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狗 路边狗 8.8分

在焦虑与希望之间

泅渡

凡知波兰诗人米沃什(1911年—2004年)者,大概莫不知晓这首名叫《礼物》的小诗: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伯克利,1971年 (西川译) 写作此诗时诗人已至耳顺之年,从故国波兰出走流亡异国二十载,虽历经沧桑,终能忘却曾经的痛苦与邪恶,抵达澄明达观之境界。 然而打开《路边狗》这本书,我们却发现诗人的晚年远非超脱通透那样简单。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此时米沃什已八十六岁高龄,正如书中一节“楷模”所说,他在耄耋之年对精神事务的追寻依旧热情不减,于是写下这些自由随性的片段式随笔,类似帕斯卡的《思想录》,主题多样,文短旨远,有诗歌,有随笔,有笔记,或反思自身,或回忆故人往事,或品评人生世相,或谈论诗歌与宗教。书名“路边狗”,源自本书第一章篇名。作者回想自己年少时,那正是二十世纪初,乘坐运牛粮的马车在家乡土地上游荡,行至村庄或庭院,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狗冲着他吠叫。如今已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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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知波兰诗人米沃什(1911年—2004年)者,大概莫不知晓这首名叫《礼物》的小诗: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伯克利,1971年 (西川译) 写作此诗时诗人已至耳顺之年,从故国波兰出走流亡异国二十载,虽历经沧桑,终能忘却曾经的痛苦与邪恶,抵达澄明达观之境界。 然而打开《路边狗》这本书,我们却发现诗人的晚年远非超脱通透那样简单。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此时米沃什已八十六岁高龄,正如书中一节“楷模”所说,他在耄耋之年对精神事务的追寻依旧热情不减,于是写下这些自由随性的片段式随笔,类似帕斯卡的《思想录》,主题多样,文短旨远,有诗歌,有随笔,有笔记,或反思自身,或回忆故人往事,或品评人生世相,或谈论诗歌与宗教。书名“路边狗”,源自本书第一章篇名。作者回想自己年少时,那正是二十世纪初,乘坐运牛粮的马车在家乡土地上游荡,行至村庄或庭院,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狗冲着他吠叫。如今已是世纪末,百年转瞬即逝,而那些狗始终陪伴着奔波劳碌的人们。“路边狗”,作者以这个可笑而温情的名字作为书名,或许是米沃什这位世纪老人以“路边狗”自况,以自己的文字向人呼喊,以唤醒人们的记忆,纵然马车与故乡已消失无踪。 虽是诗人的独白,我们却能从中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些甚至互相矛盾。在“独白”一节中,诗人援引一位美国诗人的话,“你们根本不懂如何交流,你们面对彼此说的话,其实只是独白。”而米沃什正相反,他把自己比作一件“发出各种声音的乐器”,其话语拥有不同声音,而每种声音又都是独立平等的。我们知道,米沃什流亡美国后,在大学讲授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陀氏的“复调”理论必定深刻影响了他。“复调”必然带来矛盾与怀疑,诗人即在这种怀疑与矛盾中,带着微弱的希望,步履蹒跚地寻求。 这本书的引言,诗人引用了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改写笛卡尔的话:“我思故我在:这是确实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舍斯托夫以反对必然性的哲学著称,以信仰反对理性,抵制纯粹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侵蚀,然而其批判方式却是非常理性的,米沃什对其非常推崇。在此书谈论宗教与信仰的章节中,常可见到舍斯托夫的影响。 从小接受天主教式教育,米沃什对于宗教信仰有种本能的认同,感恩“自己很久以前在橡树林中的木头小教堂里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他赞颂创造之美,甘愿一次又一次陷入对美的惊叹与欲望之中,如“创造日”: 其实根本没那么难。 上帝创造世界。谁说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许是一小时前。 因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绽开了笑颜。 或一节仿俳句诗: 我的顿悟建成的大教堂,秋日的风, 我在感恩中慢慢老去。 即使在牙医诊所的窗外也看见: 美轮美奂的。一栋房子。高的。被白气环绕。伫立在天上。 然而他又时常被怀疑所包围,认为“一切都将在一瞬间闪现、爆炸、崩散,宣告它们的不真实,所有记忆都将化为尘土,只是一场沉重的梦”。到了沿着“肉身之路”离开的暮年,他更感到万物之“暂时与虚假”,世人只是戏台上的提线木偶,表演自己的骄傲、忏悔和愚蠢。 而对于宗教信仰,他由衷地惊叹,认为“人类所有的荣耀和尊严都凝聚在了宗教信仰中,人类这一可悲并终有一死的生物,竟能创造出善与恶、高与低、天堂与地狱”。但他对仪式性的宗教敬拜迟疑不决,如“丈夫与妻子”一节:妻子从不去教堂,认为“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祂不应需要那些颂歌、咒语和咕咕哝哝的祷告”;而丈夫却加入祷告的人群中,对他来说,人如果完全把自己交给纯粹的理性,就太悲惨了。在人们的盲目和幼稚之下,是对顿悟真理的渴盼。在“海伦卡的信仰”一节中,海伦卡虽然内心有着可怕的怀疑主义,却认为“这世上有太多的丑恶,所以在某个地方一定有真和善,这就意味着上帝一定存在于某处。”在他晚年的一片长诗中,他也坦承“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我跟他们一起唱,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我的私人宗教与仪式宗教之间的矛盾。”理性上排斥,情感上愿意相信,这样一种心脑矛盾使得诗人保持一定距离,始终审慎地站在信仰的门槛上,有时信有时不信,总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但他仍满怀期待,“希望自己能成为主的葡萄园里的工人”,得到神恩的光照。 对信仰的这种犹疑态度,也源于基督信仰在近代受到巨大冲击。自尼采以降的虚无主义者宣称“上帝已死,真正的世界并不存在”,进化论等实证科学的出现使不可否认的真理不再无人质疑,而由天意推动的历史被当作一些盲目的力量之间角逐的战场,神学家们两千年来搭建起来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虽然米沃什批判虚无主义是“真正麻醉人民的鸦片,因为相信我们的犯错、失败、软弱、谋杀都不会受到审判,是一剂多么有效的安慰剂”,在“达尔文太太”一节中批判达尔文主义抹杀了人的尊严,将世界变成物种之间的残酷角斗场,而二十世纪的血腥历史,似乎更能证明这个世界受某种无情的物理定律统治,如果上帝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并把它交给了无情的必然性法则,那上帝一定是个凶恶的怪物,根本不值得信仰。面对尘世的无情法则,诗人感到仿佛被黑暗追赶着,只能在怀疑与不安中寻求,或选择如舍斯托夫一样反对“二二得四”的必然性法则,带着“以头撞墙”的勇气,因其荒谬而信仰,这种反抗彰显个体的自由与尊严;或如诗人极推崇的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一样,相信世间受机械法则统治,上帝“退场”了,人只能抛却一切虚假的安慰,在尘世的重负中专注地期待神恩的降临。 传统的信仰已然式微,神学语言再不能表达出二十世纪人们的经验,而诗歌“作为一种祷告”,仿佛其中存在着一种非世俗的东西,作为思考终极问题的人们表达自我意识的工具。或许人们可以从薇依的话中找到写诗的理由:“绝对纯粹的专注即是祷告。” 然而作者对于写诗并非没有怀疑,他时而感到文字“是一条天鹅绒,当你掀开这层华丽的外表,就会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时而感到“诗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写诗就如同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他说诗人不正常,不阳刚,因为有黑暗的纠结与恐惧,才有了创作的冲动,用作品来抵偿自己的软弱。这位见证了二十世纪的疯狂和荒谬的诗人,审视并刮擦着内心的污垢,如约伯一样,用诗歌在深渊呼喊。对诗人来说,写诗是荒谬的,但不写诗更其荒谬,在“目标”一节,诗人写道:“当我写作时,光明的一面就展露出来,当我停下笔,黑暗的一面出现了。所以我必须写作,为的是防止自己堕落。”写诗成为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借以对抗混乱与虚无。“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写诗作为见证,给记忆中的人们提供安身之所,虽然诗人深知“要留下一个人何其困难,因为我们的屋门敞开,门上没有钥匙,无形的客人随意出入。” (出自米沃什诗歌《诗艺》) “我们行走在地狱屋顶,凝视着繁花。”这是米沃什最喜欢的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诗句。“相信自己很出色,然后渐渐发现,你并不出色。为一个人的人生努力就够了。”纵使怀疑甚至虚无主义不时萦绕,内心的焦灼不安难以克服,米沃什依然坚守着人的价值,始终给超然存在留有一席之地。或许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裂隙,正是希望进入之处。而诗歌作为一种可能的希望,使他摆脱虚无之时,也给他创造了一方与他人联结的新天新地,或许也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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