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社会精神判官的檄文与心灵史

赵松
2017-02-11 看过


虚伪社会精神判官的檄文与心灵史

关于伯恩哈德自传五部曲

赵松


托马斯-伯恩哈德,这是一个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德语文学中极其耀眼的名字,是一个既被许多文学名家激赏敬重不已,也倍受奥地利官僚与极右民众诅咒的名字。他的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他的那些极具天才创造力的、对奥地利社会精神状态有着入骨抨击的作品则构成了一束超强亮度的探照灯光,其辐射力早已远远超出奥地利的空间与德语的范畴。在其有生之年,他所获得的推崇与非议几乎是同等的。卡尔唯诺在1978年就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作家。他的小说、戏剧作品不仅为他赢得了毕希纳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项,也激起过诸多不满、抗议、游行示威;他曾因作品遭遇官司,也曾被警察查没新作,还有极右民众要求政府取消他的国民资格、驱逐出境;他还在国家级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以尖锐的演说令在场的政府高官及嘉宾愤然摔门离去。这位永不妥协的文学大师从七十年代开始就拒绝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临终前还决然修改遗嘱,要求其所有作品及资料70年内不得在奥地利出版上演。

1975年,已然功成名就的伯恩哈德出版了《伯恩哈德自传小说五部曲》的第一部《原因》,随后的7年里又陆续出版了《地下室》(1976)、《呼吸》(1978)、《寒冷》(1981)和《一个孩子》(1982)。这一系列自传体小说,可以说是严厉抨击濒临秩序解体的社会的精神炸弹与表现“内在发展”的生命挽歌的混合体,它们不仅清晰地勾勒出伯恩哈德从出生到逃离格拉芬霍夫肺病疗养院的成长历程,还对其人生进行了最后一次彻底、深刻而又动人的回顾与反思。尤其是他在文体上所做出的更为大胆的探索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它们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每部作品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段落,更主要的还在于那种把小说、散文、檄文揉碎融而为一的充满了激流动荡、回旋往复、绵延流转的叙事特质。

伯恩哈德作为非常擅长利用个人历史素材进行创作的小说大师,在这自传五部曲中试图将虚构之书与个人生活相链接,构建起诡异奇崛的叙事与反思随时相互渗透的小说空间。在《原因》中,他将自己在萨尔斯堡的中学寄宿生活过程中对专制教育体制之恶的深刻体会,与他对奥地利社会从国家社会主义到战后天主教统治的历史性震荡之恶果的根源的清醒认识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这篇痛快淋漓的檄文式小说。任何对体制及社会之恶深有感触的人,在翻开这篇小说时,要不了几页,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它的炸弹特质。“这座城市里居住着两类人,唯利是图者和他们的牺牲品。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若想在这儿生存,只能采取一种痛苦的、往往极为险恶乃至致命的方式。这一方式阻碍着每一种生灵,使其日益迷惘并陷于毁灭的境地。”这是开头的几句,够尖锐么?他写的可是奥地利名城萨尔茨堡啊!但这还只是开始,还只是炸弹的引信在燃烧,接下来的爆炸性言语将会层出不穷。

在简要介绍了当地恶劣气候对人的伤害之后,他笔锋一转,“这样的气候以惊人而放肆的方式一再造就出令人困惑、令人疲惫、令人病态、令人羞耻、天生卑鄙的居民,一再造就出这样一些萨尔茨堡人,他们或土生土长或迁居而来,与三十年前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我一样,居住在被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因与生俱来的喜爱而爱过,但也因种种经历而憎恶过的冰冷潮湿的围墙之中,放任自己狭隘的顽固、荒唐和愚蠢,从事着残酷的工作,陷入忧郁,最终成为所有可信或不可信的医生及殡葬公司取之不竭的收入来源。”难道萨尔茨堡不是“长年享有全部高雅艺术的美誉”的“无处不在展现着美丽和辉煌”声名远扬的奥地利名城么?伯恩哈德随即又补了几刀:“这里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充斥着疾病和卑鄙的死亡博物馆,这里存在着一切可以想象和不可想象的阻力,它们肆无忌惮地摧毁、深入骨髓地侵害他们的精力、智慧和禀赋。很快地,这座城市对他来说不再意味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建筑艺术,而无异于一座由无耻卑鄙之徒组合成的无法穿越的丛林。当他步行在城中的胡同时,他不再如同行走于音乐之中,而只是感受到当地道德沦丧的居民的厌恶。”为什么会这样?他在随后评论自家那些亲戚时给出了答案:“他们完全专注于自己的财产和声誉,完全觉醉于天教或纳粹的愚昧中……这座城市中的居民完全是冷漠的,他们每天从卑鄙中汲取养分,无耻的算计是他们独有的标志……这座城市将一切它所不能理解的事物拒斥在外,并且永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重新接收。”

随着小说情节的延伸,这种激烈批判与抨击几乎是一浪接一浪的,穿插在那一阵阵涌现的叙事之流里,从不同的角度拍打撞击着那个逐渐被作者剥去光鲜外壳的故乡萨尔茨堡裸露出来的黑暗礁石般顽固不化的精神世界。纵观世界文学史,像伯恩哈德这样无所顾忌地以如此开膛破肚、透肉透骨般的描述抨击自己家乡的作家是极为罕见的。而将前后两位校长作为纳粹与天主教这两种专制体制与精神的象征,尤其能显示出作者对奥地利社会恶果根源的深刻洞察力。尽管出于剖析与批判的需要作者行文之激烈尖刻时不时地会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但伯恩哈德写的仍然是小说,而不是社会精神批判的论文,他将层次丰富多变的叙事部分与那些激烈抨击的部分巧妙地编织为一个整体,充分展现了其小说文体大师的高超局部技术与整体平衡力。

如果说在《原因》中作者像社会精神判官那样达成了宣判的目的,那么接下来在《地下室》里他要表现的则是“逃离”,十六岁的他决绝地选择了缀学,毫不犹豫地朝着与人们期望的方向“截然相反的方向”逃去。为了避免天性被扼杀,他来到了人世间,在那个位于被主流社会鄙视不齿的舍尔茨谊瑟菲尔德居民区的“地下室”里,做了一个最普通的商铺学徒,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存在的方式,体验到了什么是日常的快乐,同时也对真正残酷的底层生活以及在生活压迫下为了生存人人都在犯罪的状况有了异常深刻的体会。而获得“自由”的他,还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谋生存的同时恢复同音乐的关系,把钟爱的音乐课当作支撑个人生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者描写这个底层世界的种种现象时并没有选择那种冷眼旁观的视角,把这里看作是能让他得以“沉醉于成千上万个人物之中的舞台”,在小说的末尾,他进一步发展了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小说观,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每个这样的人物就是我,所有这样的背景就是我,经理就是我。”

在随后的《呼吸》和《寒冷》中,伯恩哈德为我们呈现是另外的主题:打击与新生。因为在这个阶段,他最爱的亲人、他的启蒙者与人生导师、在人生观与思想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外公病故了,他既爱又恨的母亲也身患绝症,同时他自己也接连遭遇困扰纠缠了他一辈子的问题,疾病。十七、八岁的他在从未有过的悲伤与孤独中面临着重大人生考验与抉择,要么在绝望中死去,要么以精神之力超越死亡、实现新生。在这两部作品里,伯恩哈德的选择了独白式的叙述,以当年的“我”与现在的“我”这双重视角细致入微地观察着那个充满了绝望的时段里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过往所经历的诸多事件与感触,最终让他得以从死亡的边缘爬回来的那股力量,来自于文学。他决心投身于文学,因为他发现文学“能够导致生存的数学答案”,并让他重新发现了用来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抵抗力,聚焦起了能够聚焦的所有能量,成为一个无声无息的冷静观察者和抗争者。

拿起这本书时,其实我是从最后的那部《一个孩子》看起的。我想知道,伯恩哈德会以何种方式来结束这五部曲。实际上,按照时间的顺序,这个小说是应该排在最前面的。那为什么伯恩哈务偏偏要把它放在最后呢?因为显然他是要营造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这里,他带着无比的眷恋,越过此前的那些由激烈抨击、逃离的快慰、疾病的痛苦等等所生成的激流、波浪、漩涡、暗礁与险滩,回归了自己的生命初醒期的那个特殊时段。这一次,他回到了早已不在人世的外祖父那里,回到了八岁那年偷骑继父新买的自行车的那一幕开启时,他在内心深处翻捡起那些外祖父留下的精神之炭,让它们重新燃起来,现出暖心的炭红与炽热的蓝火焰,这是他对外祖父——那位终生执著于文学却又始终默默无名的作家、他唯一的呵护者、他最初的引路人、终生的精神守护神的爱。这位为了文学终身贫困潦倒的作家,是伯恩哈德黑暗童年的精神之灯与情感的壁炉,让这位过早陷入绝望境地的私生子获得了最初的启蒙与抚慰。外祖父的影响是本质意义上的,他对小伯恩哈德说过:“从理论上讲,我每天法庭决定毁灭一切,你明白吗?从理论上说,每一天和每个希望的瞬间都可能毁掉一切,使之塌陷和毁灭。”这段话伯恩哈德终生都在玩味。

这五部曲的整体结构其实是循环往复式的,既可以从最后一部读起,也可以从其中的任何一部读起,不同地起点自会有不同的阅读路线与体验。每部小说都不分段,也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读者可以随意选择从哪一部开始读起,却无法做到把其中任何一部的那种语流式的存在状态随意切分。当我们意识到伯恩哈德的叙事方式有着层层叠叠、不时往复交错的特征时,其实只要再深入去品味一番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的结构机理倒更像是沙漏式的,假如我们以句子/关联性句组为基本单位的话,当它们流动起来时其实是非常像沙漏里的沙粒的,在总的向下渗透的趋势中所有沙粒彼此推动摩擦并交换着位置,不断消解旧的关联状态与在持续生成新的关系状态。另外,即使是从个人素材与想象的角度也同样可以这样形容,它们就像最初聚积在沙漏某半个空间里的那些沙粒,在时间中它们经过那个小孔渗流入另一个空间,并在那里生成了全新的组合状态,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每一粒沙子都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了。

(刊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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