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史记 9.5分

司马迁的情与意志

北溟鱼

读《史记》,时时都有司马迁。哪怕他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跟着他,他叫你,看这个,看那个,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细听好,你都亦步亦趋地跟着。篇章终了,你会期待听到他的解读,你会深深回味他的一点感想——太史公曰。

后世史官觉得这个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样画葫芦,也在篇章最后留下传论。讲道理,谈得失。但这是一份工作,要讲“政治正确”,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班固在《汉书》里写《司马迁传》,几乎原文照搬了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但在《汉书》里,丢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说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然而在班固这里,“贬天子”一句不见了。

甚至,班固在《司马迁传》的传论里,专门批评了司马迁的这种“张狂”。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认为司马迁崇尚道家黄老多于儒家六经,花了许多笔墨来写游侠刺客之类不法之徒,又写了货殖列传讲有钱人怎么发达,这是嫌贫爱富。

但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司马迁以后无来者的共情能力表达了对于卷入历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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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时时都有司马迁。哪怕他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你跟着他,他叫你,看这个,看那个,他叫你大概看看,他叫你仔细听好,你都亦步亦趋地跟着。篇章终了,你会期待听到他的解读,你会深深回味他的一点感想——太史公曰。

后世史官觉得这个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样画葫芦,也在篇章最后留下传论。讲道理,谈得失。但这是一份工作,要讲“政治正确”,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班固在《汉书》里写《司马迁传》,几乎原文照搬了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但在《汉书》里,丢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说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然而在班固这里,“贬天子”一句不见了。

甚至,班固在《司马迁传》的传论里,专门批评了司马迁的这种“张狂”。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认为司马迁崇尚道家黄老多于儒家六经,花了许多笔墨来写游侠刺客之类不法之徒,又写了货殖列传讲有钱人怎么发达,这是嫌贫爱富。

但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司马迁以后无来者的共情能力表达了对于卷入历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之变,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有血肉,有温度。他写刘邦,游手好闲,爱酒好色,出了事儿就会大叫,咋办啊!然而他也写英雄气概。项羽一箭当胸,射中刘邦。刘邦痛弯了腰,却掩饰说,被射中脚趾了哟!

他写刺客,写游侠,写倡优,儒家传统里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写。在这点上,司马迁不为任何学说摇旗呐喊,诸子百家,读书人与屠狗辈,他有足够大的胸怀去容纳,去理解,去共情。

他有这样的心气与可能。司马迁虽然是“体制”里的人,但写史书于他,不算公务。司马迁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话讲,职责是“掌天官”——管天文历法的官。所以,在《汉书》里,我们看到他出场是与壶遂联名上的一封奏议,建议改历,于是才有汉武帝时候的“太初历”。写历史,写《太史公书》是私活,这样一点腾挪辗转的空间,加上汉初残存的那点意识形态领域的缝隙,让他能自由地取舍官方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古书分“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史是史书,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记》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实无法分类。它是历史,是看过成败兴亡,经历过风光与不幸的司马迁对于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马迁咏史、述怀的经典散文。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便去鲁,去曲阜看孔子庙堂的车服礼器,看习礼的儒生,与他们一同讲学,所以他对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话更多的真诚;他写《魏世家》写《信陵君列传》就去魏国曾经的都城大梁,看遗迹,依然居住在那里的人告诉他,秦破大梁,引河沟而灌,三月城坏。秦破大梁,不仅是材料里干枯的文字,还是他亲自到达过的场景。

所以,《史记》当然是历史材料,是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殷殷托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为学问家,眼光、学识与能力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与他的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的立场。有人叫这种“立场”为“史观”,但在司马迁这里,“历史”已经超过了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他的经验,也是他对于世界的判断。

《史记》有一百三十篇,有十篇因为各种原因有录无书,但是从司马迁对于一百三十篇的编排,总可以大概窥探他的“立场”与他的“意图”。本纪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为公”——尧老了,要找继承人,“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都一视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讲“孝”——周太王有儿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父亲,周太王爱季历,想要他做继承人,太伯与仲雍不忍父亲为难,一气跑到了吴地。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仁”——孤竹国的国君有两个儿子,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结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纣,扣马而问,“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也不能力挽狂澜,于是采薇首阳山,求仁得仁,饿死了。

有时候,他的立场更过于强烈,甚至跑到“事实”的对面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在《赵世家》里留下的那个“赵氏孤儿”的故事,多半是编的,而司马迁,必然看过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与逻辑的版本。赵庄姬策划了赵家的覆灭。她与赵朔的叔叔赵婴私通,被赵家人发现,驱逐了赵婴。恼羞成怒而手握权力的公主庄姬告发赵家谋反,赵家倾巢之覆。

但司马迁的故事里,赵朔被奸人屠岸贾陷害,庄姬留下遗腹子,在家臣程婴的忍辱负重中长大。在这个故事里,司马迁写了一个细节对话,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这是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关于他为什么选择自请腐刑免去一死。为了意气,尊严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负重可以完成襟抱里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

中国有“写史”的传统,“历史”是对于世道最后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还要讲“诉讼期限”,但历史是没有的。每一笔下去都是最终审判。所以我们读史书会读到这样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后的谥号——历史对他的结论。他招来大臣,给了他们两个选择,“灵”或者“厉”。都是恶谥。哪怕楚共王在以退为进,但起码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在“地狱”的概念尚且还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对一个人最有力,也最严厉的申戒是历史。

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历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个高效而野蛮的措施,来对付历史手里的利剑——“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汉代,承秦制,虽然没有高压政策,却也没有恢复先秦的史官传统。但眼光卓绝的父亲司马谈承担起了这份额外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传给了儿子。作为作者,司马迁的目标是作“礼”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绍明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德行与规则的准绳。所以,在《太史公书》里,司马迁两次提到了“获麟”——孔子作《春秋》绝笔那年捕获了一头麟,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元狩元年,这头神秘而寓意丰富的瑞兽又一次出现了。司马迁认为这是对他使命感的肯定与昭明,于是这也是他预备将要搁笔的时候。

他既然拿了这支笔,便不辜负。

前些年,各种各样的“某某某说史记”很流行,我也听过。但这些打着讲“史记”旗号的讲座,只把《史记》当做一个八卦故事的一种来源,既不告诉你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写,也不告诉你他怎样把他看见的材料组织成现在我们见到的《史记》篇章。他以怎样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的细节。一百三十篇《史记》,在“某某某说史记”中,不过是历史故事大全。

但这恰恰是最买椟还珠的一种读法。司马迁所见到的材料,大多数我们也能见到。《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春秋公羊传》,《左传》(他也许看过也许没有?)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种各样出土的帛书简册,睡虎地的秦简,清华简系年……我们拥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补充和反驳他的叙述。这是我们用两千年换来的珍贵机会,去逼近他通过裁剪、安排所传达的“意图”。这就是读懂。也是司马迁自己讲过的他等待的读者——“后世圣人君子”(挟时间之便,况且打肿脸充当一会儿)。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说书人,是我们后人的无知与敷衍。司马迁,他不提供茶余饭后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寻常的毅力与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来,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他也期待后来的圣人君子读懂他,也读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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