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集 陶渊明集 9.3分

陶渊明的菜园

东来

陶渊明在去彭泽令两年之后,四十岁之时,作了《停云》《时运》与《荣木》三首四言诗,在《时运》中,有一句“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暮春的南风像鸟的翅膀,轻轻拂过新生的禾苗。在陶公看来,自然此时有了情感和生气,眷顾了他和正在被濯灌的田园。花木有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阳光之下,呈现出清新而隽永的姿态,使人可“载欣载瞩”,一路流连。如此庸常的一天, 陶公发现的美却是如此细微而不凡。

这样可堪题咏的日子,在陶公的诗中比比皆是, 譬如“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潇洒之南风、回还之暮鸟、降落之斜晖,全都在脉脉不语中与陶公相望,在彼此注视中发生了情感的联结。

是陶渊明发现了田园之美,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着力而饱含热情地吟咏墟烟、田畴、农舍和一朵游云,并且与它们发生如此紧密亲切的联结。同时期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但他笔下的山川碍于本人的境界,虽工整典丽,呈现出经过琢磨的画意,却只是他所见之山水,山水未毕入其怀,谢公山水始终无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陶公写意之极,往往率性潇洒,任其天真,他深情地注视着自然,自然亦回馈以深情,陶公掇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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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去彭泽令两年之后,四十岁之时,作了《停云》《时运》与《荣木》三首四言诗,在《时运》中,有一句“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暮春的南风像鸟的翅膀,轻轻拂过新生的禾苗。在陶公看来,自然此时有了情感和生气,眷顾了他和正在被濯灌的田园。花木有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阳光之下,呈现出清新而隽永的姿态,使人可“载欣载瞩”,一路流连。如此庸常的一天, 陶公发现的美却是如此细微而不凡。

这样可堪题咏的日子,在陶公的诗中比比皆是, 譬如“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潇洒之南风、回还之暮鸟、降落之斜晖,全都在脉脉不语中与陶公相望,在彼此注视中发生了情感的联结。

是陶渊明发现了田园之美,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着力而饱含热情地吟咏墟烟、田畴、农舍和一朵游云,并且与它们发生如此紧密亲切的联结。同时期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但他笔下的山川碍于本人的境界,虽工整典丽,呈现出经过琢磨的画意,却只是他所见之山水,山水未毕入其怀,谢公山水始终无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陶公写意之极,往往率性潇洒,任其天真,他深情地注视着自然,自然亦回馈以深情,陶公掇其英华,以笔记之,以诗升华,化成诗篇,使我们亦得以在他平淡的诗句中得其性灵,这种性灵是双向的,一半来自造化,另一半来自陶公,但在诗中,他们是统一的。

不过陶公更关心的还是自己家的菜地和田地,因为这关乎生计和生活。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五棵柳树、一丛菊花,菜地里种了秋葵与紫苏,散养了鸡,在自己家的田地里种了豆子、稻谷、桑树与大麻,他像普通的农户一样关注着它们的生长,忧心着天气,计较着年成,这是他出仕之前的生活,也是他归隐之后的生活。他十分得意地描绘自己的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他浏览自己的菜园,“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他披星戴月地整理田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关心则乱,草木荣自然欢喜,可也惶恐秋霜不期而至,使这一年前功尽废。田园生活并不全然美好,尤其如陶公这样自耕之人,如果赶上年份不好,则有衣食之忧。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写道自己忍饥挨饿贫病交加(“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也在《乞食》中写道家中无米下炊,不得不去到邻居家借粮之事(“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但即便如此,陶公也未失恬淡心境,少有悲声。

艰苦的劳作非常容易消磨诗性, 但陶公不仅保全,还在其中开辟出一片玄妙的诗意空间,这便是他的厉害之处。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贫困窘迫,却从未发现他的胸臆失去过平静,每每在诗末发壮语,一口昂扬的气势被提了上来,使人振奋,这些所谓的困苦,也便成了精神升华的阶梯。

像陶公这样长期躬耕,坚持己志而抱贫终老的隐士历史上仅此一位,甚至可以说,是陶渊明将“归”与“隐”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词语。在渊明之前,只有“隐”,而无“归隐”。隐是一种遁世行为,需要躲避人群,冷漠人情,切断过去,上古的许由、商代的伯夷叔齐、秦末的商山四皓,莫不选择了避世而居,也莫不呈现出高邈难追的姿态,使“隐居”行为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象征。即便《晋书·隐逸传》中所载同时期的隐士,最终的结局也是不知所踪,绝无像陶渊明这样终老田园之士;“归”是回归,是重新回到过去,生养之地,亲朋之间,这个词汇是有温度有热情的。“归”与“隐”相互矛盾,但陶渊明能将其统一,创造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比之于隐于深山,隐于人世,却是一种更加需要定力和智慧的事情。

颜延之说陶渊明“和而能峻”,意思就是说,陶公这个人一方面平易亲人,另一方面又品格超拔。在读陶渊明诗篇之时,常常会感叹此人的赤诚,无论是对待朋友,还是邻居,甚至草木,所表现出的关切与博爱,莫不十分可亲,全无狂态和做作,所出之言句句肺腑。即使好友刘遗民邀请他入庐山隐,他也婉言谢绝,谦言“未忍言索居”。他并不是任诞而孤僻的怪人,虽不愿与俗为伍,却始终态度谦和,保持着与世俗微妙而平衡的关系。这大概和陶公的家学脱不去关系,曾祖陶侃即以务实贞正闻名,颇显得与当时崇尚清玄的社会风尚格格不入,至于渊明,似乎仍然继承了曾祖的遗风,显得十分接地气,甚至专门写了一篇《劝农》,他的思想中虽然有玄学的成分,但亦早知帝乡飘渺不可追,也无意视隐居为终南捷径,反倒更加欣赏颜回安贫乐道的态度,在骨子里,陶公还是个古道热肠的儒生,也因此他不可能和尘世保持着那么遥远的距离。

除此之外的解释,只有天性。 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形赠影》中写道“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在陶渊明看来,自然界的草木山丘所蕴含的智慧是高于人类的。世上原本就有些人能得山川之灵秀,与万物同呼吸,陶公幸为其一,他感知力超强,写意能力超凡,即便不入深山,也能够在我们所熟视无睹的凡常中,汲取到造化所赐的无与伦比的平静。

在东晋末年风起云涌的时局中,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国,不是云雾缭绕的仙乡,也不是巍峨森严的宫殿,而是一片祥和安乐的田园,隐在一片灿烂桃花之后,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自给自足,既不被人打搅,也不向外索求。《桃花源记》所记述的田园,真幻交织,一方面它的图景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曾经感受过,但另一方面,它升华过和简化过,我们看它时,正如同隔着一层粉红色的桃花去看,美而虚幻,触不可及。陶公所记述的田园大多都有这样的性格,在真实之外,呈现出幻境之美。陶公以诗文,重构了中国人精神地图的一部分,使后来之人毕生都对田园牧歌有着真切的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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