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疯癫史所带来的某种社会运行的可能性

如果说一种社会态度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体系需要三个世纪，那么，一种特殊的对待方式形成一种社会态度可能只需要一个大事件和一个临界点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无论我们想不想承认，最初的社会区分和隔离存在两种来自两面的动机，一种是慈善教化或者救济方面，出于对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或教化他们重塑社会道德，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另一种可能是更隐晦的，更不愿提上台面的因素，将少部分“威胁”或“特殊”隔离或区分起来，是为了让大部分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

直到18世纪，精神病被确定为一种疾病，并逐渐发展出一套病理学。

21世纪的现在，我们的直觉说，“精神病一直都是一种疾病，只是以前没有发现。”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决裂，“疯癫的人”彻底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当年“偏见”的“习惯”依然含蓄的流传着，“歧视”从我们一出生就潜藏在意识里，甚至说，不去接受教育的规训都很难发现。而我所能理解到的最可怕的歧视暴力，是内化到患者自己身上的，自己对自己的暴力。

《疯癫与文明》福柯说是一部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他所展现给我的，更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本来应该是荒谬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对待方式是能够上升成为一套病理学或者说“科学”的，甚至说能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的。那么问题来了，听起来很扯，但在如今这个世纪里，会不会也正酝酿着一套特殊的对待方式，去在未来的三个世纪里去定义出一种“以前人们没有发现的疾病”呢？

谁说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沿着理性的“正轨”一直运行下去呢…？

运行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