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在华五十年》

常江

  海南出版社的编辑通知我,四年前我协助引进并担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和必要的删节,终于要出版了。我竟然兴奋得跳了起来。之所以兴奋,并不因我负责的一项浩大工程历时四年终于告捷,而是由于该书的出版或许预示着我们对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正在趋于公正。

  约翰•伯格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毛泽东主席一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使“司徒雷登”四字与“美帝国主义”牢牢捆绑在一起。半世纪来,国人在审视这位“美利坚帝国”的代言人时,时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的另一个身份、另一张面孔。很少有人记得,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躯壳里就奔流着司徒雷登一手创办并发扬光大的燕京大学的血液。当人们用“一塔湖图”来指涉臆想中的“北大精神”时,甚少有人愿意提及这风景如画的燕园本属于司徒雷登一手创立的燕大。尽管燕京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早已成为历史,但燕大的传统却被北大传承了下来,仍在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变迁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说这些,并非想为司徒雷登“平反”,而只想描述我在翻译此书时的心境,并努力将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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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出版社的编辑通知我,四年前我协助引进并担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和必要的删节,终于要出版了。我竟然兴奋得跳了起来。之所以兴奋,并不因我负责的一项浩大工程历时四年终于告捷,而是由于该书的出版或许预示着我们对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正在趋于公正。

  约翰•伯格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毛泽东主席一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使“司徒雷登”四字与“美帝国主义”牢牢捆绑在一起。半世纪来,国人在审视这位“美利坚帝国”的代言人时,时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的另一个身份、另一张面孔。很少有人记得,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躯壳里就奔流着司徒雷登一手创办并发扬光大的燕京大学的血液。当人们用“一塔湖图”来指涉臆想中的“北大精神”时,甚少有人愿意提及这风景如画的燕园本属于司徒雷登一手创立的燕大。尽管燕京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早已成为历史,但燕大的传统却被北大传承了下来,仍在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变迁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说这些,并非想为司徒雷登“平反”,而只想描述我在翻译此书时的心境,并努力将之传递给本书的读者,或许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文化。翻译过程中,关于司徒雷登其人,我有几个显著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竭力做到了客观与公正。

  第一,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基督徒,怀有博爱世人的胸襟,从不将仇恨妄加在任何人身上。在行文中,他甚少对他人的缺点进行尖刻的讽刺,而是往往强调他人身上所具备的良好品质。上至毛泽东、蒋介石,下到燕大的清洁工,他都有厚道和宽允的评价。就连他所反对的共产党和曾将自己囚禁多年的日本人,他也甚少做出无理智的攻击。在他眼中,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冲突不足以妨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为此,他允许燕京大学内存在共产主义社团,并对那些加入共产党的毕业生赞许有加。他说,虽然自己并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尊重那些勇于追求自己信仰的年轻人。这是一位教育家应有的胸怀,却也正是他无法胜任驻华大使一职的原因。

  第二,他极为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是作为传教士、作为神学院教师还是作为大学校务长、驻华大使,他都竭力将自己的一切心血倾注其中。在翻译关于创办燕京大学那一章时,我感触尤为深刻。回美国筹款,全世界范围招生,设置课程,聘请教师,就连校园建设他都亲历亲为。燕京大学在短短20年时间内几乎成为远东地区最为杰出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得源于司徒雷登的敬业。而正是这个“位高权重”的校务长,晚年竟穷困潦倒,终日生活在麦卡锡分子的骚扰之下,要靠早年的私人助理傅泾波来接济,直至1962年逝世。

  第三,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并不适宜做外交官。这一任命,与其说是司徒雷登人生规划的失误,不如说是无能的杜鲁门政府的败笔。在追忆大使岁月的那些文字中,司徒雷登表现出了一种甚为罕见的愤懑和冲动。固有的思维方式使他无法看清中国的局势和民意,一味地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歌功颂德。即使在解放军度过长江围困上海、国民党大势已去时,他仍不忘啧啧称赞:“他(蒋介石)坚定的态度如同为全体军官通了电一样,使他们士气高涨、精诚合作,一扫前几次战役中的疲软状态,充满了斗志。”在为国共双方斡旋和谈阶段,他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美国大使,不如说是“偏心的和事佬”。在情感上,他自然与同为基督徒的亲美的蒋介石更为亲近,而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则来自盲目和偏见。他一方面口口声声说:“从国民党获取政权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受贿、贪污、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乱搞裙带关系、大行派系斗争等现象就没停止过”,而“此时的上海刚刚被中共接管,新的政权却给我留下了精力旺盛、效率奇高、清正廉洁的印象”,一方面却仍固执地认为蒋介石政权就算再腐败也比共产党好。他对历史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个人好恶偏倚,这解释了为何他在大使任上的工作是基本失败的。

  第四,抛开政党纷争与政治倾向不谈,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面对深陷战乱苦难中的无辜平民,他始终怀有真诚而深切的悲悯。他曾走到乡间,和贫苦农民一起作息劳动,向他们学习民间生活经验;他对燕京大学所有的学生视如己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燕大校友的爱戴和欢迎;他精通中文,会讲多种方言,熟读“四书”,尤其推崇孟子和王阳明,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甚至超过大多数中国人。最为可贵的是,他时刻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审视和反思美国人鲁莽、直率的行为习惯,并努力从中探索出一条和合之路。遗憾的是,直至1962年逝世,他始终未曾亲眼得见自己所挚爱的中美两大国外交坚冰融解。

  关于司徒雷登其人,历史学家林孟熹曾如是评价:“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是客观公允的。好在“层累”的历史终究趋向理性与公正。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魂归故里”,正式下葬于中国杭州──他出生的地方。国际局势仍是风云变幻,却并不妨碍中国人民迎回自己的挚友。历史由人写成,且终究须回归于人。

(本文发表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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