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頁書】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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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出版過多部回憶錄,而在這一本《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裡面,他講述了建國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如何推行“雙語政策”的歷程。

李光耀先生把“雙語政策”視為新加坡的建國基石之一。若非力排眾議地推行“雙語政策”,這個種族繁多、語言複雜的前英國殖民地,便無法成功轉型為成多數人通曉英文、同時懂得自己母語的團結國家。在他執政數十年裡,“雙語政策”歷經多次變革,直到晚年,李光耀先生依然非常關注雙語教育,說這是他“一生的挑戰”,確實毫不為過。

在我小時候的地理課本中,對於新加坡的描述只是簡略的隻言片語:“亞洲四小龍之一”、“華人社會”、“花園城市”等等,但是長大後自己親身去到新加坡,穿梭在燈紅酒綠的濱海灣、淳樸傳統的牛車水、處處香料的小印度等地方,聽著腔調五花八門的英文(有人謂之曰“Singlish”,但是李光耀對這個說法嗤之以鼻)、夾雜著一些方言的中文以及我還分不清楚是印地語還是馬來語的語言,才真切地感受到這個彈丸之地的獨特風情,原有的刻板印象也被推翻。

我記得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是2012年的新年。當時我在追TVB的劇集《天與地》,而最後一集播出那一天我正好在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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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出版過多部回憶錄,而在這一本《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裡面,他講述了建國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如何推行“雙語政策”的歷程。

李光耀先生把“雙語政策”視為新加坡的建國基石之一。若非力排眾議地推行“雙語政策”,這個種族繁多、語言複雜的前英國殖民地,便無法成功轉型為成多數人通曉英文、同時懂得自己母語的團結國家。在他執政數十年裡,“雙語政策”歷經多次變革,直到晚年,李光耀先生依然非常關注雙語教育,說這是他“一生的挑戰”,確實毫不為過。

在我小時候的地理課本中,對於新加坡的描述只是簡略的隻言片語:“亞洲四小龍之一”、“華人社會”、“花園城市”等等,但是長大後自己親身去到新加坡,穿梭在燈紅酒綠的濱海灣、淳樸傳統的牛車水、處處香料的小印度等地方,聽著腔調五花八門的英文(有人謂之曰“Singlish”,但是李光耀對這個說法嗤之以鼻)、夾雜著一些方言的中文以及我還分不清楚是印地語還是馬來語的語言,才真切地感受到這個彈丸之地的獨特風情,原有的刻板印象也被推翻。

我記得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是2012年的新年。當時我在追TVB的劇集《天與地》,而最後一集播出那一天我正好在新加坡,用VPN切換到香港的服務器上才看到大結局。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佘詩曼站在舞台上說:“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說同一句話,而是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並且互相尊重。”這仿佛印證了我在新加坡的所見所聞。

誠然,新加坡實質上有不少“專制”之處,也未必如表面上看上去的“和諧”,前兩年因言獲罪的余澎杉便是一例(他的罪名正是批評李光耀為獨裁者)。然而,要不是讀了這本書,我也未必知道在這條雙語之路如此風雲變幻,甚至有些腥風血雨。

在新加坡脫離馬來聯盟之前,曾把馬來語定為官方語言。而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聯盟,讓新加坡不得不重新制訂語言政策。李光耀在書中稱這個政治變局是“新加坡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意外地”被要求脫離馬來西亞,但是也有不少史學家認為新加坡獨立本來就是李光耀部署好的一步棋子,只不過要表現出勉為其難的樣子,以免馬來聯盟的領袖東姑拉曼反悔,事實上,“雙語政策”也並非此時才提出的,在五十年代便有所醞釀。

不管如何,“雙語政策”從一開始就需要適應新加坡所處的地緣政治格局,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李光耀在書中反復用到了一個比喻,“(推行“雙語政策”以前)新加坡多元種族的人民就好像是水族館裡,不同種類的魚,雖然近在眼前,卻是被分開來的。”

有人說,既然這樣,那就像秦始皇統一六國那樣,使用劃一的語言和文字就可以了啊。但是,新加坡的特殊背景,使它不能因為華人占人口的大多數,而粗暴地推廣中文。李光耀開宗明義,“不能基於一個種族,一個宗教及一個語言立國。……我們絕不任由種族、語言和宗教議題來主宰政治,因為這樣必然會帶來災難。”“因此,新加坡即使華人占多數,獨尊華文的沙文主義是我們得嚴防的。”

選擇了英語作為共同語,一是避免引起周圍馬來語國家的反感,二是為了適應國際貿易的需要,三是平衡了國內不同種族之間的利益。而在推廣英語的前提下,李光耀也保留人民學習各種族母語的平等機會——所謂“雙語”,並非單指英文和中文,對於印度裔的新加坡人來說,也可以是英文和印地語。

在六七十年代,馬來西亞共產黨的許多成員以新加坡為基地,不斷進行思想滲透,企圖干涉新加坡的“雙語政策”,要求回歸華文。親中商人陳六使建立的南洋大學是一所純粹的華文大學,因而成了馬共成員活動的陣地。這所曾力邀林語堂擔任校長的名校,終因過度政治化,以及畢業生水平每況愈下而被關閉(學生不具備英語能力,在社會上無法立足)。

這一時期,新加坡的華文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幾乎沒有家長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進華文中學。李光耀因時制宜推出“特選學校政策”,把十幾所歷史悠久的傳統華文中學定為“特選學校”,提供最優秀的師資和源源不斷的補助,保證學生的英語水平足以應付大學升學考試,但又能繼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品質。

李光耀逝世的時候,中國官方喉舌又一廂情願地把他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隻字不提他關掉南洋大學的往事,可是你若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反華分子,又無法解釋他把幾個孩子都送進華文小學的做法——相反,南洋大學的創辦人陳六使卻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英文學校讀書,李光耀對此甚是鄙夷。我想,作為一個政治家,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作出對自己國家最有利的決策。

看這本書的時候,我正好在日本的熊本縣遊玩,不同於東京、大阪等都市,此處的國際化水平很低,絕大多數本地人都不會英語,所幸同行的熊隊曾在名古屋生活多年,一路為我翻譯,總算通行無阻。

這讓我想到一點,“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如饑似渴地接受西方先進思想,但是對於語言,日本似乎并不急於促使全民學英語。我沒有研究過日本的語言教育政策,感覺上他們只會著重培養少數翻譯人才,依靠這一批翻譯員,大量地把外國著作譯成日文,而其他人只要閱讀日文書就可以進行學習。這是一條和新加坡的全民雙語截然不同之路。

李光耀也說過,雙語學習非常耗費精力,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把兩種語言學得一樣好,必須有所取捨。然而,他沒有後悔迫使全體國民去吃這個苦頭——從前,新加坡因為官方語言是英語而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如今,中國崛起,新加坡人又能發揮華語的優勢。無論你是否認同李光耀的政治主張,但你不得不佩服這位世紀偉人的遠見。


*原文發表在公共號“失物之書”(thebookoflostthings),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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