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论 传统十论 9.1分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新定位

苗子
2017-03-25 17:02:27

秦晖老师在《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这本书中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诸多方面的问题,从乡村组织、经济兼并问题、政治制度设计到民间公益组织、典籍文化、农业集体化等等问题,综合了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分析。而他在书中反复论证强调的观点,都迥异于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价值观,于我而言是对于历史的一次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其中,关于儒家思想的定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儒家思想在外国人眼中常常等同于“中国文化”,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它的尊崇地位不言而喻。而五四以来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又是极端反儒的代表。在尊儒与反儒之间,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似乎一直都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而秦晖老师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跳出两极对峙、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融合社会―经济分析、思想―文化分析,重新思考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扮演的角色。

1.“小共同体”理想与“大共同体”本质

在本书第一篇文章开头,秦晖就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美好画面:“传统中国由一个宽仁无为的朝廷来统治,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而这些伦理道德基建于血缘家庭—家族的亲情友爱和长幼尊卑”。然而他随即指出,

...
显示全文

秦晖老师在《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这本书中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诸多方面的问题,从乡村组织、经济兼并问题、政治制度设计到民间公益组织、典籍文化、农业集体化等等问题,综合了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分析。而他在书中反复论证强调的观点,都迥异于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价值观,于我而言是对于历史的一次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其中,关于儒家思想的定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儒家思想在外国人眼中常常等同于“中国文化”,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它的尊崇地位不言而喻。而五四以来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又是极端反儒的代表。在尊儒与反儒之间,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似乎一直都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而秦晖老师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跳出两极对峙、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融合社会―经济分析、思想―文化分析,重新思考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真正扮演的角色。

1.“小共同体”理想与“大共同体”本质

在本书第一篇文章开头,秦晖就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美好画面:“传统中国由一个宽仁无为的朝廷来统治,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持,而这些伦理道德基建于血缘家庭—家族的亲情友爱和长幼尊卑”。然而他随即指出,这只是古代儒家经典所描绘的一种理想秩序,事实上“伦理社会”在传统中国却几乎从未实现。

秦晖将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概括为“小共同体”本位的政治观,他认为孟子的“辟杨墨”和郭店楚墓中出土的儒书中“为父绝君”等观念实质上是体现了血缘宗族的小共同体重于邦国天下的大共同体的价值判断 。在层层叠加的小共同体所形成的大共同体中,天子相当于大家长,他的权力只达到他之下的诸侯,而不能直达小共同体中的个人,类似于西方“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古儒的这种小共同体本位观在共同体足够小的情况下,能够天然地依靠血缘的维系保障权责对应,而无需通过契约和法制约束,由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社会”才能成立。但是,“周秦之变”以后,血缘族群的时代向大一统帝国时代过渡,分土建国的周制让位于中央集权的秦制,在地方长官皆由中央任命的情况下,中央权力对于社会基层结构的渗透打破了血缘纽带,使得先秦儒家的小共同体自治理想失去了现实政治土壤。

正是认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秦晖提出应当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传统中国的再认识。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 一文中对从秦汉到唐宋之间存世的“生活史料”涉及的几百个村庄进行了考查,这些村庄囊括了中国大部分区域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无一不是非宗族化的乡村,其中尤以长沙走马楼吴简所显示的情况为最。从中可以看出传统乡村并非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国家权力监控的编户齐民社会或者吏民社会。“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危,才是真实的传统”。尽管家族组织与大族政治确实存在,但在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这样的血缘共同体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小共同体自治也就无从谈起。

在《“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中,秦晖更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国家专制的“大共同体”本位社会,并且大共同体的权力膨胀,既抑制了个性,也抑制了小共同体的活力。他还提出了“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的设想,希望以此为中介,摆脱“大共同体”的桎梏走向公民社会。

2.“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

主流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稳定。儒家思想的确维护了封建统治,不过此“封建”非彼“封建”,正如前述,小共同体理想维护的是长幼尊卑的宗族社会,这在秦以后是不成立的。那么儒家思想在秦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儒家在思想文化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秦晖对于儒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实际影响这一点是存疑的。他提出应当区分“典籍思想”和“社会思想”,只有当思想落实到制度设计和政策思维层面上,才能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关注形而上层面的思想的同时,还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角度去考虑问题。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儒家思想与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与编户齐民的基层控制都是基于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按照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此后的制度框架都是法家思想的延续。这样看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承秦制”的制度设计与“儒家一统”的经典认同之间就存在了自相矛盾之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实际上董仲舒并没有提出要禁绝儒学以外的所有思想,只是希望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而汉武帝也并没有真的采纳他的意见,仍旧重用一些治黄老、刑名之学的人,因此也并不存在“儒家一统”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儒家思想往往只是在纸面上受到“独尊”,而实际吏治则按照法家的理念运作,也就是典型的“儒表法里”。

秦晖认为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正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尤其指出这种“表里”政治并非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造成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结果,而根本就是两种原则,两种“取法”。儒家的“德治”、“仁政”首先追求的是行政正义,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自律;而法家首先考虑的是统治者权力的稳固,为了保证行政安全,可以牺牲行政正义甚至是行政效率——这就是说要求官员既不能太有正义感,也不能太能干威胁到皇权,于是为了防范官吏就不断地“分权制衡”陷入循环,不得不说是很讽刺的。

秦晖更进一步提出,为了调和“表里”之间的矛盾,道家作为儒法之外的第三种传统则起到了与法家互补的作用,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认为的“儒道互补”。道家的“逍遥”、无为,以一种顺其自然、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适应表里不一的生存方式,成为粉饰强权专制的“润滑剂”,导致价值理性的萎缩和人格的犬儒化。

因此秦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概括为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其本质就是在虚伪的道德标榜之下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而儒家在“法道互补”的环境下,最终除了“吏化”和“痞化”之外,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以其积极的一面引导整个民族,无论朱熹还是王阳明的学说,最后都会在现实中被庸俗化、功利化,被“痞化” 。

总的来说,其实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大,远不如法家思想在社会历史中的实际影响。秦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失误就在于“反儒不反法”,没有找准问题的根结,而新儒学在今天想要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首先要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其次必须彻底摆脱“法道互补”的流弊,走向西儒会融的道路 。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每一代历史学家也都是根据当代现实的需要,不断地重新建构我们自身与过去的关系。历史的价值脱离了当下语境则无从谈起。重估中国传统社会与儒家思想的意义也正在与此,通过对历史的不断反思,纠正被误读的传统,为现实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对当代和未来道路进行积极地探索。

厘清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实质与“儒表”之下“法道互补”的文化结构,有助于抓住中国传统社会真正的症结弊病所在,将儒家思想从尊儒与反儒对峙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理性看待儒家的思想资源,从而善加利用它对于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一面。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传统十论的更多书评

推荐传统十论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正在热议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
App 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