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使臣和商人:丝绸之路上的旅行者及其驱动力

刀劈三观抱老师
2017-03-08 看过
欧亚大陆是世界最大的陆地板块,但是大,并不意味着道路贯通。翻开地图就知道,欧洲平原和东亚之间横亘着崇山、高原、荒漠和戈壁,以至于互相隔绝。在交通工具简陋、通信手段稀缺的古代,一个人如果从中国长安出发前往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仅仅翻越帕米尔高原就得饱经磨难。加上随时出没的盗匪可能夺人性命,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段旅程,毫不夸张。

即便如此,这条危机四伏的长途却总是驼铃阵阵、人流不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旅行者,化作白骨,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警示路标。

究竟是哪些人,甘愿冒死亡风险,沟通欧亚大陆两端呢?我们不妨以美国学者斯图亚特·戈登的《极简亚洲千年史: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为范围,做个样本统计。在这本21万字的著作中,戈登讲述了8位旅行者的故事,其身份可归为三类:信徒、使臣和商人。他们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主体人群。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类人?在我看来,一切皆源自他们背后的驱动力:宗教信仰、权力意志和商业利润。正是这三种驱动力,将一代代信徒、使臣和商人推上陆路和海路,连绵不绝地进行着跨地域、跨文化交流。

这三类人的驱动力各自不同。

对信徒而言,传播宗教理念无疑是最强烈的动机,个人安危算不得什么。他因此愿意将自身置于险境。这方面的代表,戈登选取了中国人熟悉的玄奘法师。玄奘不顾唐初禁令,偷渡出关,穿越“八百里流沙”时断水断粮五天四夜,几乎丧命。没有求取真经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出这一壮举的。

促使使臣们跋山涉水的,则是权力。所谓“凿通西域”,实为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副产品,而使臣张骞为此舍命异域十多年。可见帝王的意志多么强劲。戈登则讲述了一个同样具有典型性的故事。

公元921年,伊本·法德兰从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启程,先往东,后往北,再回头向西。他此行是领受哈里发的指令,寻找盟友,以对抗内外敌人。看路线图,法德兰途径德黑兰、花剌子模等名城,还到过今俄罗斯境内,最后返回巴格达。这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旅程,要不是有哈里发的财力支持,是无法想象的。

《极简亚洲千年史》另辟一章介绍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规模和时长都秒杀法德兰团队,就更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财力的体现。

商业的力量同样巨大。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何况几倍、十几倍倍?丝绸之路上运载的多为丝绸、瓷器、珠宝、香料等奢侈品,从出产地运到销售地,价格翻几番。巨大的诱惑让人们趋之若鹜。

12世纪的亚伯拉罕·本·易尤做的就是香料生意。他的商船满载黑胡椒、肉豆蔻,经地中海和红海,横渡阿拉伯海,抵达印度西南部港口门格洛尔。以此为中转站,香料贸易传遍东南亚和东亚。作为中间商的本·易尤借此致富。

千百年间,信徒、使臣和商人各怀目的,辗转迁徙于丝绸之路上。这并不是说这三类人各行其是。功利地看,他们至少是互相需要的——

信徒需要君王和商人作赞助人,供养日常生活,支持传法活动;商人需要权力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保障财产,也需要宗教以安放灵魂;君王呢,利用宗教为统治背书,笑纳商人的税收和进贡丰盈府库。

以玄奘为例,经历生死考验后,他来到信奉佛教的高昌国。高昌国王鞠文泰款待了他,并备好金银、马匹、随从等。此后玄奘一路上受到各地统治者的热情奉养,顺利抵达印度。若缺少世俗权力的护送,他能否成功,是要打个问号的。而且显然,玄奘动身前佛教就已在中亚扎根了。这当然是统治者力推的结果。

历史上,中亚地区(含我国新疆)长期连接着欧亚大陆两端,无数部落、民族聚散离合。这块区域破碎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难以形成东亚那样的大一统王朝。如何治理那些彼此分立的群体,令统治者头痛。宗教的粘合剂作用遂得以显现。戈登分析,中亚的统治者们选择佛教,是试图“建立起超越族群或语言纽带的忠诚心”。从11世纪到13世纪,中亚地区伊斯兰化,地缘内因也是动力之一。

宗教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由于信徒对宗教用品的渴求,使其成为重要货品,自有商人千里迢迢贩运。而沿途的寺院,为商人提供了补给点。商人呢,则是寺院的主要赞助人——旅途凶险,他们需要神灵护佑。15世纪到17世纪亚洲迎来伊斯兰教第二波扩张,商人就充当了重要角色。

商人也需要统治者。陆路上劫匪横行、海路上海盗出没,死难者不计其数。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铸社会秩序,维护商道安全。罗马帝国强盛时,丝绸之路沿途各地区政治稳定、贸易畅通。待罗马陷入内忧外患,贸易立刻受挫。

在《极简亚洲千年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段(618-1521年)里,这种情况屡屡重演。唐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儿帝国……每一次大国兴衰,都会深刻影响丝绸之路的政治格局和经贸生态。长安、巴格达、撒马尔罕衰落了,没关系,北京、苏门答腊、马六甲将接班成为新的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

如此看来,宗教、权力和商业从来都难分难解。它们共同推动了亚洲与欧洲持续千年的交流,并形塑了各地区的社会形态。戈登在书中举了个例子:

“以伊斯兰信仰来说,通常都是由地方上挑战旧有中心做法的派系在推广这个新宗教,而且宗教手法或武力手法的推广都有。地方领袖与当地人民会对改信可能带来的好处做出务实的判断,而这些判断通常都跟同盟关系、贸易、税收以及牵扯更广的利益连在一起。”

所以毫不奇怪,一名旅行者会兼具各种身份——他是使臣,是商人,或许还是信徒。他的旅程因此带有多重目的——传教、经商以及外交。其足迹所到之处,本地与异域、传统与新知碰撞交融。

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圈”逐渐形成,动物、植物和人造物在圈子里流转交换,进行着一段段奇妙的旅程。

稻原产于中国,后来稻米种子及种植技术传入东南亚,成为当地主食。如今“泰国香米”享誉世界。旅行者还将稻米带到北亚草原,在那里,它被尊奉为高级食材。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使团从东非运回麒麟(即长颈鹿),中国人开始培育长颈鹿。同时期的东南亚,中国铁锅和泰国鱼酱是获利最丰厚的商品。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中国陶瓷与丝绸、大马士革刀的廉价复制品,更是遍布欧亚非,为普通人享用。戈登还注意到,亚洲君主普遍使用遮阳伞、拂尘、鼓、号角作为权力象征物,也都喜欢赐给臣子华服。

显然这个“朋友圈”很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纳。但,没有任何一种国际结构是恒定的,变化总是潜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

本书的年代下限划至1521年。那一年,罗马教廷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抵达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摧毁了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拉开帷幕。也在那一年,朱厚熜登上明王朝帝位,年号嘉靖,随即开启了君主和官僚集团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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