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交战略角度附吉本罗马衰亡论

钧台子

文章的抒情风格可能会让现代人不以为然,但却让我者灵魂出窍的人物仿佛又回到往昔。我希望探索为国人所位置或知之甚少的中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后的欧洲的世界状态和同时期的中国的发展状态。以此为题,理性而不失热情,宏观而不乏细致。为吾所爱也。

作为统一的和分裂的欧洲

笔者在下笔这一部分之时,心怀忐忑。原因大概在于面对这一长达千年的历史,心中没有把握。虽然以往涉猎之史料大都有所提及,但时过境迁,不知能否择优而行。幸运之处在于,对于笔者所探讨之对外战略史的问题并未造成多大干扰,况且,以战略学的思维和眼光看待问题,反而有一种脱身于窠臼之感,虽然有遗漏史料之嫌,但不足以影响到全局——无论是对于本文本身,还是对于对外战略学研究的开展,故而仍使笔者有勇气和信心继续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话不多说,我们先搞清楚本文的行文线索和大致脉络,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笔者曾在前文提到:自罗马帝国分裂而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世界分崩离析,虽短暂经历查理曼帝国的统一时期,但毕竟过于短促——国家政权还未得到巩固,各类政治和社会制度未形成熟,更不要说对域外国家核力量的战略制定之事,甚至是之后一再分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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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抒情风格可能会让现代人不以为然,但却让我者灵魂出窍的人物仿佛又回到往昔。我希望探索为国人所位置或知之甚少的中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后的欧洲的世界状态和同时期的中国的发展状态。以此为题,理性而不失热情,宏观而不乏细致。为吾所爱也。

作为统一的和分裂的欧洲

笔者在下笔这一部分之时,心怀忐忑。原因大概在于面对这一长达千年的历史,心中没有把握。虽然以往涉猎之史料大都有所提及,但时过境迁,不知能否择优而行。幸运之处在于,对于笔者所探讨之对外战略史的问题并未造成多大干扰,况且,以战略学的思维和眼光看待问题,反而有一种脱身于窠臼之感,虽然有遗漏史料之嫌,但不足以影响到全局——无论是对于本文本身,还是对于对外战略学研究的开展,故而仍使笔者有勇气和信心继续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话不多说,我们先搞清楚本文的行文线索和大致脉络,而不至于误入歧途。

笔者曾在前文提到:自罗马帝国分裂而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世界分崩离析,虽短暂经历查理曼帝国的统一时期,但毕竟过于短促——国家政权还未得到巩固,各类政治和社会制度未形成熟,更不要说对域外国家核力量的战略制定之事,甚至是之后一再分裂而成为数百千个由国王诸侯和领主组成的松散的欧洲世界——当然,还有教皇及其教会神权统治,直至民族国家之渐趋形成和完成相应统一事业之时(这最快要等到十七世纪——以英国、法国为代表,最晚要等到十九世纪——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世人眼中仿佛有无数个权力中心(各国家、邦国、采邑),又仿佛有两个(国王和教皇),又仿佛只有一个(只有教皇),又仿佛一个都没有(不认同教皇权力又无实权之君主),真是咄咄怪事。

以上情况,对时人而言,其实并不奇怪。首先,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教皇及教会为继续掌握其享有已久的权力必须附庸新的更大的力量(查理大帝即是一个)。其次,查理曼大帝所建立的法兰克帝国(公元800年)一分为三(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三分法兰克帝国的命运)。再其次,除了西法兰克帝国的生命力最为顽强(公元987年被卡佩王朝取代)——它不论经历若干朝代而一直维持国王权力以至于数百年之后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中法兰克一经建立就遭分裂瓦解或被吞并之厄运(公元855年瓦解),而东法兰克(公元911年绝嗣,王朝灭亡,帝国名存实亡)也是命途多舛,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竟然要由诸侯选举产生——有名而无实,踉踉跄跄千年之久。后二者(一个是公然分裂,一个是名义上的存在——其实质就是被诸侯国割据势力操纵的政治工具)就是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的雏形。最后,在以上形势下,教皇及教会的权力野心不断膨胀,竟至于凌驾于王权和国家之上,被称为“万皇之皇”的英诺森三世就是它的权势的顶峰——也许,这也有奥古斯丁所做的理论上的的功劳(他主张国家是上帝在人间的工具,国家应听命于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基督教会)。最后,近在海峡对面的盎格鲁-萨克孙人也早已入主不列颠——这就有了以后英格兰国家的雏形,而它以及它将来所实行的对外战略对以后的欧洲历史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法兰克王国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似乎恢复了罗马帝国时的荣耀,可惜一如亚历山大帝国一样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无数小邦纷纷自立,它们或结盟,或在教皇的庇护之下,或在“上帝”的庇护之下以处理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几个主要大国则通过不断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手段来巩固和壮大自身的战略威势。因此,笔者以为,以上欧洲世界内部的权势对比直接决定了欧洲对外战略明显的“对内性和对外性”——“对外性”体现在作为整体的欧洲世界的对外战略演变,“对内性”则体现在欧洲世界内部各主要权势主体的外交战略演变。我们探讨的对外战略的重点就跟对待东方中国时不一致——我们会依循教皇/教会和君主/国家这两个线索进行叙述分析。当然,笔者尽可能地把二者在同一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因为二者天然的政治联系也有此必要性,以使观点更加全面清晰而不至于混乱。

一 教会的战略转变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自诞生时就苦难深重,被罗马帝国和异教徒排斥攻击,俨然是第二次“犹太人大逃亡”。但它的“忍受苦难以求自赎其原罪而得到上帝的宽恕”的宗教理念,慢慢的得到了本来信仰多神教的帝国上层的青睐,进而倚重,最终于君士坦丁大帝之时得到尊重和狄奥多西一世之时得以确立为帝国之国教,从此长盛不衰。归根结底,它的理念符合统治者之需要,另外其苦行僧式的道德品质也赢得了广大底层民众信赖,进而信仰。就这样,教会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满足了各自的一时之需要。处于“精神层次”的教会,它有其相对稳定性;但作为“物质权力”的王朝统治者,只要不符合人民利益,它就注定要灭亡甚至是顷刻瓦解,腐败透顶昏聩无能的罗马帝国的部分统治者即是如此。

当面对吞灭罗马帝国的宿敌如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时,它无能为力,因为它们以前的血腥屠杀对基督教造成的惨痛经历和异教徒的身份使得与基督教会的战略结盟失去了可能性。在此内外激变之时,依附于帝国权杖上的基督教会,此时,近乎于面临又一次的生死考验。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的适时提出,为教会的战略上的转变提供了道德上的基础。这时,查理曼帝国应势而起,且其皈依基督教的宗教倾向让教会犹如春风袭来。后者迫不及待诚心诚意为他加冕,让他的帝国成为“罗马人的帝国”。权力与宗教两相结合,各自达到了其战略目的——而前者转而瓦解,后者竟长久不息。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帝国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都长期与罗马教会合作,使得教权与王权更加紧密结合,又大大加强了各自的权势。

因此可见,无论是查理曼的强大的帝国与弱小的教会的结合,还是之后势均力敌的国家间都选择与教会的合作,其原因就在于,即使显得地位上的卑微,而只要能增强自己的实际权势,就在所不惜。笔者认为其中之关键,不在于世俗国家的战略选择——世俗国家游走于权力斗争之中临机应变作出战略或者战术上的转变简直是司空见惯,而在于一向依附于权力而只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基督教会竟然也选择了走向世俗的权力之斗争。与在大致同时期的东方中国实行的“三武灭佛”和最终儒、释、道三家走向融合而依附于国家的历史走向相对比,基督教无疑在望着相反且更高的地方攀登。

基督教会做出这一战略转变的原因有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外在方面在于——前文也已经说明,法兰克帝国瓦解之后因为诸侯间权势的大致平衡甚至是弱小,不足以抗衡外部战略权势之威胁,而只得求助于一致认同的拥有强大威望的教皇及其教会,并在他的调和下实现国家之间的和平甚至是有利于己方国家权势之增强的目的。教皇以无实之名行无名之实,自然乐得如此——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推断:教会从一开始便已预料到自己的战略权势会如此之强大,相反,在于世俗国家自己的权势衰弱而已。内在方面则在于,教会在经历一段长时期的发展之后,其权势日增,而相应取得的大量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更需要世俗力量的保护和维持。另外,教会也有镇压内部异端和外部异教徒的势力之考虑。就这样,整个欧洲世界,处于一种让常人难以理解而实际又很简单的战略状态:教会以周王室册封和管理的传统方式不断主动而无碍地以宗教神权之名义干涉欧洲国家之行为,使得后者在中世纪内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的完整而成熟的对外战略——若干大国的对外战略也受到教会力量的相当程度的掣肘而不能完全独立,只得随教会利益而起舞。后来的历史将证明,无有强大权势之政权,是不可能完成制定正确持久的对外战略任务的。

二 斗争与合作的过程

到了十一二世纪,欧洲世界权势间力量对比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弱小的诸侯国家,还是新兴起的大国——它们或因为联合或因为扩张而战略权势不断增强,它们的领土和权势已基本稳固和成熟,甚至于意欲争取更多领土和更高的权势。乘战略乱局而得战略权势之优势的教会势力,其野心不断膨胀而永无休止,渐已形成成熟国家的君主们,也有较大政治作为和扩大自身权势的战略意图。这二者之间,其矛盾之爆发已经不可避免。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斗法,乌尔班二世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运动,英诺森三世的强权统治以至于阿维尼翁之囚的发生等等。两者间战略关系演变其大致过程表列如下:

卡诺莎之辱(公元107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公开对抗,拒绝承认其地位之合法性。但因内部反叛而无力镇压,亨利四世不得不登门致歉,教皇权势暂处上风;

复仇与驱逐(公元1084年),待亨利四世平定叛乱而站稳脚跟之后,驱逐格里高利七世,另立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身死名灭,亨利四世也死于内乱;

以基督教之名——十字军运动(公元1096年—1291年),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鼓吹之下,以保护基督教徒和维护基督教的利益(保护圣墓不被异教徒侵犯)并清除异端之名,发动十字军进攻耶路撒冷等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长达近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最终以十字军方面的完败于穆斯林军队而告终,但这一运动无疑为增加教皇与教会的权势提供了机会,而且事实亦是如此;

教会征收什一税(公元1199年),实现经济和财政之独立,教会在英诺森三世统治下,其权势已然达到顶点;

阿维尼翁之囚(公元1309年),法王腓力四世推翻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另立法国人为教皇,持续近七十年之久(这也是为什么以后几乎历代法国红衣主教不听命于罗马教皇而专服务于君主与法国的原因所在,他们很久以前就已被培养以忠君爱国的思想而非虚伪腐朽的教会神权)。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教会与国家和神权与君权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塑造,互相控制又互相独立的政治形态和复杂的权势间关系。表现于对外战略方面则是教会的国家化:教会以神之名,以十字军东征运动反击阿拉伯穆斯林军的入侵,以教会之权行国家对外行为之实,教权暂时高于王权。当然,这次运动对后来欧洲世界的发展和对外战略的转变,其影响几何,重要性几何,我们在下面讨论。

转变对域外势力的战略。十字军东征让欧洲国家如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是相对较远的英国对域外世界战略权势的强大产生了新的颠覆性的认识:阿拉伯帝国虽然已经不再如初兴起时那样强大而分裂为若干个割据势力王朝,但它们的国力仍不可小觑——无论是它们的物质上的雄厚基础(坐拥肥沃土地和各大洲往来商业的贸易要道)还是他们的军事力量的强大,都足以使欧洲世界不再敢存灭国之志。如果说阿拉伯帝国在战略层面上看已是强弩之末,那么,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突然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之时(公元1453年),欧洲世界的战略上的茫然无助更是可以想象——尤其是,从此志在称霸欧洲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又在腹背处受敌,在欧洲大战略舞台上受到相当程度的战略制约,“双头鹰”才真正施行了它的双方向外交战略的传统。在这样一个战略权势对比之下,欧洲世界——不论是作为整体的欧洲,还是有战略野心的已兴起的各大国,转变对外战略实属势所必然。

转变对教皇及教会的相对弱势关系。各国有为之君主目睹这一对外战略之失败之惨况,虽仍受国力不足和教皇权威犹在之掣肘,但似乎已坚定他们的抵抗教皇腐朽权力之决心。因为,也唯有如此,国家长久以来内外积弱之局面才可以改观,国家对外之统一战略方可以施行,国家繁荣和强大才有实现之可能。教皇已不似以前那样是君主手中的刀和剑,为增强君主的威势和其国家的战略权势而服务,反而仿佛是套在即将形成之民族国家头上之枷锁。教皇的心仍窝促于见方之地的梵蒂冈,而身处中世纪末期的有为君主们,已经早早地跳出中世纪而看世界了——如法王腓力四世的惊人之举和后来法兰西斯一世与教皇支持的神圣罗马帝国相对抗,他们都是欧洲国家转变对外战略的始作俑者,他们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意志让后人叹服。因此,既然“抱团战略”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只有“包干战略”各自发挥其战略潜能才符合现实及长远利益,这也是对外战略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

转变对域内其他战略力量的外交战略。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它必然受到它的自身的国家利益驱使而制定相应的统一的稳定的理性的对外战略而不顾教会神权的束缚。以上所提到的域外强大力量的出现,使得欧洲各战略力量一方面加紧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变革,发展繁荣的商业经济,一方面在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同时,尽量向外拓展自己的战略权势——包括不断兼并土地,扩大疆界和相对于他国较强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甚至把联合域外力量而攻击战略对手的政策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国家间斗争形势已变得很残酷,直至民族国家的疆界和其权势得到暂时稳定之时方告一段落——如英法两国的百年战争和之后的英国持续三十年的玫瑰战争即是两个典型。

三 国家民族化和外交战略成熟化

因为在此一时期,其他后来才出现的欧洲强国尚未出现,我们需要从中发现影响外交战略转变的重大因素,从而更好了解外交战略之发展的内在逻辑。笔者就举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两个例子以作探讨。

百年战争(公元1337年-1453年)。这一战争源起于法国王室与英国王室因姻亲关系而对法国土地的争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英国的撤出大陆和法国的领土归于完整而结束。但它对两国的外交战略方面的影响各有不同:英国不是短暂的撤出大陆领土的争夺而是永久性的撤出——无论是地理上的原因还是现实对手的阻挡(它的在历史上的战略对手分别是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甚至是远在欧洲大陆另一端的俄罗斯)。这一战略的转变将成为影响以后数百年而至于今日的战略局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同时退出了对欧洲大陆的战略权势的争夺——“退一步进两步”正是英国绅士们的拿手好戏,反而让它们的战略政策无比的理性、成熟和臻于完美(相对于其他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而对于守住领土的法国而言,更重要的则在于其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奠定。圣女贞德以死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民族精神,成为法兰西灵魂的组成部分,既预示着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即将形成和外交战略的成熟,也预示着它将以超强的意志和热情去实施和完成既定战略目标——无论是法兰西斯一世、路易十四时期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或是路易十五和拿破仑·波拿巴还有戴高乐将军,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这就是这一战争的一体两面,深刻影响着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走向。

玫瑰战争(公元1455年-1485年)。如果说百年战争是英国解除外部战略威胁的一次重大尝试的话,那么这一战争则是确立英国政体和进而确定其后世外交战略的点睛之笔。百年战争只是让英国暂时退出外部权势的争夺,但玫瑰战争让英国的政体和政治秩序都趋于稳固,这既影响了日后其他国家的政体和政治秩序,也奠定了英国战略优势之一——政治上的成熟导致了英国霸权的先发优势,而且是从十六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二战及二战结束。这就是这场战争对于英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这个经历了两场战争的不列颠国家先使外部环境趋于稳定,再使内政加以巩固,以图自立自强于欧洲大陆之外而坐观战略形势之变化。如此看来,其后来得以统一英伦三岛,而国势——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臻于至盛,正是其战略发展之必然。我们可以发现,对外战略之成功起到了重大作用——有时是关键性的(如法王路易十五时期援助低地国家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实施顽强的大陆封锁,还有一战时期向大陆施以全面援助和二战时期的包括领土本部的全力参与,后二者确实是关乎国家存亡之秋也)。归根结底,英国其作为一个隔离于欧洲诸国而其战略权势最终得以发展和壮大,完美体现了对内战略和对外战略相结合的程度和准确度。

小结

在对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世界外交战略这一问题叙述和分析的过程中,笔者相信仍有不足和纰漏之处,但几近达到笔者之极限。笔者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中影响战略全局之历史事件作出相应战略层面之分析,并使人们相信,这些事件和过程确实产生了至关重要之影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本人已觉满足。

首先,中世纪在以战略权势的急剧变化中开始,在教会与诸国家的不断斗争中,其战略权势由弱变强,由强而相持,由相持而渐趋衰弱。君权与神权,国家与教会二者相互依附,相互依托,相互蚕食,又相互制约。王权与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战略夹缝之中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代表新兴力量的事物往往以悄无声息忽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战略斗争的大棋局中,不可阻挡,只得顺应。查理曼统一起来的大帝国的崩溃,其原因亦非简单的在于被他的三个孙儿瓜分这么简单,而是是因为其内在长期动荡混乱而形成了诸多地方势力,而后者之强大以至于形成强大之战略权势是前者所始料未及的。另外,这种瓜分而享天下的观念尚未脱离蛮族之习气。前者形成的战略权势对比和后者所造成的历史惯性就这样不可阻挡的走到了一起。只能说,“形势比人强”,战略态势深刻影响着战略前景。

其次,权势永无顶峰,权势达到其发展之瓶颈之时,就会选择突破瓶颈,不然,只有坐以待毙。教会自然选择前者:它发动天主教诸国联合以攻伐异教徒,名义是保护圣墓和基督教的尊严,实质是为巩固自己相对于世俗君权的战略力量之优势和继续增加自己现实的利益。各国君主为之奔走甚至是献出性命无非是增加自己的威望和加强其国家在天主教世界里的权势,其战略意图自然与教会无二。这就是对外战略变化之一个转折,是象征着拥有权力魔杖之后的基督教会要求掌控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发展趋势,是对内战略遇到瓶颈而必然寻求对外战略转变的必然要求。而当十字军东征衰落和消亡之后,就要求对域外势力的战略转变和同时对基督教会权势的战略转变,这是同一根锁链上的两个环节。这当然也是教皇权势相对于君主权势的战略优势及其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所造成的“对外战略对内化”的必然表现,这一巨大变化,当然也是欧洲世界外交战略成熟化的重大标志。之后发生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即是对此结果的反应,而且起到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最后,我们把眼光从宗教方面转回到正常的国家外交战略上面。因为,众所周知的是,而且笔者在本书第一部分已清楚介绍,经历漫长的中世纪的混乱与愚昧,在之后发生的如大航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伟大事变的中间数百年里,欧洲面貌发生巨变,崭新的复杂的而又精妙的对外战略使其权势最终几乎统治着凡有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直到上世纪,我们才开始慢慢理解其中成功之处。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鞭策!)。我们将以这一时期也就是近代欧洲外交战略之演变为下一部分的主要探讨内容。

如笔者所言,基督教神权之强大权势最终导致“对内战略的对外化”。而这完全跟大致同时期——相当于中华地域内五代十国时期有着殊途同归之处。让我们再次进入同样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华地域去探讨各战略权势间之外交战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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