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郑渝川：民主为什么没有终结民族主义？
文/郑渝川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杰克•斯奈德所著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探讨了一个让很多人感到尴尬的问题，民主化为何、在什么情况下会促成民族主义冲突。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帝国轰然坍塌，南非也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些被认为是民主自由获得不可扭转的重大胜利的标志，有种说法是“历史的终结”。人们认为，战争、冲突因此变得过时，世界将走向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未来。但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东欧国家上演了令人惊惧的民族冲突，而在非洲的不少地区，多次出现了种族屠杀。政治学家不情愿的看到与他们预言截然相悖的现象接踵而来：冷战均势被打破，新兴民主政体下的国家对于和平没有兴趣，他们挑起有关主权和领土的冲突，而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民族主义政客也热衷于挑唆族群、种族矛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至今，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的民主化乱象，一些学者开始巧妙的使用包含了种族歧视内核的文化理论，来解释这一切，即西欧国家、美国、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民主转型的必要文化基因。但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同一文化、种族构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情况却往往大相径庭，不仅亚洲、拉美、非洲同样有相对平稳保持所谓威权体制或民主转型局面的政体，而且所谓具备民主文化基因的欧美国家，事实上也曾长期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阶段。
没错，你显然会想到德国。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民主国家，按照政治学家的一般说法，狭隘的民族主义终使其滑向了好战复仇，终结了民主政体，更掀起了罪恶滔天的种族大屠杀、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如何兼容？
其实，不光是德国，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代表英国和法国，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进程同样高度重叠。杰克•斯奈德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同时将德国、英国、法国、塞尔维亚纳入观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打破被高度神化、完美化的民主化迷思，也有助于澄清一些学者对于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找到将民主与民族主义融合的可行路径。
在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岁月（18、19世纪），英国频繁对外开战，除落败于美国独立战争，并受挫于19世纪末与布尔人的战争之外，英国总是战争的赢家。杰克•斯奈德指出，“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英国18、19世纪中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推动力”，包括那些在19世纪获得或扩大了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也成为英国好战政策的支持者。但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之后，英国人开始变得相对审慎起来，越来越不愿意本国政府对外强硬及开战？杰克•斯奈德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的英国开始面临爱尔兰大众民主运动，这很大程度上牵扯了英国政府和公众的精力，并且，英国人非常现实，在美国、俄国、德国纷纷崛起的19世纪后期，维持现有地盘显然要比继续扩大扩张更符合成本考量。
更重要的是，英国民主化是分阶段实现的。英国对外扩张最为迅猛的阶段，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投票权，英国金融精英和商业化贵族的利益诉求可以更加直观的转化为政府行为，当然，这对于没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来说，也能从这些行动中获益。而当中产阶级获得投票权后，反战的社会心理对于政府行为产生了强大影响。再有，英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使得土地贵族对抗国王利益而建立的议会制政治框架，在后来成为代议制政府和言论自由公民体制的坚实保障，经过多个世纪的博弈，这样的框架和体制被调适得更趋合理。但我们在很多民主转型国家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此外，英国对外开战主要依托向私人借款，这有赖于17世纪建立起的发达的资本市场，而在之后的法国等国家，殖民扩张的成本更多的取自农民，后者却无法成为殖民的受益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相比之下，英国贵族和平民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支持政府将民族主义情绪诉诸对外战争。
书中指出，18世纪的英国，逐渐发达的媒体产业，充斥的主要内容并不像后来那样倾向和平，而是毫不掩饰的鼓吹战争。直至19世纪中期，英国选择发动鸦片战争及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向俄国下手，也都赢得了媒体的一致拥护。“颇受欢迎的帝国主义者在18世纪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内中所含的英式自由主义、人民代议政府和侵略型的帝国民族主义等要素相互支撑”。
危险的民族主义源自何处？
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历史上获得的整体评价都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除了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之外，大革命时期生成了一种激越的，好战民族主义与民主思想的混合体。《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书中提到，1792年，罗伯斯庇尔也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吉伦特派夸大外敌威胁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很快，随着革命媒体的鼓动，法国大众进入激烈的对于国王和欧洲反动势力的强烈仇恨，罗伯斯庇尔建起了之前自己不屑的煽动逻辑。再后来，拿破仑更加主动而娴熟的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克服对抗强敌的资源不足与制度缺失。
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民族、种族国家，包括以色列，也是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混合体，而各个国家也很难避免地缘政治矛盾和基于贸易、商业而引发的对外经济矛盾。许多国家并不具备重走英国特殊的民主转型道路的条件和时间。这些因素让人生发不安，难道民主化在现实的世界，会不可避免的与民族主义化发生纠葛吗？
杰克•斯奈德认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众等族群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但大众民族主义的真正发育，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实现的，将前述矛盾进一步变得突出。民主化过程中的斗争和博弈经验，纳入民族议题往往也是因此变得危险。而另一方面，民主化方案对于化解这方面的矛盾，却显得办法不多，例如分区制度、民族联邦主义、族群的权力分享、给予集体权利等，不仅不能消弭矛盾，相反还会“不必要地固化族群间的相互排斥和敌意性民族认同。”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民主化在民族主义激化过程中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民主化进程给了民族内部权势集团以机会，使之相比集权时期更可能利用人民的热情去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选择煽动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选票优势更由此得以巩固——不仅是因为本民族选民会将选票投给自己，而且还可以重新定义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将之排斥在民主权利之外。
为了达成这方面的目的，民主转型国家，以及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欧洲重新出现了极端右翼势力的一些国家，还有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美国，相关的政治集团都热衷于诉诸杰克•斯奈德所称的民族主义说服。杰克•斯奈德这本书的一个误判就是，高估了所谓民主制度稳固的国家的代表体制、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会始终起到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作用，使之不能逾越牢笼。
杰克•斯奈德认为，当精英利益面临民主力量的威胁时，使用民族主义进行煽动可以转移视线，如果国家制度已然坍塌或出现重大危机，会因此上演革命民族主义，例如法国大革命；而当精英利益不可调适的情况下，不同政治集团将巧妙圈定自己的敌人，借助群众的力量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出现反革命的民族主义，例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政治；民主转型阶段，如果诉诸大众文化来激化传统族群矛盾，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后者通常肯定会选择这样做。
整部人类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示范历史，“受惠于人民积极效忠的国家”，比如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以及之后的日本、俄国、德国、美国，在面对那些在“吸引民族主义追随方面大大滞后的国家”。书作者指出，在前一阵营中，精英集团不仅成为了民族主义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且还确立了自己是民族制度和观念的核心……为了维持其地位，这些精英集团会在观念市场上制造民族主义迷思，让媒体更可能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其宣传工具。虽然这本书中，杰克•斯奈德认为欧美日国家的民主制度而今已经运行相当成熟，已经不至于再像一两个世纪之前那样轻易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祭品；但很显然，制约和制衡也总是相对的，并且，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对应的“逆向民族主义”话语在很多国家的观念市场，也很受欢迎，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自动对号入座。
极端民族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吗？
杰克•斯奈德毫无疑问对于英美模式有着由衷的认同，他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四类，即英国式的公民民族主义（按照其说法，在英国人获得普遍的公民权、成为公民权之前，宪政框架就已经确立，从而为民族主义搭设了安全边界），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民族主义，二战德国式的反革命民族主义，以及塞尔维亚等许多国家出现的族裔民族主义。书中将后三种民族主义都定义为危险的民族主义——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观点和政策，恐怕要被杰克•斯奈德列为反革命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混合品。
杰克•斯奈德当然也承认，对于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界定划分，很难做到轻而易举。很多时候，理论与原则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概括，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随后就可能遇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书中分别探析了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民族主义潮流同步运行所造成的问题。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恰当的民主进程导致了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非洲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民主灾难，民主选举的推进过程导致精英感到深受威胁，不同族群就被煽动起来展开仇杀。美国、瑞典等国的民主组织称心如意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并试图让不同民族之间实现和解。大屠杀后，上述民主组织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并不愿意沉下心来帮助卢旺达和布隆迪改善民生、教育，推动不同民族族群实现更多交流和利益共享，而是“继续主张那些已经分析表明是开启屠杀的措施：增加政治多元主义、对罪行的审判前景和促进反政府媒体等”。杰克•斯奈德说，对于民主转型国家来说，“民主权利、公民社会、不妥协的司法和言论自由等理想必须做到能够以实用主义的形式适应顽固的现实”。
民族主义是构建（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成功吸引民众支持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且必须与民主相结合，但要实现安全的结合，就必须“为民主转型编织一个深厚的安全网”。杰克•斯奈德说，无论是美国的一些官方部门，还是欧美的相关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组织，都错误的判断认为，或者有意将错就错的认为，只要把威权主义政权赶下台，就能够很快建立起一个稳定、爱好和平的民主，这显然无助于民主进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群体中发现都存在这一偏见，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分子、对外政策专家和写作关于民主和平的学者们”。
他强调认为，“只有深厚嵌入的自由政体才可能与民主化进程中好战、鲁莽的民族主义形式保持良好绝缘……制度、公民、联盟和意识形态的广泛支持对于可靠地隔绝进攻性民族主义结果来说是必需的”。书中建议，在这个过渡期中，应“为那些感到受民主变化潜在威胁的权势精英提供黄金降落伞”；通过贸易和投资发展，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建设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过渡到公民民主奠定基础；放弃一个国家迅速地、突如其来地实现民主化的期望和行动（有趣的是，特朗普在批评之前八年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时，也强调了这一方面问题）。
原载于经略网刊 2017-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