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思想史》绪论梳理

[已注销]
2017-04-26 看过
长达一百多页的绪论,是第一卷中写得最好的部分,而第一卷是整部书中写得最好的。尽管有某些意识形态的背景,但仍然非常见功力。干脆就此做个梳理。

      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是普列汉诺夫写作《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基本理论背景。在这本书的绪论中,他通过对一系列有关俄国政治制度如何形成的学说的评述,指出:首先,地理环境制约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又进一步影响社会意识的形成,并且,这三者是共时性的、相互制衡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古代俄国,无论是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思想层面,与西欧的封建制度相比,都有其显而易见的特殊性,同时,普列汉诺夫指出,当与东方帝国进行比较时,这种特殊性会减弱。俄国经济情况的主要特点,是自古便发展起来的农业。古罗斯时期别尔戈罗德人和贝琴戈涅人的战事中,别尔戈罗德人最终的胜利,是由于他们证明自己能够依靠农耕的自给自足战胜贝琴戈涅人的围城,作者以此,以及古代的圣诞节祝歌和其余一系列俄国传统的以农耕为中心的节日为例,指出“正是农业劳动在俄国人民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46页)。然而鞑靼人的入侵使得俄国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相对俄国的农民耕地—公爵督战的制度,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并且,除非莫斯科大公或者立陶宛大公停止内讧,否则团结起来对付鞑靼人的可能性将非常之低。
      那么,鞑靼人的入侵所造成的具体后果是什么呢?首先,罗斯人被迫退守北方;第二,在退居内陆、失去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商贸机会后,与克里米亚、拜占庭等地的经济往来逐渐减少;第三,鞑靼人时常对俄国村落进行清洗破坏。以上后果,使得西南罗斯不能独立发展,而东北罗斯(主要是奥卡河流域和伏尔加河上游一带)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缓慢,使当地的公爵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土地侍从,而不至于让过快的土地繁荣造就与自身相对立的大贵族阶层,这个大贵族阶层本可以是“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并于必要时用实力来支持的有权势的”(59页)等级。在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动力的东北罗斯,公爵权力的集中性已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以贸易为主的西南罗斯,情况虽因手工业的相对发达而有所不同,但由于手工业者一没有将产品输出国外,二没有汇集在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地区,三因为手工业相比农业仍是副业,因此他们也没能形成能够制衡公爵及其侍从的强大势力,俄国第三等级的形成便遥遥无期。
      古代俄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在向东北罗斯转移后,虽以生产力远高于狩猎劳动的农业劳动为主,但是首先,东北罗斯的土壤较为贫瘠,“农民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剩余劳动来供应国家的指出”(66页);同时,为了摆脱在西南罗斯的奴役状况而逃到伏尔加一带的农民,由于以上状况,而不得不以繁重的劳动来支持当地的公爵与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贵族的争斗;并且,“自历史生活的重心移到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带以后,商业——最少是对外贸易——所起的作用,就更小了。这时,国家管理和防卫支出,我们已经看到,主要是由农业,而不是由狩猎劳动来支给的”(77页)。在东北罗斯,森林沼泽为主的地理环境使得村落呈散居的情况,在此村落之间联合以对抗外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它们也只能依靠中央集权,能够在经济和政治上自主,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十五世纪“尤里耶夫日”的成立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更为严厉的限制农民迁移的法案的颁布,农民被固定到了他们所迁移到的土地上,莫斯科大公统一东北罗斯后,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愈发严酷。农民的逐渐被奴役,在彼得堡时期因人头税制度及之后的土地测量训令而最终得以完成。
      俄国偏向于东方专制国家的农业制度,使得其社会政治结构也具有浓烈的东方性。贵族们由于要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必须与中央政权联手,因此他们必然要在与中央政权的相处中予以妥协。而在十六世纪下半期,莫斯科时期,政府拓殖了大量的森林和草原,将这些土地分配给中下层官宦,形成一股与大贵族对抗的、依靠政府恩赐的一般贵族阶层。与法国起初被利用来对抗大贵族的第三等级最终壮大并影响了法国封建制度不同,俄国的一般贵族几乎都是缙绅,即政府同政府的代理人。甚至,包括历史上不断反抗最高当局的哥萨克人,由于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上没有实质的革新,所以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从这群草原的自由民中升起,而是仍旧维持着上层对下层的奴役。并且,由于俄国需要与波兰等西方强大邻国长期斗争,需要更多的经济支持用以自卫,因此需要对被它所奴役的人民进行更为沉重的压迫。在这种压迫中,大贵族想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就需要不断增加对农民的掌控力,由此他们的不断的逼迫和拒绝为农民争取权益的行为,引起了农民的仇恨,因此农民成为了地主争取自主权的最大阻碍之一。而在沙皇这边,他默许大贵族剥削农民,但一旦剥削过狠时,又立时采取措施阻止,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都是痛恨地主而敬仰沙皇的,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并在平民知识分子的种种举措之下集中展现出来。农民甘愿被沙皇奴役,而反对一切想要将他们与沙皇的联系切断的人和思想。这样,最高统治者就把一切掌控在了尽可能少的人的手中。由此可见,至迟到莫斯科时期,所有的官员、贵族、僧侣和农民,都是最高统治者的奴隶。
      彼得改革,从一系列欧化的政策来看,貌似可以成为俄国这个接近东方专制国家的帝国转向西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契机,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彼得一世,“只能是一个局部的西方派”(118页)。贵族向着西化前进,而农民的被奴役境况则越发糟糕,工业的发展使得农民被派到工厂,从而形成新的奴役形式。所谓上层和下层的脱节,在彼得时期被加速了。其后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解放,也本可以成为农民自由的曙光,然而,解放了农民对地主的被束缚地位,他们直接便属于国家,公社的重分土地,也是在国家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完成的,农民的贫困化没有被改变,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需的人民的公民化也没有很好地被实现,然而农民的赤贫状况让他们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农产品以至于自己的劳动力,俄国无产阶级因此总是带有强烈的农民心理,但是,无产阶级的壮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明显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
      这种境况在彼得改革之后到赫尔岑、巴枯宁一代人的时间段中,直接造成了之后的贵族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之间的深刻隔阂。一方面,受到西欧影响的贵族知识分子,面对俄国民间穷苦现状的“无知的”震惊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带有空想色彩的解决方案,大多只能在沙龙里高谈阔论,或是像躺在沙发上的奥勃洛摩夫一样,日渐黯淡下去。普列汉诺夫援引赫尔岑的日记,说,这群人,实际上是不为人民所需要的。其后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代表着俄国终于出现的“第三等级”,但在无产阶级完全壮大之前,他们的社会力量,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微弱影响,并没有被直接体现出来。尽管如此,俄国的思想界也在一点点转向西方,双头鹰的标识愈发明显,而人民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一直处于被遮蔽的阴影下,被一部分知识分子带领着迎向各种潮流。在对俄国社会思想的研究中,必须要明确这一点,即俄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导致了它即便在欧化的过程中,亦受到种种内部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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