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读思录

《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完成于1874年，虽已呈露出尼采思想的诸多特色，但与其晚年写作风格差异明显而展现出早期思想的思考进路，对于尼采思想的变异保留了一手材料。

在文章的开头，初出茅庐的尼采引用了歌德的话设立了一个评判历史学价值的标准：“凡是仅仅教诲给我，不增进或直接振奋我的行动的东西，都让我感到厌恶” ，对历史学提出了振奋精神和促进行动的要求。超越了歌德的纯粹感情反应，尼采将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有就历史学服务于生活而言，我们才愿意服务于它” ，这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的实用主义立场，也是尼采思想的根基。

与后期思想的极端和偏激不同，尼采清楚的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并对历史学同时从利与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批判的只是历史的过度饱和泛滥。尼采以人类羡慕善忘的动物的幸福来提请注意遗忘的重要性,进而指出“无眠、反刍、历史感都有一个度，一到这个度，生存者就受到伤害，并最终走向毁灭，无论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 ，“非历史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对于一个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健康来说，是同等必要的” 。此种平衡的叙述方式使尼采的思想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却不可避免的显得中庸和缺少锋芒，就像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

然而尼采思想的偏向无疑是清晰地。“我们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的感受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这是就在它里面有能够让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上面生长的基础而言的” 。立基于人的现实生活，尼采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寻求人未被文化异化之前更为原初根本的力量。对于超越生活的真理的存在尼采一向是否定的，而对当下历史学研究不是服务于生活，而是追求纯粹、客观知识的思潮则抱以怀疑和批判。

尼采将历史学细分为属于行动者和追求者的纪念式历史学，属于保存着和敬仰者的好古式历史学，属于忍受着和渴求解放者的批判式历史学。尼采阐发了人类对不同历史学的利用，“如果要创造出伟大事物的人一般而言运用过去，那么他就凭借纪念式的历史学占领过去；与此相反，谁能在习惯的东西和厚古的东西中坚持，那么他就作为好古式的历史学家护理过去的东西；唯有当前的急需在压抑着他的胸怀。他无论如何要摆脱这个负担的人，才需要批判式的历史学” 。对于这三种历史学各自所适用的的土地和气候，尼采有清晰地认识。然而，无论对历史的态度有何殊异，在尼采所订立的价值标准：“对过去的知识在一切时代里都只是服务于未来和现在时才被渴求的，不是为了削弱现在，不是为了切除一个有生命的未来的根” 之下，历史学家追求知识的客观和科学而具有某种疏离于生活的独立性进而在人类生活中显露出弊端时，遭到了尼采的辛辣讽刺。尼采一直是从当下和未来的角度来处置历史的，“唯有从当代最高力量出发，你们才可以解释过去” ，“唯有建设未来的人，才有权利裁判过去”。尼采敏锐的察觉到“历史感如果不受约束地起支配作用，并且得出它的一切结果，就会把未来连根拔掉，因为它破坏幻想，夺取现存事物的氛围”的毁灭性，反对“要有真理。哪怕生活沦亡”传统价值观对生命的戕害，这是其终身不变的哲学主题。

我们在《历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能看到明显的节制和平衡。尼采并没有否认历史学的正面作用和人类生活对于历史学的需求，与此相反，他正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要求历史学更好的附属和服务于生活，反对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流弊。与此同时，尼采将文化与其所批判的“生活的装饰的东西”区分开来，追求与生活、思维、显现和意欲一致的作为一种新的、改善了的自然的，且没有内与外，没有装扮和习俗的文化，并对德意志帝国实现精神和生活的统一抱以厚望。然而，平衡和希望都在尼采后期的著作中失落了。一般而言，思想家在青年时容易激愤而锋锐，老年反而回归中庸平和，而尼采却恰恰相反。或许可以说尼采从来就不是一个“愤青”：在他年青的时候他还算不上愤世嫉俗，而当他愤世嫉俗时却已不再年青，其思想的变异是颇值得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