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史角度的阅读体验

文在兹
2017-04-04 看过
无论从学术性还是思想性来说,这本一位美国人在中国山林中寻访当代隐者的散记都不是多么出色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对研究宗教史来说,本书确实能够带来一些启示乃至震撼。因为其中描述的这些居住在非寺非观的“茅蓬”中的隐者,其实是超越时间的社会现象,是活生生的历史。
    据我粗浅的了解,好多宗教的兴起都与山林间的隐修者/苦行者密切相关。例如“沙漠教父”之于基督教,“林间圣人”之于佛教。吊诡的是,这批意在远离人群的隐者,最后往往招引来大批崇拜者和效仿者,最终形成一类特殊群体,开始过起组织生活,这就是寺院主义宗教。寺院是脱离世俗和接近世俗两种离心力的矛盾结合,随着时间推移,往往会出现撕裂:许多人开始厌弃日益堕落的寺院组织,有的在体制内设“别院”清修;有的则脱离寺院,重回山林,开始新的轮回。这批隐者就是介于完全的脱离人世与寺院主义宗教之间的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群体吧。
    我所关注的道教史中,有一个问题是:道教的宫观是怎样兴起来的?有些学者说,宫观是从天师道的“天师治”发展起来的。在六朝时期,天师道的祭酒领着他们的道民,决定放弃家庭,开始出家住观,就形成了道教的寺院主义。但我觉得并非如此。道教的宫观还是从排斥宫观的隐者群体中发展起来的。我喜欢引用《晋书•王嘉传》的记载: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

王嘉确实是下了决心要脱离人群,但这决心还是不够坚决,因为他还是没能摆脱数百名追随者。王嘉的例子与基督教寺院主义的开创者沙漠教父圣安东尼的经历极类似。安东尼在废弃城堡中苦修,渐渐有人慕名前来,聚集在他隐修地周围,而安东尼则为了防止灵性的退步,又离开这一群体,转至更为偏远的地方修行。王嘉也是两次“弃其徒众”,由东阳谷移往终南山,但这类群体的最终归宿如何呢?很可能还是变成了固定的修行团体,继而发展出寺院组织吧。
    再后来,道教像佛教一样,宫观制度被国家权力固定下来,开始走向堕落之路。晚唐以后,道教寺院主义逐渐衰落,道士“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隐者依然存在,但世俗的牵扯更加有力了。就像《永乐大典》引《江州志》所言:

    限额曰寺观,不限额曰庵岩。……(庵岩)主席不必皆售祠牒。道释得居之,方外亦得居之。所奉不必专主一教,浮屠居则奉浮屠,道流居则奉老氏。所仰不必皆有田,近市者乞食以为资,山居者姜朮以代粟。至若袷禳之事,梵呗之工,则有不屑者焉。入林愈深,则奉养者愈薄,而人愈寿。昔之异僧至人,其始往往类是,比其影迹彰,意度广,敕额一加,升为寺观,则人境俱迁,无复真淳之味。

这里所言种种,和《空谷幽兰》里描述的隐者均极相像。就连书里提到的近代高僧虚云、印光,不也难免吗?但这些激进的隐修原教旨主义者,终归是宗教得以净化、更新的动力。从道教史来说,除了开端以外,第二次重要的隐修者的“反动”革命应该是王重阳的全真道。那时候的道教宫观已经极其堕落。王重阳原是在“活死人墓”中隐修的隐者,他重新倡导出家、苦行。在《重阳立教十五论》中,他特别指出:

    茅庵草舍,须要遮形……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

可惜积重难返。很讽刺的,全真道很快又变成了大兴土木的宫观爱好者。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一样,杨过去活死人墓旁的重阳宫时,那里就是壁垒森严的大道观了。不过全真道终究还是将道教拉回到出家、住观的寺院主义道路上来,而不是像南方的正一派那样,完全变成了在家修行的道教。
    所以我觉得,隐者是净化宗教的后备军。那一天隐士消失了,宗教也就玩完了。当然我也相信,只要有人群存在,就会有“人群不耐症”患者存在。总之,参照历史阅读本书,时时会有震撼的感觉,感觉到自己在近距离触摸历史。这应该是本书的读法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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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 空谷幽兰 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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