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鲁迅与被"画歪"的鼻子:人道主义温情喜剧之盲点

AOI
2017-04-05 看过

《上海月亮》是日本已过世的剧作家井上厦的一部以鲁迅为主人公的话剧剧本,创作于1991年,后获第31届谷崎润一郎奖,并得到了评委大江健三郎的盛赞,被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有良知的日本人一些自信。关于撰写《上海月亮》的动机,井上厦提出过两种说法,一是受太宰治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小说《惜别》的影响,《惜别》是太宰治在战时应官方文艺"亲善"路线要求创作的作品,虽然太宰本人试图秉承"不卑视 中国人",以"洁白、独立亲睦之态度"进行创作,但仍然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但是其中的人情味却打动了日本读者,其中包括井上厦。井上在与早稻田大学教授东乡克美的对谈中提到“我重读《惜别》再次受到感动,甚至创作了以鲁迅为主 人 公 的 剧 本 《 上 海 月 亮 》。 "另一版本则是他在接受中文版译者张立波采访时,谈到自小喜欢鲁迅作品,崇拜鲁迅,又因为自己和鲁迅类似的自幼失怙的经历,也在仙台生活过,因此对鲁迅很有亲切感,创作《上海月亮》是了结自己多年夙愿。这两个版本其实并不矛盾,共同构成了《上海月亮》的创作动机。

同样,井上厦曾说,他最欣赏鲁迅看问题上的客观视角。鲁迅强烈抨击日本的侵华战争,却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对日本人一刀切,而是认为日本人中也有好人,也有理解中国人的人,因此好的中国人与好的日本 人应当携起手来共同反对狡猾的坏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看作以井上厦为代表的日本和平主义爱好者对中国人发出的信号。剧中的鲁迅,正是井上厦所期待的中国人的形象:既是一个反日、排 日 、抗 日 的 热 情 的 爱 国 者 , 但 同 时 又 友 好 地 与 “ 好 的"日本 人 交 往着 。所以,《上海月亮》虽然是一部面向日本观众创作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着向潜在的中国观众/读者所释放的信息 。

应该说,作为日本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和积极参与反战、和平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井上厦对日本的侵略历史有清醒的认识,也并不逃避敏感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发挥了他诙谐幽默、暗藏机锋的创作风格,对当时歧视中国人的日本人进行了辛辣讽刺的抨击,让我们看到这位作家的良知和勇气。同时,作品也试图刻画出人与人之间跨越国界的温情和友谊,表达出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暖。个人非常尊重井上厦先生的人格,也感服于其独具匠心的想象力和丰富的创作力,但是又不能不感到,这部出色的作品所营造的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氛围,似乎掩盖了某种不和谐但是更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对于两国人民深层次的理解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上海月亮》的故事发生在30年代的日本,鲁迅为躲避白色恐怖逃到了内山书店。包括好友内山完造、医生须藤五百三、牙医奥田在内的几个日本人为了让不肯延医的鲁迅治病,想尽各种花招,最后终于探得鲁迅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强行对其进行治疗。他们用"笑气"为鲁迅麻醉治牙,不想却因此让鲁迅产生了幻觉,将在场的人错认为藤野先生、秋瑾、鲁迅的原配朱安、年轻作家洛文(洛文是鲁迅的笔名,推断作者借此来代表受鲁迅影响的年轻作家,如柔石等左联烈士)等。鲁迅对每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忏悔,吐露了心中长久的愧疚。众人煞费苦心扮演各自的角色,纷纷向鲁迅表示了原谅。在一片温暖的谅解声中,一直因内疚而拒绝治疗试图实现慢性自杀的鲁迅终于振作起来,决定重新拿起笔与黑暗的社会战斗。全剧在一片积极温暖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对于习惯了"革命者"、"民族魂"的伟人鲁迅形象的国人来说,这样的"病人鲁迅"似乎有些难以接受。违和感并不主要来源于对鲁迅伟人形象的颠覆,而来自于某种与鲁迅异质的东西的移植。借剧中鲁迅的说法,"上海月亮"有双重含义,一是遮盖阳光下被暴露无遗的丑恶,把一切都幻化成美好的意象;二是象征沟通人类心灵、消除人间隔阂的努力。如孙歌所说,这确实不像鲁迅,更像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作家,不可避免这位"日本籍"鲁迅给人留下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的感觉。(孙歌《鲁迅脱掉的衣裳》)这种感觉也强烈体现在对"仙台神话"的移植之上。

在该剧中,"仙台神话"的两个元素以不同形式得到再现。第一元素-歧视元素-弃医从文经历,以鲁迅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的弃文从医的经历予以颠覆。须藤受兄长影响志向文学,原本打算进大学读德国文学,却因和鲁迅一样遭遇了同样的幻灯片事件,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须藤也看到了当俄探的中国人被斩首的画面,但围观者却是在喝酒的日军军官。 须藤说:

"一个生命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他们却笑着把一瓶酒传着轮流喝。人的 死不是下酒菜! 我们的武士道哪里去 了? 不过,在画面的一角惟有一个年轻 的军官在合掌为死者祈祷,我从这位军 官身上看到了日本陆军的希望。不久我 知道那位军官就是我的堂兄。但是后 来,因为战地生活残酷,他口吐鲜血而 死。怎么样? 鲁迅先生? 精神无论怎样 了不起,身体作为精神容器如果是贫弱 的,就什么都做不了! 就这样,我的志向 从文学转向医学,怀着成为日本陆军希 望之星的希望,选择了军医之路。"(p.113-114)

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是因为"愚 弱 的 国 民 ,即 使 体 格 如 何 健 全 ,如 何 茁 壮 ,也 只 能 做 毫 无 意 义 的 示 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改变精神才是首要(呐喊自序)。这样痛彻深刻的体会,在《上海月亮》中却用"健康不是万能、没有健康却是万万不能"这样的常识来颠覆,二者之间无法存在对等的份量。虽然在拉近日本观众与鲁迅的距离上,这样的描写能增加亲近感,但是是否能引导观众认识真正的鲁迅,我觉得还是存疑的。

同样,"仙台神话"的第二元素-友好要素通过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怀疚和想念来再现。剧中的鲁迅对自己弃医从文,欺骗了藤野先生深感内疚,背负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而这一矛盾又在充满了人情温暖的关怀中消融:

须藤(扮演藤野先生):周君·…你认为比发现病人的疾病,给病人治病更重要的是去发现人们思想的病。这种想法很有道理。我决定给你及格了。

鲁迅:您真给我及格·…!

须藤:这种想法,如果你是在听我的课的时候产生的话,我为此而骄傲。这是因为我为世间培养出一个可以医治人类思想的“医生”。

鲁迅:这么说您原谅我了。

须藤:以我们俩的关系不存在什么原谅不原谅的的问题,周君,你要好好地听医生的建议赶快治好病,健健康康的。祝你文章越写越好,有时间再到日本来玩。(p.78)

其实,弃医从文一事并不太可能成为鲁迅的长期心理负担,这一场景显然过度放大了鲁迅的愧疚与脆弱,也没有理解到鲁迅是在对真理的追求层面上将藤野先生认知为人生的导师,才"增加勇气","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然而井上厦显然是在典型的日本式义理人情的范畴下理解这层关系,因此只顾及到师生之伦,而无法深及到同道之谊。这不能不说,是人道主义温情喜剧《上海月亮》的缺憾。

值得深思的是,并不回避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歧视的井上厦,为什么仍然会将鲁迅的沉重与绝望简单化处理?其将鲁迅的绝望视为病态,并认为可以通过人情温暖来治疗,这里是否存在某种人道主义的盲点?这种盲点是否妨碍了两国交流的深入?

《上海月亮》与太宰治的《惜别》一样,洋溢着浓浓的日式温情与励志,这未免与传统中鲁迅黑暗、沉重的严肃形象格格不入。当然,作家有自己创作的自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干涉的。但因为题材的特殊性——"仙台神话"被中日两国人民都认知为友好的一个象征,这种友好若不能相通、交流,各自封闭于各自的话语场中,那也就失去了友好的意义。基于这层考虑,我认为有必要揭示出这一差异所在。

竹内好曾在1948年写就的《何谓近代》一文中写了人道主义和绝望的问题。文中,竹内好在对鲁迅《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的寓言进行了精彩的剖析,被叫醒的奴才所体验的无路可走的绝望,才是鲁迅自身最真实的体验:他拒绝成为自己——因为梦醒的奴才不愿意接受自己为奴的现实;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聪明人给予的解放不过是种幻想。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绝望"的意义。竹内好尖锐地指出,如果换成日本人道主义作家,要么奴才被聪明人或傻子所救,要么奴才自己打倒主人解放了自己,即“把奴才从梦中惊醒作为喜悦而不是作为痛苦来写”。然而奴才成了主子也并非真的解放,而是又一轮主奴关系的再生,只是奴才在主观上以为得到解放。竹内好认为,试图通过成为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的身份这一最具奴性的奴才,正是拼命扩张殖民而试图进入西方列强行列的近代日本的写照。(《何谓近代》,收入《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 ,2005年出版)对中国人的歧视,正是这种奴才心态的衍生产物。

正是从这一角度,竹内好正确理解了鲁迅的"仙台神话"的意味。竹内好指出,幻灯片事件让鲁迅感受到了屈辱,正是因为鲁迅从同胞们的惨状中看到了自己,他并不是抱着文学救国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仙台,而是咀嚼着屈辱默默离开的。这屈辱正是他自身的屈辱——醒来的奴隶的屈辱,如果说怜悯,那怜悯指向的也只能是 不得不去怜悯同胞的自己。

不得不说,竹内好的确是鲁迅在日本的最大理解者。这正是鲁迅的绝望之所在——鲁迅并没有将自身放在一个高于众生的启蒙者地位,而是痛感中国的一切落后根性都与自己血肉相连,而无法将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拯救者地位。革命者是傻子,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传统黑暗的沉重,这种沉重是与他们自身相隔绝的,所以才能无知无畏,打破铁屋子;而肤浅的人道主义者则是聪明人,他们能迅速自觉站队到正确、进步的一边,幻想自己已经得到解放。所以竹内好理解鲁迅不是进步的,毋宁说是保守的,因为他看到了自身民族的黑暗,又拒绝让自己从黑暗中脱身,这是日本追求先进的优等生文化难以理解的。但是竹内好正是在这样绝望以及作为绝望行动化的抵抗中,看到了强韧的主体性。但是人道主义作家们却不能理解这种绝望与悲观,因为他们内中不存在这些沉重与黑暗,所以在他们眼中,鲁迅被理解为一个病人,而不是走投无路的觉醒者 。所以,解决鲁迅心病的办法,也就变成简单的心理治疗。

为什么善良的人道主义者无法理解鲁迅的绝望?我认为,这里缺少的是问题意识。人道主义者的洁癖,使得他们面对本民族劣根性的一面,过于迅速与其划清界线,此缺少反省、抵抗的踏实感,仿佛民族的黑暗、沉重与其无关,只能做到独善其身,却不能从内部直面、对抗黑暗。这种源自民族性深处的黑暗,只有从内部解构,而站在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的层面,是无法触碰的民族心灵的深处的。同样也因此,他们也无法理解鲁迅是站在民族内部的立场才对中国人产生深重的绝望,这种基于对真实的认识的绝望,他们却幻想能用基于人道主义理想的希望来消解。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始终无法将鲁迅的问题意识作为方法论纳入自身的问题视野中,这也使得他们始终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理解鲁迅。

与此相较,竹内好正是因为自身也具有同样的问题意识,所以才能准确揭示出鲁迅的精神内核。但是人道主义作家并不具备这一意识,因此他们只能从自身的人情体验去理解,所以"画歪了鲁迅的鼻子"(张承志语,出自《敬重与惜别》)。竹内好在批评《惜别》时,提出太宰治对鲁迅的屈辱感体会不足,造成"太宰鲁迅"实际上只是太宰的自画像,可谓一针见血。但是,竹内好的问题意识并没有被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继承,相反,近年来还出现了某种傲慢的倒退论。当然,太宰治、井上厦等作家的人道主义作品中也许并不存在这种傲慢,毋宁说看到想要与中国人平等友好交流的真诚意识。但是,由于不具备如竹内好那样的问题意识,他们期待的友好始终无法深入,只能是为友好而友好。这就是人道主义温情喜剧《上海月亮》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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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月亮 上海月亮 7.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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