豪迈”。

    《才女之累》并未为李清照研究寻觅到什么新史料、新文献,也不纠结于诗人作品研究、生平研究在细枝末节上的考订甄别。相反,艾朗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将改变我们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式,他通过一系列文本细读,将李清照及其研究者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研究更多的可能性。

    在那个充斥了道德评价和性别压制的中古时代,作为女性的李清照背负了太多的社会重压。一方面她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绝代词人,另一方面她也是士大夫的贤妻、乱世中的寡妇、再婚而又离异晚节不保的妇人;她证明了在文学创作上巾帼不让须眉绝非空言,但似乎又反证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清儒们力图将其再婚之事洗白,而现代学者们却又饶有兴致地将她作为女性的杰出代表而非去性别的伟大词人来看待——所有这些,恐怕就是李清照所要面对的才女之累。

补记:在海外汉学译著中,本书翻译极为地道、流畅,既保留了西方学者的很多习惯性表达,但同时也有中国学者著述论文时的雅驯用词。最难能可贵的是,中译本还纠正了许多原著在历史地理学和文言文读解方面的错误(基本都在第一译者夏丽丽所负责的章节中),可见译者用功之深,译工之精。对于饱受争议和摧残的海外汉学译介领域,能有这么一本优秀的译著,着实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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