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不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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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送出去的书。

2015年孟夏，我去武汉看李志的演唱会。计划和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博的同门师弟一晤。毕业后，和师弟见面很少，犹记他刚读研时经常自卑于无法插谈同门之间的学术话题，如今俨然是同门学术硕果的仅存者了。当时特地拣择未读的梁启超《读书指南》作为手信，扉页寄语“读书乃学术之基，慢慢品，慢慢读”。后来因故与师弟始终缘悭一面，这本书便留了下来。

世界读书日，读书乃天经地义之事。翻阅未送出去的《读书指南》，思想如飓风侵袭，相见恨晚。

《读书指南》以《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为主干，前者为《清华周刊》约稿，后者为“群书概要”课程讲义。上世纪20年代，梁任公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被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任公治学广博，是晚清民国堪称为一流思想家的人物，引领风气之先。新文化运动以后，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一时风尚，尤其是科学与玄学论战，国故学被贬为“玄学鬼”，科学的实用主义在对国学的保守主义之争中占据上风。任公以清华国学导师之名，对青年人真真一片拳拳之心，出于帮助青年人读好中国书的目的，任公在书中谈了许多切身的读书经验。尽管任公的《读书指南》指明的是国故之书的读法，但其中的吉光片羽，无论是对读中国书，还是读外国书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读书常有“三问”，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

书单解决读什么书的问题。读什么书，可分解为读什么层次的书和读什么范围的书。世界读书日各种书单横行，令人目不暇接，回头看任公《读书指南》，殊知所谓书单是在指引读者的读书方向，不可谓不谨慎。开列所谓书单有个基本前提，就是明了谁来读书。在附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任公批评胡适混淆“国学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与“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所列书目文不对题，挂一漏万。一般读者与有志于研究斯学者，其阅读起点和读书趣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目今随处炸裂的书单，其对象本应是一般读者，但一方面失之于严密和深刻，另一方面成为书名的堆砌，一般读者按此书单下药，往往药不对症，反而丧失了读书的兴趣。

书单在考虑读者层次后，范围不妨广博。任公说道：“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一般读者往往会遇到“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的状况，不知道自己喜欢读什么书，随意涉猎反而可能柳暗花明，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怎么读书指涉的是读书方法的问题，可分解为读者的目的和读书的技巧。一般读者和以学术为志业的读者，在读书目的上是有区别的。一般读者倾向于了解常识，提升修养，而学者则要探究书背后蕴含的学术义理。相应的，借用任公概念，读书也分成了“常识的读法”和“专究的读法”。同一部经典，比如《史记》，“常识的读法”可能是名篇佳作精读，一般篇目泛读，存疑篇目可不必读。时间精力有限，最大限度的汲取最好营养即可。而“专究的读法”则可能要深究著述体例及宗旨，研究古代史迹，研究文章技术，或比较政治组织，或观察社会状态，这需要证实证伪，明白训诂名物，甚至补录大事年表等功夫，其深度较了解常识者甚远，其学术准备也较一般读者要更为充分。

而无论一般读者还是以学术为志业的读者，在读书的技巧上有相通之处。任公总结为三条，一是钞录或笔记，二是著述，三是精熟和涉览。钞录或笔记一方面用意在于积累原始的资料，另一方面便于时时温习，解决读书人常感叹的读完就忘的问题。著述并不一定要公开发表，而是将书的基本思路及引发的思考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当作是个人学习成长的私家记忆，解决读书人常感叹的读书所得的问题。精熟和涉览是指将书分为两类，“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精读之书要指定时间，一字一读，读完一部再读其他，不好高骛远，并及时钞录；而涉览之书有趣便细看，无趣随便翻翻即可，视情况而定。“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部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精熟和涉览的分类解决读书人常感叹的读不进去的问题。

读书有什么用，质问的是读书的价值。一段时间里，“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社会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将阅读抛之脑后。而如今在官方倡导和舆论引导下，读书仿佛成为一项时髦活动。社会有着浓厚的阅读风气固然有助于提升整体修养，但冀望于人人都能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也不免高估了人人的自觉性和领悟力。无论是一般读者和以学术为志业的读者在面对纷繁浩杂的书籍海洋时都难免会发出读书何用的感叹。

概观之，读书的价值有三，一是养成习惯，二是发现趣味，三是修养自身。

任公在附文《治国学杂话》中写道：“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练出善读书的脑力”。要养成读书的习惯，非得有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不可。读书与高贵无关，从一般读者角度，退回到读书作为业余文化生活的本分，其可看作是和电影、听歌、健身一般的消遣。读书的异处在于无论是读经典还是读闲书，都要和文字打交道，文字组合成曼妙的情节，但也需要脑力和体力的大量耗费。从此来看，读书并不是个讨喜的事情。因此，养成习惯乃是第一要务。

趣味是指引将书读下去的根本因子。一般读者常常感叹不想读书，提不起兴致，或者一书在手，浅尝辄止，读不下去。原因一是本人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二是书本身不能勾起读者的兴趣。以任公读书法，习惯的养成没有捷径，而兴趣点的寻找则需要广泛涉猎。只有先捧起书本，才能在发现趣味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任公写道，“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趣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走来，或者走许多冤枉路。从甘苦阅历中磨练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是好处。”读书至兴奋处，喜怒易形于色，这便是书本与个人情感产生了共鸣。如果说趣味不能用实物衡量，那么这种情感上的触动和联系，尽管虚无缥缈，但毫无疑问的是个人的阅读兴趣所在。还有什么比泛起情感上的涟漪更加有趣的事呢？

修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诗经》为例，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点出了《诗经》作为经典，对人的教化功能。“古者以诗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养成美感，有玩赏文学的能力，则人格不期而自进于高明。”《诗》可以陶冶情操，同时也能在应用上有其章法。“通吾之所感于作者之所感，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此亦锻炼德性增益才智之一法。”经典自古以来便承担着教化修养的作用，目今仍可承袭，但是经典以外的其他书目，凡是求真善美的，窃以为都可对修养自身有所助益。修养一面是基本德性的养成，另一面是思维习惯的更张，温文尔雅的人，同时也应该是能独立思考、有担当的人。

读书本是见仁见智的事，教人读书者其本身必是读书之巨匠。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也谈到，读书要读经典，要理清经典与著述之间的脉络和头绪，并且发问道，“一个大问题是，这类浓缩维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样的书怎么消化？”他开出的药方是仍然需要“二道贩子”，“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发生兴趣的入门讲话，加上原书的编、选、注”。由此来看，任公的《读书指南》在旨趣和内容上都和金先生所言相得益彰。老一辈学人对青年人颇多关切，青年人不可不多多读书，多多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