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

Pluto&Piaget
2017-02-10 看过
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
文/P&P

明明该写中国文化,我却先想到近年来网络烂梗的扛把子“青年问禅师”。例:青年问禅师:“好多朋友都离婚了,我不相信爱情了怎么办?”禅师指着面前一把木锤。青年参详许久,道:“是否是说,爱情的意义就像这把木锤一样,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坚固无比。”大师:“我意思是人家离婚关你锤子事。”
烂是烂了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挺有趣:西方文化里大概不会有这样的笑话。(他们的烂梗是“一个人走进酒吧”之类的。 )笑话的笑点(punch line)往往在于“不符常理”的一击,正如“问禅”系列中禅师的粗暴直白——这也从反方向说明了“常理”在东方文化中的存在。
读《中国文化读本》之前我以为它是本类似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书,后来发现是说明型读本,求的是广而非深,重的是介绍文化中的“点”而非试图串成“线”,讲的是“中国文化有什么”而非“中国文化是什么”。好在一遍读下来,仗着自己的才疏学浅,倒也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不过这样一来,的确是到了结尾也没看见所谓“中国文化”的特点总结,于是只能自己斗胆归纳了。
含蓄,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中国人不爱说话国际上出了名,讲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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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
文/P&P

明明该写中国文化,我却先想到近年来网络烂梗的扛把子“青年问禅师”。例:青年问禅师:“好多朋友都离婚了,我不相信爱情了怎么办?”禅师指着面前一把木锤。青年参详许久,道:“是否是说,爱情的意义就像这把木锤一样,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坚固无比。”大师:“我意思是人家离婚关你锤子事。”
烂是烂了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挺有趣:西方文化里大概不会有这样的笑话。(他们的烂梗是“一个人走进酒吧”之类的。 )笑话的笑点(punch line)往往在于“不符常理”的一击,正如“问禅”系列中禅师的粗暴直白——这也从反方向说明了“常理”在东方文化中的存在。
读《中国文化读本》之前我以为它是本类似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书,后来发现是说明型读本,求的是广而非深,重的是介绍文化中的“点”而非试图串成“线”,讲的是“中国文化有什么”而非“中国文化是什么”。好在一遍读下来,仗着自己的才疏学浅,倒也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不过这样一来,的确是到了结尾也没看见所谓“中国文化”的特点总结,于是只能自己斗胆归纳了。
含蓄,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
中国人不爱说话国际上出了名,讲究一个“行胜于言”,到了现代社会也招来一些批评——例如中国学生不爱参与课堂讨论,中国人不喜欢团队交流,等等等等。既然实践上出了问题,大概也要反去找找方法论上的漏洞,这种“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是否天生就有漏洞?我认为倒不一定。含蓄并不是沉默。讲起中国文化的代表,一个举滥了的例子便是水墨画:中国水墨画不像油画要把满屏填满,山水之间留一点白是意境最佳;也不学习透视原理,人想大则大,想小则小,完全可以不计真实比例地行在山间;更不重视形似,不像欧洲人有一段时间非要把画笔当成相机使,而是追求画面之外的“神”与一点灵气。孔子说“天何言哉”,这里的“天”可不是个呆滞的哑巴,而是以万物生长、四时更替作无声的、多情的言说。我觉得这就有一点“含蓄”的意味在:含蓄不是不表达,而是用另一种更抽象和深沉的方式表达;含蓄不是四下死寂,而是摒去人声喧嚷后静听叶鸣虫声。
中国人说话含蓄的艺术,应该在“讲话委婉”一事上最佳体现:“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旁敲侧击、拐弯抹角,永不点出真实目的,却也永远紧紧绕着那个隐晦的目的周折盘旋。文学里更有“以象达意”与“点染法”。写爱情的,非要写花写草写水写月就是不写情本身,回头看花草水月却又何不都是情的满溢与化身。写命运的,一切沧桑澎湃欲言又止止又欲,落笔却成了一只水鸟在天地间飞——可如果真的付诸语言,反倒不一定能托住这大与小、零与无限的交响曲。就连写个雪也不愿意大段铺陈,反而愿意从雪沾身、烤衣、饮酒等小处入手,反而营造了一场无处不在、无时不下、无孔不入的漫漫大雪,而且不仅下在现实场景里,更与人物悲烈的生命轨迹相交织。前一阵子我疯狂迷恋刘宇昆,这个美籍华裔作家最擅长写“东方式”的科幻故事:从四川乡村偷渡到美国的女人用折纸变魔法,来自日本的科学家在末日飞船上本着“物哀”精神奉献生命。现在我却觉得他不必站上那么高的神坛,因为他只是选取了来自神秘东方世界的含蓄符号,却没有真正“含蓄”地写过一篇小说。但含蓄不是一种形态或一个目标,而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和露骨张扬应该是统一的,“从两个相反的方向绕去了同一个尽头。”
由此追溯回“课堂讨论”与“团队交流”:中国人为什么不爱抢着说话?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含蓄选项”即做事,比“张扬选项”即说话,更容易体现出一个人的真实才能和品格。但讨论和交流是为了提出见解、交换看法、获得新知——这“言”本质也算是 “行”和“为”的一种,通向这一新目的地的两条路是“含蓄地说”和“张扬地说”,而不是“不说”。要拿这件事推出中国文化天生的错误性,还真不行。
其实我觉得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器”。(这里虽然借了孔子的“君子不器”,但意思并不相同。)“无为而治”“顺应自然”“无物在心外”这些道家式的、禅宗式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面对诡谲的国际风云,我们难道“不争”?战争场上,难道我们“收敛欲望”,拱手让人?这些问题我也只是似懂非懂,模糊地感到“超越美丑”“放下执念”的呼喊,在具体生活中未必有多少运用空间,它们的价值是在于生活之外、生活之上的。然而在说明这种价值的时候,却往往用了误导性的语言,如“大巧若拙”,我感到是在强调“拙”也是种朴实自在的境界,和“巧”一样好,可它却非要把“拙”夸成“巧”,从而让人误解“拙”只是通向“巧”的手段。书里说“放弃逞强,正是达到强盛的根本途径。”也有点误人子弟了,如果借“放弃逞强”来“达到强盛”,本质还不是没有“放弃逞强”?这岂不是悖论。问题的实质在于,放弃逞“强”是放弃现实生活中的“强”之欲望,达到一种比现实生活中的“强盛”更高(并非“高等”,只是更抽象、更形而上)目标的路子,这个目标也可以强行概括进为广义的“强盛”,但与前文的“强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之前也写过“仁义道德都是用来达到利益的方法罢了”,现在想来仁义道德确实本来就是儒家那一套东西,怎能不“器”。中国古典文化承认“器”外的另一重境界,承认拙和巧一样好、强盛之上还有强盛,承认“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承认除了风和帆之外还有心的存在,承认一个东西即使不能让个人蓬勃发展社会稳定安康国家繁荣昌盛,也同样是“有用”的。这种境界,就像三毛写的那样,“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它的表达需要借助含蓄的象,而很难用逻辑说清,因为它和“逻辑”根本不同属一个体系。《读本》中有一句哪位古人批评人“只会辩论”,我当时心想会辩论还不够吗?的确不够。要保留“不器”,就必得借助“含蓄”,甚至需要一些纯审美的、体验式的方法,总之若单论现实逻辑就是鸡同鸭讲了。我们的文化啊,绕了那么多个弯儿,到头来还是就那么一件事:锤子不只是个锤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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