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异己发声

璃人泪@2011
2017-03-13 看过

将玛丽莲·梦露与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并列为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抑或在四十多年后像汉娜·阿伦特一样在意“黑暗时代”,譬犹喧哗中当头倾下一盆凉水。阿伦特强调困境中的“启明”,纵使“不确定、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投射到习惯了黑暗的眼中。而杰奎琳﹒罗斯在《黑暗时代的她们》一书中,索性将异己的力量视为一种启明。

罗斯笔下的“她们”,是广义的女权主义者,既是所处时代的“异己”,亦在尽她们的力量包容异己的声音。卢森堡直言:“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萨洛蒙的艺术允许“不同音符、不同画面组合”,体现不和谐在同一空间内存在;梦露质疑“女演员必须保持缄默”,却只能借手稿留下她的“另一重生命”。更多身处黑暗的她们,没有“巨星”的影响力,连发声都很困难,她们鼓足勇气与之抗争的,可能是无法改变的出身、是至亲的父母兄长、是螳臂当车的无情炮火,遑论其后面临的更艰难的生活。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则关注着她称之为“他者”的人:移民、逐渐变得多余的女性劳工、反纳粹与集中营幸存者。

在罗斯看来,“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它未必尽善尽美,却真诚坦率、敢于尝试,哪怕犯下错误,也比自以为是、闭目塞听者来得有价值。在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口中,消除异己是“人类本性中的毁灭性成分”,然而在这场相差悬殊的战斗中,作为异己的发声化作后来者的希望,正是“她们”最可贵的品质,尽管个人的结局留有遗憾。

其中,卢森堡是阿伦特和罗斯同样着意的一位。阿伦特认为:“‘成功’恰好是罗莎﹒卢森堡在生活中、死亡时和死后都受到抑制的事情。”这位“最有争议、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超越了成功的界定标准,在黑暗中“启明”。罗斯进一步总结:“表面上的失败,并不会对整个过程产生怎样的影响。战斗永远在继续,因此我们应当只谈论我们的成功。”卢森堡的“成功”,反而在她卓越的革命观念之外,是一种教人直面黑暗的勇气。

阿伦特称,她的“黑暗时代”借自布莱希特的诗篇《致后人》,指涉“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作为对前者的致敬,罗斯沿用了此名;而作为永远在继续的战斗,她无疑又为之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且会随时间添上更多注脚。同时,“女权主义”亦在更迭,它无需“标榜所谓的清白”,拒斥矫枉过正“陷入权力陷阱”。

在某种意义上,《黑暗时代的她们》并非《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子集,亦非后者的镜像,它代表的异己力量,可能是大多数。倘若它拥有发声的勇气,不是黑暗的眼睛难以辨识的烛光或阳光,而应当是振聋发聩的。由是,我们面对下一阶段、抑或罗斯所谓“永远继续”的抗争时不会彷徨于另一个自我或迥异的他者,自有力量冲破黑暗。

——丁酉年读杰奎琳﹒罗斯《黑暗时代的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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