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浪费的危机

维舟
2017-03-29 看过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全面危机的历史,而且这种危机仅仅着眼于中国本身是无法理解的。近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们开始倾向于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在16-17世纪的明代中后期就已在经济上卷入了全球化的轨道,社会开放度也较大,同时来自西方的挑战与交流也尚未像晚清被动应对时那样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简言之,那似乎是一次“被浪费的机会”。不难看出,这其中隐藏着一种反历史的假设,即中国如果在晚明做出变革,那么处境会好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认1450-1600年间世界主要地区过渡到早期近代史的全球性深刻变革是基本同步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同学者的着眼点往往有着微妙的差异。西方学者大体上把这视为“大分流”议题的一部分,即借助“中国为什么没有做到”来反思“西欧为什么做到了”,由此激发思考,使得现代化道路的确定性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相比起来,中国学者常常对“西欧为什么做到了”的兴趣远不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做到”强烈,而这往往又导向一种对阻碍它实现的事物(无论是打断这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外国侵略者,还是本国的制度与传统)的激烈批判。两者的共同之处或许都在“借他者反思自身”,只是这种反思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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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全面危机的历史,而且这种危机仅仅着眼于中国本身是无法理解的。近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们开始倾向于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在16-17世纪的明代中后期就已在经济上卷入了全球化的轨道,社会开放度也较大,同时来自西方的挑战与交流也尚未像晚清被动应对时那样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简言之,那似乎是一次“被浪费的机会”。不难看出,这其中隐藏着一种反历史的假设,即中国如果在晚明做出变革,那么处境会好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认1450-1600年间世界主要地区过渡到早期近代史的全球性深刻变革是基本同步的,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同学者的着眼点往往有着微妙的差异。西方学者大体上把这视为“大分流”议题的一部分,即借助“中国为什么没有做到”来反思“西欧为什么做到了”,由此激发思考,使得现代化道路的确定性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相比起来,中国学者常常对“西欧为什么做到了”的兴趣远不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做到”强烈,而这往往又导向一种对阻碍它实现的事物(无论是打断这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外国侵略者,还是本国的制度与传统)的激烈批判。两者的共同之处或许都在“借他者反思自身”,只是这种反思本身也有所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中虽然意在从全球史的角度来提出新问题,进而重写历史,提供新的见解,但全书所暗含的现实关怀则无疑是中国的。与以往那种孤立地从中国出发来理解历史事件的变迁不同,他明确意识到明代中后期的许多结构性挑战无法仅从中国本身得到答案,撇开世界经济的背景和关联性就无法解释当时的中国历史,因而大大扩展了历史的视界,不过,无论他把视线落在西欧、美洲还是东南亚,最终他仍是为了在那里发现中国的问题所在。甚至可以说,这是某种“伪装成全球史的中国近代史”,是一种“世界大背景下的民族史”,借用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的话说,过于强调“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史宏大关联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与真正的世界史写作并不是一回事。

这当然无可厚非,而且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恐怕这才是中国读者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只是,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理解李伯重先生在背后所蕴藏的问题意识,那其实和晚清以来的近代史书写中潜藏的疑问是一样的:“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呢?”(第403页)或者可以这么说,他是把晚明“晚清化”了,将这一历史时期视为“晚清的1.0版本”,看到晚明面临着许多与晚清类似的挑战: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与西方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差距拉大;接连不断的边疆危机;国内政治体制的积重难返。与此同时,中国虽然内生性地发展出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经济,然而到头来却似乎并未能起到大作用,最终以崩溃告终。虽然清朝重振了原先颓败的政治体系,但却仍是以“老办法”解决了“新问题”,以至于从我们的后见之明看来,那往好里说也只是将危机推迟了两百年,但使它变得更难解决,从而浪费了一次危机。这样看来,近代中国不是昏睡了一百年,而是三百年。

在此,“火枪与账簿”这两个象征也暗自对应着晚清时中国面对西方的两项最直接而急迫的挑战:“船坚炮利”和经济入侵。只是在中晚明时,这些“家门口的陌生人”除了澳门的葡萄牙人、六横岛的海盗和沿海的倭寇外,尚未闯进家门。不过,军事技术往往是国际交流中最迅速得到传播的事物,因为它能如此直观地展现决定性的效果,正因此,“火枪”的史料也比“账簿”的多得多。事实上,当时中国无论是在国家的财政税收体制,还是民间长距离商业经营的信用体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失,也极少有当时的账簿留存下来,社会经济都按传统的方式在运作。按英国学者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一书中的看法,“将商业置于法律而非礼仪之上,实际上是西方给予中国最大的冲击。”然而,在16-17世纪的中国,尚无法看到西方的商业利益在对中国经济运作方式和制度性改革上产生什么影响,或许正因此,一向以研究早期工业化问题著称的李伯重先生对此并未多加着墨。

这样,在论述晚明所面临的挑战时,“火枪与账簿”似乎成了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或说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两个侧面:新型暴力和商业利益。然而,这并非历史的真相和要点,因为中国自宋代以来面临外部挑战时一再出现的难题,就在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工业潜能和技术力量无法直接转化为军事优势。当然,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至19世纪才出现了一种新型强国,其军事潜力完全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和工业基础、财政能力,以及军备方面的组织能力。不过,观察中晚明所面临危机的历史学者恐怕都会赞同,当时中国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没有力量,而是无法有效的动员并发挥出这种力量。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或许是:它没有必要。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国家尚须积极变革,以求免于亡国之祸,但自秦朝建立直至明末,一个据有中国本部的统一帝国仅凭其规模就能在东亚天下无敌,王朝覆灭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忧,而是内乱。这就是为何中国传统时代的军队所承担的职能中,往往是警察性质的治安多于作战。问题在于,在西洋火枪传入东亚之前,中国治下的和平依靠的是中国自身的“规模”,但自此以后,应对挑战则需要依靠“效率”。

在分析明代边疆危机时,李伯重先生已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技术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打法”,推动了军事组织的变革和军事指挥结构的紧凑化和灵活化,也进而动摇了地缘政治秩序:从冷兵器时代依靠作战人员数量和肌肉力量,转向火器时代的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以新式武器支持的军队能以少胜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规模优势,使得周边小国也能挑战中国。尽管这也促使中国引进新技术,甚至一度在火器技术上还领先于西欧,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当时的中国不必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竞争,它无须进行全局性的变革和大规模的深层次动员就能应对面临的问题,何况那往往只是局部问题。人们并未在思想上深切意识到那是一个“新挑战”,而在用老办法就能解决新问题的时候,何必要甘冒风险去尝试新办法呢?又怎么会被逼着去找寻新办法呢?

正因此,我们才能解释,何以晚明军事改革运动的成果如此有限:新军人数既少,新的军事制度编制也未能改变帝国的整个军事体系来提升效率,相反倒是受到政治腐败和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最终这一改革运动训练出来的成果,反倒落入叛军手中,为满清夺取天下立功。尽管马克思曾说“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但至少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改变既不必然,也不是全局性的,因为那种新挑战带来的危机本身也不是全局性的,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并未真正意识到整个体制已无法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

当然,中国未能做到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是因为陷入所谓“17世纪总危机”的世界各国大多都未能做到(至少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浪费了这一次危机),还因为它并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去达成这一艰难的社会变迁。从晚明的情形来看,传统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对现代化变迁的适应能力并不强,以至于无法提供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和内在动力,以保持一个使系统维持动态平衡的变迁速度,其结果,近代工业的演进不足以破坏旧有的模式,新技术的引入不是遭到抵制和阻碍,就是被拒斥或同化,甚至使系统陷入了不平衡的有害状态。不仅如此,发展新技术往往都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而无论满清还是日本江户幕府,一旦夺取政权后,火器技术都出现了迅速的倒退。

说到底,问题的根本既不在火枪,也不在账簿,而是最难触动的社会结构与群体思想。技术是因变量,背后的驱动力才是自变量。如果仅从“火枪”来谈新式军事技术的威胁,那我们的认识跟晚清时人们以为西方人仅是“船坚炮利”也无甚分别。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催生出能自我维持、并持久产生创新的社会结构本身。很多新发明、新技术都是不断改良的结果,在初期未必能呈现出比旧事物更高的效率或很强的威力,因而尤其需要一个能不断促使它升级改良的竞争性外部环境来提供持续的驱动力。这方面西欧各国不可否认有其优势,那不仅是因为其面临的激烈竞争及其制度保证,还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相比起陆战,海战更需要技术与资金的双重支持。

这可能是本书在对相关问题论述上的主要缺憾:它描述了一堆历史现象,但从社会学视角着手的结构性分析则相对较弱。中国无法在晚明主动完成现代化变迁,不是由于某种难以量化的民族性或文化传统,也不完全是因为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竞争性压力不足,更根本的或许是因为这一变迁本身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冲突,从而使得围绕着新技术的活动要么未能转化为力量,要么是阻碍而非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挥。

这么说吧,游牧民族在发动战争时对自身生产活动的影响很小,近代西方列强发动战争甚至有利可图,然而对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而言,大量士兵脱离农业生产作战本身就大大影响经济,不仅如此,无论是发展新的军事技术还是建立新的军事组织,都是开支浩繁而没有收益的纯粹消耗,这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长期经得住这样无底洞式地投入而不财政崩溃。据赖建诚《边镇粮饷》研究,晚明投入边防的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到万历十年已达国库年收入的2.25倍。新的火枪火炮及新军不是节省而是进一步加大了这样的财政负担,因为它们更花钱。相比起来,英国、荷兰等欧洲列强奉行的则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合一的、国家保护下的贸易,从而将扩张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英国有所谓“不能为殖民主义浪费金钱”(colonialism on the cheap)的原则,法国的殖民理论也着重于“价值变现”(mise en valeur),其主导思想都是在有利于母国的情况下开展贸易与军事结合的海外扩张。尽管这种殖民活动意味着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但确实在公司化的高效管理下,实现了财政制度与军事新技术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

我们或许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为什么中国未能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来支撑战争,从而使新式军事技术的大规模采纳即便不至于为国家带来利益,至少也能自负盈亏?又为什么没能将火枪与账簿结合起来,将战争变成一门生意?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基于后见之明的反历史假设,因为做到这些,意味着中国社会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现代化改造。而这,只有当危机在晚清时再度不断升级,直至甲午战败,举国认识到“老办法再也不行了”的时候,才能成其为可能。

已刊2017-03-27《经济观察报》,标题改为《被浪费的危机:17世纪中西文明大碰撞》;在微信公众号刊发时改为《当中国闯入“全球史”:探讨近代中国的落后根源》。又附及,感谢李伯重先生在本书中征引我对《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一书书评中的一段话,当然,这说不定也是因为他觉得这反正不是很学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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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序言p.3: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其姓氏应拼作Barraclough p.2:近代早期的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ekcon):应指Francis Bacon(1561-1626),拼法有误 p.22:[1600年左右]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蒙古人及印度人”疑是“莫卧儿印度人” p.45:到地名兰里(一名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端的亚齐):兰无里=蓝巫里 p.55:[17世纪的墨西哥的亚洲移民]他们通常被称为“chinos”(中国人),但实际上包括中国福建人、菲裔福建人和菲律宾人:“菲裔福建人”恐是“福建裔菲律宾人” p.65:再跟沙漠商队到埃索比亚人控制的某个红海港口:埃塞俄比亚人 p.65: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岛中生产丁香的特尔纳特岛建筑城堡:p.76:[西班牙人]在1606年攻占香料群岛的德里地;p.214又作“摩鹿加群岛的德那地(Tenate)”,三处译法不一。又其名应拼作Ternate p.69:洪水爆发:暴发 p.70:地图上“大城府”:但下一页便称“阿瑜陀耶”,又见p.140:在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中国人称为大城府),p.252“暹罗大城王朝”,这些名称宜前后统一 p.70:克林人:Kling,通译“诃陵”;下文“吉打州人”:吉打是古国,现代才为马来西亚一个州,此处只可作“吉打人” p.78:菲律宾西班牙语中“华人”被称为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贸易”的发音:按其本字是“生理”,古汉语白话中指生计、生意 p.78:安南的庸宪和会安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庸”应作“庯”,顺序应作“宪庯”;会安也称“会庯”,故会安也被西方按汉语潮州话发音记作“Faifoo” p.81:苏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一般作“布吉斯” p.123:征引的一段马克思的话,到p.379重复引用了一次 p.127:日本的《蒙古袭来绘卷》(1292年)……在《元寇袭来图》上就已出现了火炮:两处皆误,应作“《蒙古袭来绘词》” p.127:应仁之乱(1468~1477):应仁之乱始于1467年 p.134:1514年奥斯曼帝国与萨菲帝国会战于恰尔迪兰(chaldiran):同页下文作“1514年的大不里士战役中土耳其人使用火器大败波斯人”,应以前者为是,这场战役一般称作Battle of Chaldiran,该地在大不里士(当时萨菲帝国首都)西北方100多公里外 p.135:[1647年莫卧儿帝国军队以火器击败乌兹别克骑兵]这次战役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火药帝国与游牧帝国之间的大战:也有人(如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将1683年奥地利击败土耳其人、1693年清帝国在乌兰布通战役中击败葛尔丹视为击败游牧帝国的最后标志性决战 p.135:在1520年围攻莱浦尔(Raichur)堡的战斗中:该城一般译作“赖久尔” p.136:巴布尔在1526年帕尼帕特之战时采取的火器阵法:p.299引文中作“巴卑尔” p.140:在缅甸的庇古(Pegu):p.250作“白古(今勃固)为中心的孟族统治的白古王朝” p.172:经过羯罗的改革,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商羯罗(Sankara) p.173:在中南半岛上,“印度化王国”的早期代表有占婆(即占城)、扶南、刚迦、狼牙修等,后期则有真腊、高棉、古吉打、三佛齐、满者伯夷等国:p.253作“岗伽王国(Kambuja)”,按,一般称作“真腊”。又,严格地说,三佛齐、满者伯夷也不立国于中南半岛上 p.174:月氏王迦腻色伽:p.178作“贵霜国王迦腻色伽一世”,宜统一 p.174:婆罗王朝:一般作“波罗王朝” p.175:缅甸中部旧勃朗(Old Prome):应作“古卑谬” p.185:典型的例子如范阳秀才卢沾:按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原文是“秀才卢生名霈”,以霈、霑字形相近而误 p.196:明太祖建立了明朝,于1385年派使者傅安、刘伟等到中亚:应作“刘惟” p.207:在安南,胡季嫠建立胡朝:“嫠”应作“犛”,全书涉及此人名字的均误 p.210:在佛得角以西370里加(1里加约合6公里):league一般译作“里格” p.229-230:在东南亚和南亚,则主要是一种被称为“曼陀罗国家”的国家形式:Mandala一般对译为“曼荼罗”,“曼陀罗”则对译植物名 p.233:亨利·缅因(Henry Maine):一般译作“亨利·梅因” p.248:地图上“交趾支那”和“占城”标反了 p.255:马八儿(今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应为印度西南海岸,即本书p.69所提到的“印度西海岸马拉巴(Malabar)海岸” p.255:“东洋”一词,最早见于元代大德年间陈大露著的《南海志》:陈大震 p.261:在格尔达纳卡拉王在位时期(Kertanagara,1268~1292)……1290年爪哇新柯沙里国王克塔纳伽拉(Kertanagara):同一位国王,译法前后不一 p.270:溢亨国:应作“湓亨国”,即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Pahang) p.280:开源道:开原 p.288: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傅垣率大军由腾越征缅:傅恒 p.298:来自伊朗和海拜尔山口的游牧部落:下一页作“开伯尔山口”,是;两者均是对The Khyber Pass的音译,但通译“开伯尔山口” p.299:明朝皇帝焚毁了蒙古人在戈壁沙漠中的喀喇昆仑大本营:应作“哈尔和林” p.300:林蔚(Arthur Waldron):此人中文名准确的写法是“林霨” p.312:率纽于纨绔之习,无复鹰鸷阚虎之气:纽=狃,阚=噉 p.313: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呼舞=呼樗,指赌博 p.315: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支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队伍,居然横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宁”应为“宁国”,指宁国州;严格来说,当时应是两省,因明代苏皖均属南直隶,直至清康熙六年(1667)才分置江苏、安徽。又前文p.83涉及明代倭寇时说“有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后逃回来”,谈到船上夹杂的华人有“安徽人”,此处江苏、安徽严格来说亦不恰当 p.327:邱浚说:一般名从主人,多作“丘濬”,直至雍正时为避孔子讳,才将“丘”姓一律改为“邱” p.338:选拔出来的将领满贵:同页下文作“满桂”,是 p.338:崇祯三年,明军收复遵化、迁安、滦州、永年四城:按永年远在河北南部,此处应是“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参见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1630年条 p.341: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应作“瓜洲”,瓜州则在甘肃 p.347:朝鲜全国三都(汉城、开城、平壤)十八道全部陷落:朝鲜李朝国土是分八道,见p.365:“当时朝鲜全国八道” p.363: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原文是“非前车耶” p.366:距城五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火光烛天? p.381:著名汉学家伊懋可在《中国之路》一书中:疑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般译为《中国历史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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