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之声 河流之声 8.6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河流

白玉京

提起西班牙内战,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人们会想起什么?球迷会谈巴萨,文艺青年会想到海明威摔断的腿,对政治敏感的人会想到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和中国政府因为对独立运动敏感而暧昧模糊的态度。乔莫卡夫雷的《河流之声》写出了内战时期和现代社会的西班牙。但是这里没有大屠杀,第五纵队和胜利,所有的事情发生在只有在地图上才会标注的小镇上,他笔下的人物是在西班牙内战中不被记录的人们,佛朗哥政权支持者,懦夫,民众,面目模糊的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受害者和胜利者被纪念着,犹太人,广岛,苏维埃,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是依然有那么多人是“不存在”的。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在《河流之声》中,女主人公埃利森达夫人的身份是王权支持者,佛朗哥的朋友,西班牙贵族,富豪,冷酷强势的女人,在她 年轻的时候被告诫:如果不精明点,世界会是坏人的,会是那些恶棍,凶手,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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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西班牙内战,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人们会想起什么?球迷会谈巴萨,文艺青年会想到海明威摔断的腿,对政治敏感的人会想到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和中国政府因为对独立运动敏感而暧昧模糊的态度。乔莫卡夫雷的《河流之声》写出了内战时期和现代社会的西班牙。但是这里没有大屠杀,第五纵队和胜利,所有的事情发生在只有在地图上才会标注的小镇上,他笔下的人物是在西班牙内战中不被记录的人们,佛朗哥政权支持者,懦夫,民众,面目模糊的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受害者和胜利者被纪念着,犹太人,广岛,苏维埃,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是依然有那么多人是“不存在”的。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在《河流之声》中,女主人公埃利森达夫人的身份是王权支持者,佛朗哥的朋友,西班牙贵族,富豪,冷酷强势的女人,在她 年轻的时候被告诫:如果不精明点,世界会是坏人的,会是那些恶棍,凶手,共产党员,红军,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共济会成员,犹太人以及加泰罗尼亚主义者的。在父亲和兄弟被红色政权处决后,终其一生她致力于复仇,她和一个善良但因为一时的懦弱而加入长枪党的男人相爱,他之后秘密加入了游击队,不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的道德准则,他对残暴的不认同。四十年后,他的日记和写给不知道名字的女儿的信机缘巧合被一个普通的女教师蒂娜所发现和记录,而书中她被三次不同的人问到为什么坚持记录和发表这个秘密游击队员故事, 第一次: “你根本就不信这些东西,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当事人不应该被扭曲,记忆也一样。” 事实上,在当今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依然是禁忌的话题,和西班牙朋友聊天,他们会谈很多对欧盟的观点和对现任政府的抱怨,但是似乎并不愿意提起那段内战。《河流之声》记录的那段时期的历史,交叉在一起的是佛朗哥,共和党,长枪党,共产党和天主教。作为发现四十年前埃利森达夫人和她的爱人教师奥里奥尔故事和历史资料的人,蒂娜,在现实意义上她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失败者,微胖--现代消费主义的不容忍,乳腺癌--女性特征的丧失,老公出轨--妻子身份的失败,儿子成为隐修士--母亲的最大无法言说的隐痛。她的老公,许下成为完美丈夫的诺言而最后只是虚伪的中产阶级;隔膜而脱离的儿子,在左派和民主家庭中最后莫名其妙成为宗教狂热的天主教隐修士,而蒂娜,她发现和努力记录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被主流认可的被认为没什么价值的日记。 贵族埃利森达夫人为了她的挚爱教师奥里奥尔被铭记,她心心念念让爱人流芳百世,成为天主教中的圣人,在被天主教神父的伯父质问的时候,她说:维护对奥里奥尔的记忆,让他永远受到赞扬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不管对抗的是谁。甚至对抗上帝,愿上帝宽恕我。但是最最反讽的是,奥里奥尔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个软弱但是反抗法西斯的心地善良的教师。贵族埃利森达夫人即便发现了他是敌对的共产游击队队员,她依然捐献了大量资金给教会为奥里奥尔封圣,她希望给自己爱人死后的墓碑是

这是她的纪念,人们最后真正在意的是历史如何看待我们,她运用所有一切只是希望人们知道并记住她的爱人是个好人。而事实上,在高压恐怖中,甚至不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只是因为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怜悯,在对法西斯政权虚与委蛇中,做出选择的教师奥里奥尔,他不被怀念,他真正应得的墓志铭是:

现实生活中我们最有可能遇到的悲剧不是罗密欧朱丽叶模式甚至也不是西西弗的石头,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道德准则和主张活着,然后死去之后还因为权利拥有者的漠然或者善意的初衷,被嵌入荒谬的历史,以我们不认同甚至痛恨的定义。 蒂娜第二次被问道为什么要记录无名者的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件事?你不是在做一本摄影专辑么? 我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谎言让我发怒,利用谎言的人也让我愤慨。” 我真希望在这个国家,谎言让我们发怒。 人们通过很多方式延续自己:生孩子,刻在建筑上的名字,文学,成为历史的注脚。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想拓展这个世界,在某个时候,当我们想到如何留下活着的痕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老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最可怕 事情?英雄般壮烈死去,被人们纪念 ;一生虚伪麻木地活着,泯然众生;遵从心底的信仰奋斗后背负着污名死去。年轻的时候,人生是那么容易断言,非黑即白,而年纪渐长,我们明白永远不要预言自己,每个人也许是叛徒也许是英雄,事实上二者之间也许只是几秒钟犹豫的差距。人们的道德底线有三种,面对自己的母亲,面对镜子中的自己,和面对自己的孩子。教师奥里奥尔给未谋面不知道名字的女儿写的信,是他对于爱,对于如何面对这个世界最真实的阐述。 最后,第三次,失败者记录者蒂娜被问道, “真希望有人能用你做这件事所秉持的信念来爱我。 我现在拒绝付出爱。 那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不让死亡说出最后一句话。” 也许是为了不让死亡说出最后一句话。 乔莫卡夫雷写道,“帕诺玛河流的声音,只有将死之人才会听到。”但是河流奔腾,预言了结局,所有的结局都是墓碑,而所有人终将听到自己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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