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陪审团 美国的陪审团 评分人数不足

公道自在人心

三衍九思
上学期间,老师在法理课上,对英美法系的介绍一般是,没有成文法,法官造法,遵循先例,庭审中陪审团决定事实,法官决定法律适用,而陪审团一般都由不懂法的普通公民组成。甚至老师说,对一些巧舌如簧的律师来说,善辩的口才很容易控制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等云云。但今天回头来看,对陪审团的认识还是过于肤浅与教条化。
      作为起源于习惯法的普通法,其自诞生之日,就体现出通过对地方知识与道德的高度概括能力来提炼法律原则的力量,这一内在逻辑,否定了主权者的立法意志,保证了民主避免被大众或者主权者所窃取变成一种暴政。陪审团不仅是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架,而且对民主有诸多看不见的影响,担任陪审员体现了高尚的公民责任感。对每一个陪审员来说,参与庭审都可能是一段鲜活的经历,这段经历会改变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在法院的短暂经历并从中汲取人生重要的经验教训,可以拓宽公民责任的范围。陪审员对事实协商,深化公共协商意义和价值的理解、领会、推广,有力支撑了民主机制。
       陪审团制度比一般外行人所想象测度的要稳定的多,裁决在相当大的比例上是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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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间,老师在法理课上,对英美法系的介绍一般是,没有成文法,法官造法,遵循先例,庭审中陪审团决定事实,法官决定法律适用,而陪审团一般都由不懂法的普通公民组成。甚至老师说,对一些巧舌如簧的律师来说,善辩的口才很容易控制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等云云。但今天回头来看,对陪审团的认识还是过于肤浅与教条化。
      作为起源于习惯法的普通法,其自诞生之日,就体现出通过对地方知识与道德的高度概括能力来提炼法律原则的力量,这一内在逻辑,否定了主权者的立法意志,保证了民主避免被大众或者主权者所窃取变成一种暴政。陪审团不仅是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架,而且对民主有诸多看不见的影响,担任陪审员体现了高尚的公民责任感。对每一个陪审员来说,参与庭审都可能是一段鲜活的经历,这段经历会改变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在法院的短暂经历并从中汲取人生重要的经验教训,可以拓宽公民责任的范围。陪审员对事实协商,深化公共协商意义和价值的理解、领会、推广,有力支撑了民主机制。
       陪审团制度比一般外行人所想象测度的要稳定的多,裁决在相当大的比例上是依靠展示的证据而非其它,即使经验非常丰富的律师,也不一定通过巧舌如簧能轻易就左右陪审团的判断力。而判断力来自生活经验与阅历,绝不是课本知识可以提供的。对陪审团存在的失误,与其说是这一制度的问题,不如说在于对证据保存和展示规则需要进行改革,其它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作为一项审判制度,它需要的是延续而不是废除。
       其次还要看到,不是每个案子都需要陪审团,是否要行使陪审团的权利,常常不是被告人单方面决定的,因为这还是要取决于证据。控方证据如果占据优势,被告人一般就不会选择庭审,还是会接受辩诉交易,服从法官、检察官和代理律师的安排;如果控方证据比较弱,则可能会把案件交付陪审团审判。那些分流出来交给陪审团的案子,很可能就是最有争议的案子,在这些案件中,从事物本质来看,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正是由于这些案件是有争议的,也正是由于它们使得意见不一致的可能性很大,陪审团的裁决才能解决所有争议并消除所有意见。由陪审团对这些模棱两可的领域做出裁决,可以取得公众信服与尊重,这样法官以及检察官就可以把自身职业风险都推卸掉,责任完全推给了陪审团那些不懂法的普通人身上。
       多数裁决蕴涵着个体正义。陪审团由不懂法普通人组成,与这些被告人有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阅历以及人生经验,比法官更能评断审理的案件中到底发生什么事。审理案件时,陪审员能够运用他们集体的常识、各自对于世界的认识以及各自的每日生活经验。不管是总体来说,或甚至个别来说,陪审员的生活经验比法官的更为多样,法官身份也决定了其生活圈子的狭窄,陪审团成员也可能比较熟悉大部分被告及证人的生活情境。基于这些原因,陪审团成员,反而较能审酌陈列眼前的事实,决定该采纳或怀疑证人的陈述,判断特定情节是否合理或者可能,并判断被告陈述是否可信,更能对事实作出一个正确判断,从而通过该个案,把大众的正义观念输入司法审判之中。
       此外,对每一个陪审员来说,参与庭审都可能是一段鲜活的经历,其必然避免了麻木不仁,或者说不容易变得麻木不仁,不会对于被告陈述充耳不闻而自然而然接受警方的说法。但对于律师和法官而言,“看一件事情的时间越长,能够看到的越少。”由于职业特点,已近乎麻木的重复性内容,会让他们习以为常,但陪审团却可以投以新鲜的目光。如果一个人庭审听多了,会把各种情况模式化地进行分类,这就暗藏某种危险。如果证据裁决者把某个案件和许多同类案件归为一类,他就很难仔细关注其特有之处。发生这种情况时,个体正义的概念会受到影响,因为案件的裁决不是建立在展示的证据而是记忆中的模式之上。这种情况可能会,或者说不可避免地一定会,发生在日复一日地听取证词的职业法官身上。但是,对于那些集中起来只为审理一件案件的陌生人而言,就不会是这样。陪审团会比法官更有可能仔细地对待每一个案件。
        正义可能是最为古老,得到最为普遍的宣称的价值。大自然是非正义的,人们也常常是非正义的,然而我们拒绝生活在一个没有正义观念的世界里。我们却无法找到一个完美又健康的社会,在哪里正义观念有他某一形式可供我们参考。将一个人的自由置于其12位同胞之手,对此,也就意味着不允许暴君对司法机制干预,或者说机械的或僵死的官僚式纠纷解决方法意味着法官始终是政府雇员。通过直接由人民之手做出判决,陪审团在公民与政府日渐扩大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各位陪审员将集体智慧和常识,常理,常情融进入案件的审判过程,为整个司法注入了能量和活力。
        陪审制是一盏明灯,向人们显示着自由长存。“出于报复他人而将某人标记出来是件可怕的事。但是,人们将此看成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正如人们可以习惯其他可怕的事物一样...所有法律官员最恐怖的事,...不在于他们的邪恶(他们中有些是善良的),不在于他们的愚蠢(他们中有个别相当聪颖)”。判定人们的罪与非罪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故而不能把这样的一件事情交至那些训练有素者手中。通过挫败不公正起诉与对抗狂热的官僚主义以保护弱者,通过避开对法律的压迫性适用,陪审员们不仅增强了自由的力量,也增强了法治,还强化了民主意识。
        面对动辄人民为某个有义举罪人请命,控制着法庭的法官无所作为时,陪审团的存在,意味着十分明智地在他们的判决中,将公道之心不失时机地为司法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大众的思想,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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