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愧怍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是源于沪教版语文教材高一课本里的一篇散文《老王》。我自己读高中时也学过这篇文章，始终记得那个被“镶嵌”在门框里的垂死的老王的形象，也深深地感动于杨绛那句“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可是多年过去，这种感动的确铭记在心，可是究竟为什么而感动，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前些天听了几位老师的公开课，这个读书时悬而未决的问题似乎再一次地涌现在我的心头。
      《老王》这篇散文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有些人说这篇文章体现了杨绛的平民意识或者也说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固然不错，可是我进一步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杨绛的“平民意识”或者说自我反思就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我想，这或许是因为这种反思的难得，难以得到。
不难发现，文中老王与杨绛一家的交往是以“文革”为背景的，文中提到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老王送钱钟书去医院，后来再次与老王的相见就已经是“我们从‘干校’回来” 以后发生的事了。我们从杨绛和钱钟书的出身以及他们当时在学界的地位就可知，他们肯定是当时重点被批斗的对象。钱钟书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杨绛则是“资产阶级学者”。钱钟书的头被戴高帽，又被无故剃成十字形。 “极左大娘”，乳臭未干的孩子，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朝他们吐唾沫，在背上涂鼻涕、浆糊，乃至于殴打。而后钱钟书又被安上藐视毛泽东著作的罪名，于是杨绛和钱钟书被恶狠狠地批斗，最后一个被罚扫女厕所，一个做了清道夫。 他们夫妇却始终在苦难中保持着理性与乐观，一个剃成阴阳头，一个剃成和尚头，挂着大字牌，走在清华校园里。杨绛曾说，我们只将这些当作一场闹剧，只知道这些事一定会过去。
       1969年11月11日，杨绛和钱钟书被下放到干校，一直到1972年3月回京。正是根据这段时期的经历，杨绛写了《干校六记》。在这本书里，杨绛对于文革叙事几乎可以用轻描淡写来形容。《干校六记》里写到女婿得一的绝望自尽，也就是短短的几句话。“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而后一段文字简单交代了得一自杀的原因，便很少再提起。而与之相反的，杨绛用心记录下的是她如何偷偷地雨天，穿过泥泞的泥地，去看望钱钟书。“……我把手杖扎得深深的，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你怎么来了？’我笑说：‘来看看你。’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 杨绛的可爱之处便全在于此，她似乎可以随时抛下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抛下自己大小姐的出身，无论在顺境逆境之中，似乎都有十分刚强而又乐观的意志。而钱钟书更是达观幽默。一次，邻居家的猫恶作剧，抓了一只开膛破肚的死老鼠在杨绛的床上，杨绛不停地感到恶心又倒霉。钱钟书却安慰她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 一番话说得杨绛哭笑不得。
从干校回到北京，也就是后来再次见到老王，老王来送给他们香油和鸡蛋的那段时间里，杨绛一家的苦难也并没有结束。他们必须接受“掺沙子”，即“革命分子”住到“资产阶级权威”的家中去。据说，有一次，由于一位革命女性欺侮钱瑗，杨绛忍不住还手，被反复拎起摔下，拎起摔下，钱钟书终于忍无可忍也动了手。而立刻两位读书人觉得自己做出了有辱斯文之事，再不愿提起。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死生事小，然而尊严扫地，眼见着人性如此不堪一击，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逐渐泯灭或许才是最悲痛的事。
       “文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苦难的代名词，在无数的文革叙述中，如果你不讲文革的苦难，文革中的死难者，你就几乎没有资格参与到关于这段历史的讨论中去。要么就是红卫兵的自我反思，要么就是受害人的声泪俱下。知识分子所受的压迫似乎尤其深刻地使我们落泪，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同情。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里，满篇都是控诉与痛心，师道尊严不复，多次被诬陷被批斗，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虽然终究没有去死。但是反观杨绛的《干校六记》，点点滴滴，没有过分的文字，都是冷静、平常的语言，所记之事几乎很难与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或者严歌苓《天浴》中的扭曲的人性对应起来。钱钟书夫妇当然没有比其他人更幸运，但是杨绛对于过去的苦难表现出的平静以及刚强着实令人倾佩。其实在那样的一场倒行逆施的革命之中，知识分子所受的屈辱已经足以令他们终生抱冤，一生含恨。可是杨绛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苦痛之中，她（与钱钟书）的乐观正是因为他们深知这场运动的荒诞可笑。他们二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在控诉，在仇恨，在苦闷之后，还有一份难得的“愧怍”。这点“愧怍”之情使得杨绛的文革反思不是向外的，而正是向内的。她当然不满于这段不堪入目的历史，但是她更加自觉地肩负起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责任，这便是她对于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所包含的道德感的清晰而强烈的认知。老王，这么一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三轮车夫的不幸使得她多年难以忘怀。
       她说的是：“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老王的确有某种典型意义，但是不是代表当时的大多数人，而是极少数人。对于杨绛而言，这些极少数人的温情却让她念念不忘，让人足以相信人性至深处的善。而她并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幸运者，如果她这么说，反而显得太自以为是了不是吗？“多吃多占”不仅是物质上的，亦是精神上的。“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追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这一句“都不是”否定的是“我”对于老王物质层面的同情与优越，而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精神上的无限愧怍，这个愧怍是无论“我”当时如何感谢老王，“我”都无法在良知上获得安宁，因为杨绛对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有近乎苛刻的标准与准则。
       钱钟书曾在《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记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是很积极地参加。” 惭愧之于他们两人而言，都是以自我反思为前提，同时也包含着反思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杨绛在《洗澡》中写杜丽琳的检讨时，有这样的一段：“可是三反运动又转向知识分子——要改造知识分子了。我又害怕，又后悔，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许彦成回来。当时他并没有勉强我，是我硬要跟着他的。现在可怎么办呢？我苦苦思索，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说，我没有错，没有改造的必要。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是吃了农民种的粮食，的确是穿了工人织的衣料，的确是靠解放军保卫国家，保障了生活的安宁。而我确实对他们毫无贡献。我谋求的只是个人的安逸，个人的幸福。我苦恼了很久，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这会不会是杨绛的愧怍呢？我不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