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 宋诗选 8.9分

重读《宋诗选》

将芜

近来备课,涉及唐宋文学,给学生编写了一份补充读物,用了一点心思。拿去给几位朋友看,其中一位看了后说,《正气歌》的节奏真好。

《正气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用作爱国主义教材,反而使得它的艺术性被忽视了。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引起很多猜测,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即认为《正气歌》在艺术上有缺陷。

照我个人看法,《正气歌》当然是好作品,艺术上也好。气盛则短长高下皆宜,《正气歌》正是如此。用典多,议论大,然而皆着落在自家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上,一气贯注,驱遣自如。

说《正气歌》节奏好,这位朋友是专攻诗学的,想不妄语。至于它为什么节奏好?我看到的是:诗歌的节奏,跟随人格的节奏;个人人格的节奏,跟随群体人格的节奏,乃至天地日月的节奏。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开头这几句就很能说明问题。以天地正气统摄人,复以人来统摄诗,则天与人,人与诗,可凭此气而贯通。这是自上而下的一条线索,抛掉了上面的,单看诗歌的纯形式,不能知其所以然。

当然,对我等凡庸之辈来说,这里会有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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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备课,涉及唐宋文学,给学生编写了一份补充读物,用了一点心思。拿去给几位朋友看,其中一位看了后说,《正气歌》的节奏真好。

《正气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用作爱国主义教材,反而使得它的艺术性被忽视了。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引起很多猜测,其中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即认为《正气歌》在艺术上有缺陷。

照我个人看法,《正气歌》当然是好作品,艺术上也好。气盛则短长高下皆宜,《正气歌》正是如此。用典多,议论大,然而皆着落在自家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上,一气贯注,驱遣自如。

说《正气歌》节奏好,这位朋友是专攻诗学的,想不妄语。至于它为什么节奏好?我看到的是:诗歌的节奏,跟随人格的节奏;个人人格的节奏,跟随群体人格的节奏,乃至天地日月的节奏。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开头这几句就很能说明问题。以天地正气统摄人,复以人来统摄诗,则天与人,人与诗,可凭此气而贯通。这是自上而下的一条线索,抛掉了上面的,单看诗歌的纯形式,不能知其所以然。

当然,对我等凡庸之辈来说,这里会有一个疑问。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可是怎么个养法,孟子并没有讲。然而《正气歌》里讲了: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条线索:养气之法,在于从个人出发,走一条师法古人、仿效前贤的路。如果学尧舜学孔子学不来,那就学学自齐太史、董狐以来的历史人物,心摹手追,切实用力,庶几可以使弱者强,使懦夫有以立。

浩然正气有没有节奏?我认为是有的,而这种节奏就体现在张睢阳齿、颜常山舌等具体的人事上。

《正气歌》之所以节奏好,是作者的人格使然。这种人格对应于具体行事、举手投足,自然具有一种正大、刚健、顿挫的节奏,发为诗文,亦复如是而已。而要养成这样的人格,一方面固然来自禀赋,一方面则是不断学习古人的结果。

文天祥的集杜诗,也被文学史家关注,因为集句向来多游戏之作,而文天祥的作品很独特。不过照我看来,这也并不独特。

文天祥身上承载着一个“凛然万古存”的大传统,在《正气歌》里出现的历史人物也好,杜甫诗也好,都分享着这同一个大传统。而集句这种形式本身,也在这个传统之中。集句其实是一种相当好的学习方法,尤其是集杜。既然天地正气和往圣先贤俱在,模仿即是创造,创造也是模仿。

读《正气歌》,我得到的重要启示在于:用古人的人格,来形塑自己的人格,进而形成一个与古人统一匀调的共同节奏。一篇《正气歌》,有文天祥的人格,也有董狐的人格、颜杲卿的人格、诸葛亮的人格。至于读《正气歌》者,多少也能够用包括文天祥在内的这些人格,来调一调自己的人格。人格的节奏好了,诗歌的节奏自然好。

《离骚》的节奏好不好?《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节奏好不好?《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节奏好不好?理可相通。

《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不管理由究竟为何,毕竟使一些慕钱先生大名而去的读者,错过了这首诗。

好在另有一部《宋诗选》选了《正气歌》,而且注释明晰,使读者易于讽诵。依靠它的帮助,我才第一次读懂了《正气歌》。

《宋诗选》的选注者张鸣先生,是我的老师。

我手上的这本《宋诗选》,看出版信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购入此书时,还未曾想过有朝一日能够忝列门墙。

记得有一回师门聚会,几位同门拿着书找老师签名留念,我却没有上前。此书的扉页上依然只有我自己幼稚的字迹:“2004年11月,于风入松”。风入松是北大南墙的一家书店,曾经承载着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后来不久,因为入不敷出而关了门。

倏忽十几年过去,先生都快退休了。《宋诗选》印过几版,如今已一册难求。

山谷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可以用来形容在先生门下问学的感受。而我自己,对应的却是“江湖夜雨十年灯”。从拜入门下算起,至今恰好十年。北往南来,没少折腾,一事无成不说,回思前事,想起给先生添过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依旧心下歉然。

我也试着写过几首旧诗,有一首的开头是这样的:“诗心与诗笔,久违成两拙。问道及求学,悔愧交相契。”这用以形容现在的我,也还贴切。只是这番悔愧之心,究竟还是没有化为精进。至于诗心诗笔,则随着那不可捉摸的青春一发远去,不可追回。

然而对于先生的《宋诗选》,我依然珍爱。如今读来,感受又有不同。

有些诗,可能需要一些阅历,才读得出味道。而宋诗正是这样。

唐人诗气象高远、音调响亮。“一片孤城万仞山”,这固是第一等的文字,可是我却没有这等胸襟。这样的文字读多了,气喘不上来。都说山谷诗读多了发风动气,其实盛唐诗读多了,才发风动气呢。当然,杜甫例外。杜诗是宋诗。

年少时,可凭血气来读唐诗。然而血气毕竟有衰时。难道青春不再,连诗也不可读了吗?

幸好还有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看似不是最高格。但是,文字,才学,议论,多少都是可感可触摸的东西,比较实在。实在,就可学。羚羊挂角,高则高矣,妙则妙矣,然而从何学起呢?

我觉得先生选注的《宋诗选》是一部便于学习的书。学一首,得一首;学一家,得一家。严沧浪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然而家数究竟如何辨,对初学者依然是困难的。而先生的这部《宋诗选》,恰恰是一部教人“辨苍白”的书。

宋初诗歌,不太受人重视。我虽读过先生的书,但除了“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也记不起什么来。

看《宋诗选》选目,宋初似乎并无第一等的诗人,王禹偁和寇準各有四首入选,已占到最多数。宋诗的新格局,要待后来的欧、梅、苏、黄等人来奠定,此不在话下。

然而宋初岂无佳作?

华林酒满劝长星,青漆楼高未称情。

这是西昆体二号人物刘筠所作《南朝》的起句。我爱读这样的句子。

然而西昆体似乎不太受学者的待见。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于杨刘一无所取,并在序言中直斥西昆体有所谓“贫血病”和“软骨病”。读李商隐,看到学者在评说义山诗的时候,往往不吝赞美,而连带提及宋代西昆体,则几乎只有贬词。

而我自己的阅读体验并非如此。

我这回重读《宋诗选》,发现先生对待西昆体的态度比较值得玩味。

宋初诗歌,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先生皆有选入。从数量上看,《西昆酬唱集》二百五十首,书中只选了杨亿、刘筠各一首,钱惟演以下,皆附阙如。相较而言,倒是白体和晚唐体的作品入选更多。

然而掩卷回想,我对白体和晚唐体的作品,已毫无印象,但对刘筠《南朝》、杨亿《汉武》,则是依依流连,未忍掷去。

读《宋诗选》前言和杨亿、刘筠的作者小传,能发现先生对西昆体其实相当重视。前言介绍宋初诗歌,把主要的篇幅都用于介绍西昆体,对白体和晚唐体则是一笔带过。到了杨亿的作者小传,先生同样不吝篇幅,在介绍杨亿的同时,又对西昆体做了精要的评述。

我暗自揣测,先生对西昆体实有一些偏爱。之所以在选目上没有体现出来,或是因为此书意在普及,担心太多的典故吓退了初学。

先生在前言中引用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的一段,我很爱读,不妨转引如下: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典故,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大年“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我学养不足,纵有王仲荦先生的“郑笺”在,读《西昆酬唱集》还是比较费劲。但是,“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是不待读懂就能感受到的。同样,这话也可用以评价李商隐的诗。从这个角度看,杨刘堪称义山知音。

反对西昆体的,常以为西昆体只学到了李商隐的词藻典故,而欠缺了内在精神。实则不然。

我以为杨刘的诗自有不可抹杀处。

深浑典雅、华美丰赡为其表。此继武义山,一脉相承。用杨亿评价李商隐的话来说,就是“富于才调,兼极雅丽”。此不徒杨刘,观酬唱诸公,亦庶几当之。

而刚直耿介、不同流俗为其里。窃以为这才是杨、刘的特别之处。

李商隐生性敏感多愁,兼之遭逢末世,身陷党争,沉沦下僚,其诗常含自伤自悼之情。而以此种情怀驱遣字句故实,则为哀艳,为凄迷,为悱恻。所谓“蜡炬成灰泪始干”,所谓“只是当时已惘然”,乃是典型的义山风格。

杨、刘则不然。二人仕途相对平顺,所处之时代相对安定,且在上升期。西昆酬唱作于官修《册府元龟》时,读其诗,亦仿佛可见太平年代的气象。前引《六一诗话》中所举的例子,可见一斑。

杨、刘学李商隐,功夫到家。然而论精神气质,杨、刘则是化柔为刚,将义山诗雄健有力的一面发挥得较充分,而将义山的自伤身世,一变而为卓尔不群、耿介自立。杨亿《代意》取法李商隐无题诗,而观其“锦瑟惊弦愁别鹤,星机促杼怨新缣”,与义山诗对读,总觉刚柔有别。杨亿诗中有股清刚之气,颇能见其自持自重的风度。

《宋史》本传称杨亿“刚介寡合”、“重名节”,称刘筠“性不苟合”,这在诗歌上实有体现。如《宣曲》诗案之始末,如《南朝》《汉武》借古讽今,先生书中已经提及。此外,如《明皇》诗中,“河朔叛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杨亿),“河鼓暗期随日转,马嵬恨血染尘腥”(刘筠),耿介之气寓于其中,而暗含规讽,亦可见杨、刘风格。

李商隐之为人,《旧唐书》称“无持操,恃才诡激”,亦非无据。宋初杨、刘之为人,似更高明。但是,论人不能代替论诗。论艺术性,李商隐的自伤自悼、一往情深,又恰恰平衡了他诗歌中典故较多、铺排辞藻带来的偏颇。钱锺书先生以为李商隐诗“虽琢炼精莹,而真情流露,生气蓬勃”,至于西昆唱和,“非不珠光玉色,而泪枯烟灭矣”。

泪枯烟灭,艺术上是有些遗憾。但对于读书治学者来说,少为一己之得失而流泪,却未必无益。年少时读李商隐,觉得《锦瑟》好,《春雨》好;现在读,却觉出《筹笔驿》的好来。而《筹笔驿》是直逼杜甫的。

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宋初的西昆体其实也通过李商隐,隐约指向了杜甫。一部《西昆酬唱集》中,化用杜甫成句处亦不少见。“云雨荒台岂梦思”,自义山至杨刘,似专学此种,而推本溯源,则终将着落在杜甫身上。

在华美的辞藻背后,杨、刘为后来的学者开示了一条重视气骨、重视才学的法门。由李商隐的近体诗上溯,将凄迷哀艳抖落下去,也就离杜甫不远了。

诗家总爱西昆好。关于李商隐和西昆体,这里还想多说几句。

前面提到了李商隐上通杜甫的一面,而他的另外一面,则下通唐宋的长短句。谓予不信,请看这首《鹧鸪天》:

来是空言去绝踪,几回魂梦与君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从别后,忆相逢,酒醒长恨锦屏空。此情可待成追忆,写向蛮笺曲调中。

这里用了李商隐的诗,和北宋晏氏父子的词。本人才力有限,勉为集句,半通不通。不过不深究的话,看起来还像是一首完整的词吧。

晏殊是西昆后学,与李商隐的关系比较清楚。《宋诗选》选了晏殊两首诗,其名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皆在诗词之间,可谓是亦诗亦词。

而晏殊的词是深得义山句法的。“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岂不即是“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只是词之言长,义山诗中的绵渺深晦处,到了晏殊词中,便化开了,那种义山七律(也包括西昆唱和)中特有的焦灼、质实、深密的感觉,便松弛了下来。如晏殊《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这首词,先生在课上分享过,谓不让于“一曲新词酒一杯”。先生尤其喜欢“满目山河”二句。细味此二句,用于小词,其实有点扎眼,像诗。但又不尽然。试想,同样是这首《浣溪沙》的意思,而以义山诗句出之,多则一绝句,少则只当律诗中的一联而已。

有趣的是,北宋另一位与晏殊齐名的词作者,即欧阳修,亦与西昆体有渊源。《六一诗话》赞扬西昆,已如前述。而欧阳修本人的诗作,除了自立规模、引领新风之外,也如先生在诗人小传中说到的:“可以看到绵丽温婉的西昆体风格”。如果转而观察欧公的词,如“河鼓无言西北盼,香蛾有恨东南远”之类,亦俨然西昆余韵。

再看晏幾道。

黄庭坚说:“叔原乐府寓以诗人句法,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这是知音之论。而“精壮顿挫”四字,若移于评价李义山诗,岂不亦合?

晏幾道最有名的句子,大约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此即是搬用诗中成句。而小山词中还有“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亦为人所爱诵,此“背面秋千下”,就是李义山的成句。

小山词中,还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曾使我一度痴迷。如今读来,觉其依稀是西昆家数。至于“桥成汉渚星波外,人在鸾歌凤舞前”,则更有几分杨刘的影子。

小山词中最擅胜场的词牌,是《鹧鸪天》《临江仙》《生查子》《南乡子》《木兰花》数调,而这几调,也正与五七言诗接近,便于运用“诗人句法”。

如此再回过头来看《宋诗选》。先生对一部分以词名家的诗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晏殊、秦观、贺铸、朱敦儒、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实在很给人启迪。他们中有的诗名不显,先生特为发掘;有的则受到了先生格外的重视,如姜夔,先生选录其诗达六首之多。

上面这些是词名大于诗名者。而如欧阳修、苏轼,则是一代巨匠,诗词兼长,不在话下。此外,还有如黄庭坚、陈与义、陆游等,诗名大于词名,而往往亦有倚声佳作。陈与义“忆昔午桥桥上饮”一首,是诗人声口,而历来传诵不衰。求学期间,斜对门宿舍的一位同学还手录此词,贴于墙上。

苏轼以诗为词,人所公认,而其实举凡两宋词家,鲜有能捐诗以为词者。对苏词颇有不满的李清照,岂不亦有“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此非以诗为词而何?

言倚声者,往往上追《花间》,以温、韦为正宗。而温、韦本身皆是诗人。李商隐不为长短句,然又与温庭筠并称。我感觉在宋人“以诗为词”的风气中,李商隐的诗,和宋初杨、刘的西昆体,可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词人贺铸的话,已逗露了此中消息:“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

元祐前后,名家辈出,是宋诗最为繁荣的时期。站在顶峰上的三位大家,是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

三位大家中,我比较偏爱王安石的诗。在先生门下问学时写过一篇课程作业,就是关于王荆公绝句的。现在年岁渐长,重读先生选出的王荆公诗,恍惚如逢故友。江南的初春,烟水迷蒙,宜诵“沾衣欲湿杏花雨”,但是我却喜欢读“殷勤将白发,下马照青溪”,喜欢“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

苏轼才大名盛,千载之下,依然是炙手可热的文化偶像。不过我读东坡诗,总觉得锋芒太露,余味稍欠。倒是有些绝句,如“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使人兴味盎然。

先生选出的苏轼诗,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三首:《澄迈驿通潮阁》、《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次韵江晦叔》,真是既悲壮,又达观,笔补造化,妙通天人。《次韵江晦叔》有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目眇看桥横。

若不费力,又极凝炼。“青山一发是中原”,“天容海色本澄清”,“九死南荒吾不恨”,皆是名句;而“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则把前者都包含了。

翻水成诗,使人神往,却学不来。“九死南荒”固是不幸,但“兹游奇绝”的独特经历,又玉成了诗人——而这也学不来。

学得来的是黄庭坚。我读王、苏、黄三位大家的诗,总的感觉是王沉着,苏纵逸,而黄亲切。

黄庭坚的诗不好懂,读多了还“发风动气”,何以亲切?我本不明其所以然。这回重读《宋诗选》,发现先生写的诗人小传中有这样一段:

黄庭坚的生活阅历比不上苏轼,因此黄诗反映生活不如苏诗来得广泛,而以善于向题材的深度开掘见长。他比苏轼沉挚内向,把精神的修养和品德的完善看得重于一切,作诗时大多数题材往往都要从人生的意义、处世的哲学或精神的修养等层次上去考察,收视反听,从心灵深处发掘出独特的体验,并以独特的手法加以表现,刻抉入里,使新的题材写出深度,旧的题材翻出新意。

阅历不广,而重修养,重内省,关注精神生活,凡此种种,都让我产生亲切感。

就我自己来说,阅历岂止不广,简直可谓贫乏。而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喜欢旅游,不爱去博物馆,不爱看博物类的书。最近刚把一本全新的《撒马尔罕的金桃》送了人,因为实在看不下去。

当年求学时,跟随先生看过一些展览,然而很快就忘却了;倒是听先生谈起的一些闲话,至今还记得。余生也晚,没有机会聆听一辈老先生的教诲。林庚先生相当长寿,本还期待拜见一回,但终于没有如愿。不过在张先生这里,时常听闻老先生们的故事,也算是得到了一些补偿。

“先生”二字,在北京人的口中,后面那个“生”字是必定要读轻声的,且声母常常会吞掉。而张先生则不然,他读这两个字的时候,会念成两个清晰完整的平声字,尤其跟在老先生的名字后面时,还要略顿一顿再出来,既显郑重,又情韵悠长,动人远想。

对老师前辈称“先生”,因为张先生自己是这样,所以我也不由自主地效法了。对业师称“先生”或称“老师”,而不随同门称“夫子”,多少显得有点距离感。但在我心中,这样的距离感却是合适的。

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州白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

黄庭坚这首《六月十七日昼寝》,我很喜欢。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也很好。但是读《登快阁》,更多感到的是诗人心意坚决,一往绝俗,可以澡雪精神,却似不在人间。

“想见沧州白鸟双”,就更堪玩味。身在红尘而向往江湖,这是显明处,与《登快阁》相同处。但还有隐微处。

可以试问:梦醒之后如何?首先发现马龁枯萁,悟此梦之所由来,此其一。马用以出行,入门喂马,出门乘马,奔波劳碌不以一梦而止歇,此其二。红尘之劳愈甚,盟鸥之思愈切,尤见此梦之难得,此其三。

如此还可以再问:既有沧州之想,复有梦之提示,梦醒之后,何以不即挂冠而去?答曰:若要去,早就去了。席帽乌靴,公门百事,其中固不乏可鄙可厌者,然而亦有必须担当者,有不忍于家国者,有知其不可而义无所逃者。正如先生所说,黄庭坚身上,有“处变不惊,随遇而安,从容坦荡”的一面,其诗中屡见的沧州白鸟之想,必在这一前提下观察,方见其意蕴之丰厚。

先生指出,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是借鉴了黄庭坚此诗的构思。比较二者,陆诗坚定直率,而黄诗含蓄深沉。“尚思为国戍轮台”,固然好,但若专学此种,一不小心就成了喊口号。而“想见沧州白鸟双”,一个“双”字,就镇住了韵脚,发出了志愿,裹住了性情,简直妙不可言。涪翁诗功力之深,于此也可见一斑。

记得程千帆先生说过,苏轼虽然才大,其诗却似在浪面上翻滚,不如黄诗深厚。我觉得此话有理。不过我在遇到先生的《宋诗选》之前,真是完全读不懂黄庭坚的诗。

旧时公认的诗歌大家,李杜之下有苏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十年来,一般读者几乎都听不到黄庭坚的名字。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选本,于黄诗却只选三首,尚不及郑獬、唐庚、方岳等人。

先生《宋诗选》选黄诗十八首,仅次于苏轼和陆游,应该说更符合黄庭坚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先生在前言中概述宋诗时,便是苏黄并列,双峰并举,俨然有为黄诗正名的用意;此外,对于引起诸多误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先生也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在诗人小传部分,黄庭坚一人独占四页的篇幅,为全书之最。选出的十八首黄诗,有十五首先生都附上了解读分析,比例超过苏轼。这一番良苦用心,读此书者,应当有所体察。

我读《宋诗选》,虽然更偏爱王安石,却是在黄庭坚的部分收获最多。

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中的几句诗,正可以看作其人其诗的某种写照:

莲心政自苦,食苦何能甘。甘餐恐腊毒,素食则怀惭。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食莲谁不甘,知味良独少。

素食怀惭,出泥不染,可以对应其人格。甘自苦出,食苦回甘,可以对应其诗格。然而如此人格,如此诗格,当其生时坎廪蹭蹬,及其身后误会百端,岂非“知味良独少”乎?

有人问我:诗对于当代人的生活来说,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回答不好。但是不妨谈谈体会。

新诗和旧诗,虽然都有“诗”的名称,但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别的不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新诗和人格修养之间的联系,至少从整体上说,是切断了。与旧诗相比,新诗更像是一种纯艺术,因而诗人的角色也就与画家、音乐家比较接近,而与传统的修身齐家式的人物离得比较远了。

如果“诗”指的是旧诗,那么我觉得对今人的生活依然有意义,因为人格修养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如果“诗”指的是新诗,就要看读者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心灵特点比较接近纯艺术的,意义就会大一些;如果不是,就比较小了。

我自己更爱读旧诗。我比较重视人格修养,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旧诗背靠着一个大的文化传统,既有修齐治平的面向,又有赏风吟月的面向,家国天下,人格修养,读书治学,艺术技巧,鸟兽草木,燕婉之私,等等,都包括了。所谓“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我觉得旧诗正是这样,非常丰富。几乎各种各样的人格类型,都可以在旧诗中找到一个入口。而汉语新诗,目前还没有让我看到有这样的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旧诗可以包含新诗,新诗却不能替代旧诗。

如果能通几种西方的语言,尤其是古典语言,大概也可以找到那种与中国旧诗相匹敌的丰富性,可惜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不管怎么说,能读中国的旧诗,到底是一件美事。

读中国的旧诗,岂能少了宋诗?与其他时代相比,宋诗在对人格修养的重视上,在诗歌丰富性的展现上,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么看,宋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还是要首推苏黄,而尤其是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影响一直及于晚清,这一点先生的《宋诗选》已有提及。而据我所知,当代学旧诗创作的人,一般还是要走江西诗派的路,讲格律,练对仗,以学杜甫为正格。

江西诗派,黄庭坚之外,我想再说一下陈师道。

黄陈并称,陈不如黄。而今天连黄的声名都湮没无闻了,何况是陈。但是后山诗很迷人。《宋诗选》选后山诗七首,我每一首都喜欢。

正所谓“闭门觅句陈无己”,陈师道的诗是以苦吟著称的。同样是苦吟,唐之郊寒岛瘦,宋之九僧四灵,我皆不喜。但是陈师道的诗,不知什么缘故,读来常有贴肉的感觉。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大约传诵较广。此诗正如先生所说,“能言人心中所有之意”。而这还不是陈诗的典型风格,这首写得其实不太用力。

用力的是《别三子》和《怀远》。读这样的诗,让人想起干将之剑,如鲁迅在《铸剑》里描写的那样:“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后山诗之所以迷人,或正因其炼的是铁。而有人只炼自己的苦胆,便不成。

此外,我还特别喜欢后山那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我读到《春怀示邻里》后面这八个字的断语时,仿佛看到了先生那既认真又暗含得意的表情,不禁莞尔。这真是会心之论。

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何尝不是人格修养的体现?内省功夫用得深,方能精细体察喜怒哀乐未发时的状态。观后山生平,知其并非软弱犹豫之人,这般吞吞吐吐的诗,非庸人可及也。

“屡失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这两句真好。人生亦复如是。年少时光白白蹉跎了,青春岁月无端虚掷了,年纪向上走,是否还有好时光?既有,也没有。但终归是有。逝去的没有了,但将来的还有;逝去的追不回,将来的就更可贵。一息尚存,就有一息之可能,虽未来不可必知,但总不能决绝地说,一定就无花可看。这样的诗句,可以上通逝者如斯之象,感发勉力向学之志。

一部《宋诗选》,诗人一百零六家,诗三百五十九首,其实是一个相当浓缩的选本。不过,如要面面俱到地谈,大约要用到比此书还大的篇幅,这我显然做不到。我还是只谈自家感想,前面没有涉及的,这里再略做补充。

首先,关于宋代诗人的“三位一体”。

宋代诗人很多都集政治家、学者、文学家于一身,这一点先生在前言中已经指出,也是一些学者的共识。北宋的欧王苏黄,南宋的杨尤范陆,本以诗名。此外还有一些不以诗名的,事功卓著者如寇凖、范仲淹,精于史学者如宋祁、司马光,深于义理者如刘子翚、朱熹,一旦出手,也往往有好诗。这正应了陆游的那句“功夫在诗外”。读这些作者的诗,既有艺术上的享受,又得人格上的教益,还长学问上的功夫。就作者来说是三位一体,就读者来说则是一举三得。

从人格类型上看,姜夔是比较接近于纯艺术家一类的人物,当然,他的为人与学问也颇可观。但是在上面这些“三位一体”的大人物面前,清雅如白石,亦只算得是第二等吧。而我们今天的艺术家,有几位能及姜白石呢?

其次,关于“资书以为诗”。

宋代诗人学问大,好掉书袋,以苏黄为首,引来很多非议。对此,先生在书中不惮多处辨析,反复申说。在我看来,资书不足为病,问题是资的什么书。先生也已经指出,永嘉四灵岂不亦要学贾姚?然而学贾姚,不如学杜甫。

现代人以创新为美德,却往往误以为凭空蹈虚、自作聪明便是创新。资书以为诗,把握不好,虽有食古不化的危险,然而毕竟食了古,有朝一日化了,便成高格。李杜苏黄,无一不是发愤读书、用心学古者。而主张“捐书以为诗”者,永嘉四灵也好,明代的性灵派也好,究竟也没有走出一个大诗人来。

封闭自我的心灵是极其有限的,江郎亦有才尽时。而由一辈辈古人累积起来的大文化传统,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还有,关于宋末诗人。

以文天祥为首,时代的风会,成就了宋末诗歌的响亮绝唱。先生指导我写硕士论文,就聚焦在了宋末这一段。而当时我自己对这一段发生兴趣,其实全因为读了《宋诗选》的缘故。虽然后来我的论文写得糟糕,但这一段的阅读体验还是很难忘的。

文天祥的诗确实好,宛然是老杜笔力。《指南录》读得人心惊肉跳,欲罢不能。汪元量多才多艺,兼擅众体,诗集又有史料价值,非常耐读。而我当时偏爱的则是林景熙,以为遗民诗人之中,要属他写得最好。至于谢翱的《书文山卷后》,则是将我引向宋末的第一首诗。

凡此种种,恍如前尘旧梦,一并浮到眼前。

可能是我自己也做起了教师的缘故,慢慢体会到了授人以渔、金针度人之可贵,体会到了选文作注、编写普及读本之艰难。一字一句,皆见功夫。而体会这编书人的功夫,以为自家编书之借鉴,可算得是读《宋诗选》的意外收获吧。

先生退休在即,听说同门约稿,我一开始是有点怕的。但是后来竟下笔不能自休。如果说有什么祝愿的话,那么,一则,希望《宋诗选》早日再版,二则,也期待先生不吝笔墨,再有著述。

时光正好,先生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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