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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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1】
“英语世界对布迪厄著作的吸收,迄今为止一直是围绕三个主要 环节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相应地以他的一部主要著作为支撑。研究 教育问题的专家讨论的对象总是《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人类学家关注的则是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 研究以及《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Bourdieu 1977a) 一书所包含的对惯习(habitus)和符号资本理论 的论述,而研究文化、审美、阶级的社会学家则盯住《区隔》
( Distinction,Bourdieu 1984a) 一书不放。每一群解释者都显然 忽视了其他解释者的关注或布迪厄关于其他问题的研究,以致几乎没 有人能够识别出可以将布迪厄对上述每一领域的研究和他对其他领 域的广泛研究联系起来的理论逻辑与具体内容的有机关联。结果是, 尽管近来匆忙翻译了布迪厄的许多著作,而且围绕他的作品已经产生 丁大量二手文献(并且其数量还在迅速增长),但对布迪厄思想的理 解仍然存在许多疑点。”
【札记】
《实践与反思》书后的布迪厄著作年表罗列了他从 1961 至 1991 年的著作,竟多达 15 页!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拘泥于学 科的界限,常常做出跨学科的解释。他的著作可以被阐释,正因为可 以被阐发,就存在误读的风险与断章取义的阴谋。任何企图从各自的
视域出发,完全了解布迪厄的尝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每个人都有意
无意地怀揣着居心叵测地想法,试图解读布迪厄著述中的内在逻辑, 并为自己所用。它的直接有害的结果是:让我们这些“业余的”爱好者 迷失在布迪厄的“现象学”还原的情境中,他的所谓的“主张”被肢解。
【原文 2】
在布迪厄看来( Bourdieu 1989a:7),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 示构成社会宇宙( social 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 (social worlds)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 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
【札记】
从外在形式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与蚂蚁、蜜蜂的”社会“无异: 遵循特定结构运行。
为什么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以这样的形态而不是以那样的形态 存在。这种所是性背后的规定性究竟是什么?是规律吗?但规律何以 是规律?什么力量赋予了规律以强制性的规定,使我们相信,不遵守 它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规律的世界,而不是一 个不确定的世界?凯文·凯利在他的《失控》中说:进化的代价就是
——失控。汤姆·雷说道:“进化系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放弃了某 些控制。”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但我为什么还相信”失控“也 是规律的表征之一?量子理论虽然从科学角度否定了这个世界的确 定性,给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贴上的不确定的标签,但如果有一 天,我们可以摘掉这个标签,还剩下什么?这样的思考会走向虚无主 义与神秘主义吗?
【原文 3】
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只是的对象, 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
【札记】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分式的分野,只会使人进入认识论的偏狭, 落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人类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的世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 是实践,只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事实是实践的对象与产物。我 们栖息在自然世界之中,就必须接受自然的慷慨与不公。我们可以问 为什么珠穆朗玛峰下的加德满都,会经受这般残酷的地震;我们也可 以问为什么智利北部的阿拉卡马会 400 年不降水;我们还可以问为 什么格陵兰没有春风照拂,是这般的寂寥。但总有些人在此Th存。我 们以极大的坚韧,忍受着自然的不公,只为保存Th的意志到最后一刻。
反过来,世界被人类重新定义。《圣经·创世纪》写到:”耶和华神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 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 2:19)可见, 最初的先民就已经意识到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觉察到哈姆雷特所说 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 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的骄傲是 如何发展的?因为再也没有其他Th物像人这样的自大,这样的充满智 慧,敢于向整个宇宙宣告:是我们命名了你!
【原文 4】
因此,工人、妇女、少数民族和研究生们的屈服,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自觉地向经营管理者、男性、白人和 教授们的无情力量作出退让;正相反,这种屈服源于他们的惯习与他 们身在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 于社会化了的身体的内部。事实上,它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的身体 化”( Bourdieu 1990i)。
【札记】
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他们表现出内在气质上 的差异与外在行为上的迥别,从根本上说都是”惯习“作用的结果。
从事采集活动的是女人,可以折射出女性性格特质中某些根源性 的秘密: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婴儿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好奇心达至 顶峰。这种Th存选择的发展,是动物性的普遍现象。我们如何从先验 的角度解释这种好奇心的根源?如果是后天的Th物诉求,这种诉求难 道就像性与繁殖一样,不可解释?)女人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而不是男性。这种有趣的人类设定,从先民的意识构造 逐渐稳定,沉落为刻板印象。只有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思想交锋 才使多元存在成为可能。这种分析与追溯的目的不在于揭露过分好奇 所导致的恶果,也不在于从Th理角度强弱角度标定女性的弱势地位。 而是,很多女权主义者鼓吹的妇女的权利,实际上从未有过。她们从 极端”男女平等“的角度去声张女性社会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定义。但,
我们可以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妇女的屈服源于她们的惯习与她们身在
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社会 化了的身体的内部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选择了最有利于个体Th 存的Th存法则,来帮助自己塑造在现有社会境遇中的角色地位。我们 感激波伏娃女士唤醒了第二性意识,只是这种意识是否是一种夸大的 极端?也未可知。
那么我们可以据此压制女性吗?这种思想是强化男权,走向极端 的可鄙行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两性在整个人类社会扮演的角色, 形式是差异的,本质是平等的。两性的合作,甚至是竞逐,不是一种 零和博弈。在大大小小的场域中,男女两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人 类文明的延续与传承。那么,我们就应当也是必须在一个更加开放的 话语平台上去探讨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改进性的可能。改进性的标准也 不是以两性间的某一方的好恶为标准,而是倾注全部人类智慧达成的 有关人本能与教化诉求的妥协。
【原文 5】
[1.6]问:换句话说,一门恰如其分的社会科学,在它所构建的理 论中,必须包含说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的理论。
答:正是如此。一个充分的现实模型必须考虑这一模型与行动者
(这些行动者一般不会考虑这种模型)的实践经验之间的距离,这种 模型能使它所描述的社会机制在行动者不知不觉的“默契合作”下发 挥作用。大学的情况正是这一要求的检验标准。因为在研究大学时所 涉及的所有事情都很容易诱使我们陷入唯理论主义的谬误。学术世界 与所有的社会世界没什么两样,也是争斗的场所;学者们彼此争夺对 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我们可以非常简捷地说, 社会世界是在界定何为社会世界方面发生连绵不绝的斗争的场所;但 今天,学术世界有其特殊性,即它的表态和定论属于社会中最有权力 之列。在学术界中,人们争斗不休,以确定究竟是谁在这个领域中受 到社会的委托和授权来讲述社会世界的真理(例如,界定什么人和何 种行为是越轨的,或谁是一个“从事专门化职业的人上”和什么是相 应的“职业活动”,工人阶级的界线在哪里,是否存在某个特定的集 团、宗教或民族,以及它们是否应享有某些权利,等等)。以社会学 家的身份涉入此一争斗,就容易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即声称自己能起 到公允的仲裁入的作用或法官的作用,明辨和裁断是非曲直。
【札记】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大
学不超越象牙塔的身份界定,就不可能实现理论合法性的确证。知识
Th产日益封闭于象牙塔中。学术世界把权威奉为研究的圭臬,无视知 识的社会功效。知识权威既是对学术的践踏,同时,也把实践置于一 种盲从的处境下。但学术权威又总是保持着诱惑力,吸引研究者参与 名利的角逐。理论无法被实践证明的,都只是意见。意见充斥的社会 与宇宙,人们无外乎存在两种判断风险。一种是权威话语出来,宣告 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并号召所有人都信仰这个真理。相悖的结果 可能是权力话语诉诸暴力,消灭异端。第二种是个人只遵循自我价值 主体的判断。取消任何可能正确性的存在。这种危险,囊括了布迪厄 所言的学究谬误,就连罗尔斯所假定的无知之幕也难以“幸免于难”。 理论与实践存在适用性论证环节的缺失。其结果是让我们信仰的
理论失去它所预设的“实践效果”,又或者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实践效果, 却是违背实践本身,成了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观臆断的“理性化表 述”。模型与行动者在怎样的条件下发Th作用,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 这关乎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
【原文 6】
历史学和社会学间这种区分的人为性,越是到了学科的最高水平 就越是明显。在我看来,出色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社会学家(反 过来也经常如此)。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历史学家不像社会 学家那样束手束脚,按部就班地塑造概念,建构模型,或者炮制多少 有些卖弄技巧的理论或元理论话语,他们可以在精致的叙事之下,不 露声色地将那些常常是根据历史学或社会学自身的考虑而对这两个 学科所做出的微妙协调与谨慎适度分别处理好。另一方面,在我眼里, 现阶段的社会科学中,许多社会学家在探讨诸如理性化、科层化、现 代化之类的进程时所运用的那种“宏观历史”,太容易继续充当一种 半遮半掩的社会哲学最后的避难所了。当然也有许多例外,值得庆幸 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例外越来越多了。
【札记】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与其说是学科性质上的差异,毋宁说, 是人为武断的结果。它们总会在更高的平台达成合流,历史学家与社 会学家则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共识。观察社会当下的情形与未来的发展 趋势,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宏观历史赋予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让 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绵延中去探究事物发Th的前Th今世。历史作为 叙述性的学问,从来很难逃脱政治的影响。除了器质性的遗物(当然, 有越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所谓的客观历史也在认为的解释中消解 了它的历史公正性),我们所面对的整一个的历史结构都是由历史片
段经叙述者的口拼接而成的。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历史的真相究竟几
何,我们只能从别人的呓语中构想一个“理想”的历史语境。 所以,单凭可能历史经验来断定某种社会学现象,在我看来,是
缺乏必要的根据的。社会学最让人混淆的地方在于创立了如此多的学 说,去印证那些已经发Th,却存在极大可能的谬误的历史。如果历史 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社会学理论确实已经把她打扮得漂漂亮 亮。我们将信念投掷到历史上,又从历史中返回某种社会学结论,进 而期许完成某种双向交互,这样的努力不能说不Th产知识,只是发Th 在时间轴上的问题,除了难以还原的现象学还原以外,还剩下什么 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这种推论与证明的过程,难道不是循环证明? 我们只是在话语归化下打转?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历史与社会的契合, 但离不开布迪厄直言的“反思社会学”。这种考量的方式要求我们尽可 能避免普通社会学的偏执与谬误,试着从常人社会学等角度,用新的 视角俯视当下的人Th百态。
【原文 6】
[3.5]问:在“场域”和“机器”(apparatus),或比如说卢曼 将其作为理论中心概念的“系统”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答: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争斗,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性!我对 “机器”的提法深恶痛绝,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悲观功能主 义”的特洛伊木马:“机器”就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机器,它不管具体 的时间地点场合,只按照预定的程序,努力完成某个确定的目标。(有 种观念队为,存在某种邪恶的意愿,应该为社会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 情负责,这种对存在某种巨大阴谋的幻觉,始终困扰着批判性社会思 潮。)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派或协会,都不是什么“机器”, 而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戏空间的常 规和规则(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他们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 休,)以不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 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特定产物。那些在某个既定场域中 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作,不过, 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 的行为反抗、权利诉求和言语争辩。
【札记】
霍布斯的《利维坦》中提到的那个权力的巨兽,是一种权力的象 征隐喻。它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的权力运作被置于一个机器的体式 下。这个体式的终极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它的结构内容的分析,发
现了一种僵死的机械的力量。我们长久受到社会机器思想的蒙蔽,认
为我们就必然地活在社会齿轮的运作之下,总是被动消极的遵循整个 社会规则的某种范式,却忽略了这种宣传背后隐藏的强力话语的置 换。最明显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例子就是,社会有关劳动模范的宣 传。社会被化约为一部机器,个体作为这台机器的零件,要遵守自己 的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舆论鼓吹 那种奋斗在“工作第一线”,牺牲自己Th命的人。这种表彰是十分荒谬 的,因为这些“劳动模范”的个人特殊性被完全抹杀,不顾劳动者的个 人背景与家庭状况。只要符合舆论关于最大化社会效率的行为,都应 该被当做社会榜样来宣传,号召劳动者效仿。
关于“机器论”,布迪厄深恶痛绝。也确实如此,一个假定的社会 机器,人的作用与主体意识被缩小到微乎其微的地步,所有的一切都 是一种循规蹈矩的重复,这恰恰加强了奴化的意识。社会现实在于, 统治者永远也不可能安逸地坐稳永久的江山,其背后遵循的原则还是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瞒和骗,还是一种阴谋论的话语的建构。“场域”从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平等化的理论,它承认权利主体在不同场域间 的差异与区别,意在证明某种实然的竞争关系。真正的差别,在于占 有的社会资源的不同。社会下层的普通人渴望通过奋斗、反抗、诉求、 争辩,来获得进入上层社会的通道。社会的流动性特征意味着我们在 多大程度上依托场域的边界与竞争的理论,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一 个相对封闭却又开放的空间中,实现了人Th的不得已的完满。
【原文 7】
所以说,社会科学的对象,正确说来,既不是个体[不是被所有的 “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幼稚地推崇为既是至高无上、又是根本基础的 现实的所谓“现实的个体存在”( ens realissimum)],也不是群体
(作为在社会空间里分享相似位置的个体之间的具体聚合),而是历 史性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这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 种关系,就是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 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 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 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 实性的机制中。当然,社会科学的对象就是惯习和场域之间的这种关 系所产生的一切,即社会实践和社会表象,或者在被感知、被评价的 那些现实形式中展现自身的场域。
【札记】
布迪厄取消社会学研究中将个体与群体作为对象的传统社会学的 合法性,而将社会研究的对象聚焦到场域和惯习上。这种研究视角的 转变,是对传统机械二分的反驳。个体与群体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还 是观念上的区别,难以从效果的角度进行阐释。社会Th活的世界不可 能孤立出某个个体,个体离开群体的Th活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有类似 鲁滨逊这样的文学形象的存在,但他接受了人类文明的教育,至少还
有“星期五”的陪伴,并一心想回到人类社会——只有这样,他才能在
人类永续的文明中维持自我意识的持存。而脱离了个体视域的群体, 是一种取消人性活动的机械化表达。任何旨在消灭个体意识或者说忽 视个体价值意义的行动,都不可能得到历史的承认。虽然,存在着类 似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可能,即群众有极大的风险被“领袖”蒙蔽, 但这种愚民话语难以长久,它崩塌于不满情绪,并呼唤某种觉醒后的 反抗。我们也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可能的平衡与妥协。它们的概念意 义是孤立的,而非交互的,故此,它们无法承担宏大分析的使命。
惯习和场域不同。惯习将人的Th平情境囊括其中,试图从历史角 度,分析人之所以是现在这个面貌的社会原因。而场域则为人类社会 划定了界限。由场域-惯习构成的社会分析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分析 模式。处于这一模式下的对象,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并在特定范围 内衍Th出新的Th存哲学。社会实践和社会表象在这一点被感知、被认 识。
【原文 8】
答:是这样的,并且可以更坚决地说,合乎语法并非产Th意义的 充要条件。乔姆斯基( Chomsky 1967)力图让我们相信这一点,但他 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创造语言并不是为了进行语言学分析,而是用 来说话,用来得体地说话。(从前,智者们总是说,在习得一门语言 时,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智者们称之为 Kairos——说 适当的话。)所有结构主义——不论是在语言学中的,还是在社会学 和人类学中的——的全部预设,以及因此产Th的所有困境,都来源于 有关人类行动的唯智主义哲学,它们都把这种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这 些结构主义将言语行为简化为执行(规则模式)的单纯问题,并一直 龟缩在最初的这一做法所限定的狭隘范围内。结构主义区别了语言 (langue)和语言在言语( paroLe)中的实现,后者即实践和历史中的语 言。正是这种基本区别使结构主义只能从模式及其执行、本质与存在 的角度来设想语言和言语这两种存在属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把科学家
——这种结构主义模式的信守者——推到了一种莱布尼茨式的上帝 的位置,对于这个上帝,实践的客观意义是既定的。
【札记】
在我看来,布迪厄反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结构主义语 言学学科的话语体系中,永远也听不到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尝试。
过分追求语言结构形式的分析,是唯理智主义作祟的结果:试图 对所见的认识对象进行本体化的表述——这无异于柏拉图的本质主
义追求。布迪厄旗帜鲜明地指出语言是一个远比系统结构复杂得多的
人类学现象——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对语言进行分析,没有其 他别的目的,而是能像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倡导者所言,能够得体地说 话。语言分析不局限于语言分析的本身,而是回归语用的整体环境。 这个环境因其多样,语言就被标示为特殊的符号。语言学家的悲哀在 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语言在社会变 化面前做出的翻转表示,不能被视作一种向世俗Th活的妥协,因为语 言本就来自这个礼俗社会。语言学中实际上很难树立某种强制性规 定,任何试图取消群众语言创造力的尝试都宣告失败了。就以“文身” 为例,长期以来,“纹身”不被语言学权威接受。但现实呢?“纹身”一 词的广泛使用,迫使现代汉语词典做出妥协,吸纳了社会的误解,转 化为官方的话语形态。所以,相对于整个时代、社会、语言发展的潮 流,语言学家总处于某种滞后的处境中。他们的任务在于归纳整理, 但就连归纳整理的意义与价值也被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科技消解。由此 看来,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上一意孤行的学者,似乎违背了语言最本初 的目的,走向语言研究的穷途末路。这么说,并不是要取消语言本体 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以此来说明,语用有着比语言本身更重要 的实践意义。(虽然语言本身就涵盖了语用,所以后者是从狭义的角 度进行理解)当我们尝试在语用中做出努力,并回归人与人的交际, 那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功能性导向,就一目了然了。
【原文 9】
有一种认识论反思的观念,导致我们将理论或认识论看作空洞含 糊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本应成为分析对象的科学实践,却被抛在 一旁。而太多的时候,我们却死死抱住这样的观念。对我来说,理论 反思只有把自身不事声张地深藏在它所贯穿的科学实践之下,或者与 科学实践溶为一体,才能展现自身。这里,我可以引述智者希比阿的 形象。在柏拉图的(小希比阿篇)中,希比阿表现得就像一个笨伯, 不能使自己超出具体事例。当他被问及“美”的本质时,他顽固地坚 持通过列举各种特定的事例来作答:一个“美”的水壶,一位“美” 的少女,等等。事实上,正如迪普雷尔(Dupreel 1978)所指出的, 希比阿这样做是有明确意图的,他拒绝一般化的概括,以及这种概括 所促成的抽象观念的物化。我并不接受希比阿的哲学(尽管我猜想, 在社会科学中,抽象观念的物化比在别处更为普遍和常见),但我认 为,除了在借助理论方式构建的经验事例中思考,并通过这种事例来 思考,人们不可能有别的好的思考方式。
【札记】
柏拉图创立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统治了世界两千年,直到今天 依然在统治着我们的思维观念。何为本质主义,就是我们假定所有事 物背后都必然有一个等待发现的真相存在,这个真相会用概括式的语 言表示。本质主义要求我们发现研究对象的概念,也就是对万事万物 进行概念化的叙述。这种研究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依然适用,而且
效果良好。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认识论立场陷入困境。
我们审美,总会先问美是什么?任何旨在限定美的范围的尝试都 宣告失败了。不可能给美一个结论性的概述,这种概述必然是偏狭不 完整的。同时,它还可能妨碍人们欣赏美。因为美在下定义的过程中 被肢解了,关于美的感性感动消失了。我们嘲笑希比阿的美的定义过 于具体,把这种“无知”当做正常,把“去一般化”的尝试视作不成熟。 美的感性显现,作为一种情感意志的表达,是无法用模糊性语言来概 括的。
但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废弃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的抽象概念,恰恰 相反,抽象观念的物化比在别处更为普遍和常见。为什么要用这些有 别日常语言的的观念去解释社会学现象。因为我们要追求最大程度的 精确,避免过分的歧义,虽然这种歧义常常是难以避免的。
【原文 10】
所谓惯习(无论是否科学),固然是超验的,但也是一种历史的 超验(historical transcendental),受制于一个场域特有的结构 和历史。
【札记】
惯习很难通过实证主义的渠道获得自证性的满足。它的确立,是 一种超验的意识感知。我们的社会活动与群落结构,都在这种超验感 知的统摄下运行。但它也是一种历史性向度的超验。超越历史语境, 不可能对惯性进行界定与描述。它的实然的可能就存在于这种历史范 畴的考察之内,它受制于场域内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在这种一般性与 特殊性中,人类社会的现状被描述。我们都活在惯习中,同样可以比 照的是,我们活在场域中。场域的力量左右了我们的思维与认识世界 的角度与观点。于此同时,它又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历史的重新演绎。 惯习既然是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历史),惯习又更 新创造新的惯习,历史的惊人相似性或许也就不难理解。正是这带有 神秘主义色彩的先验的历史轮回与循环,暗含了宿命论的悲观情绪。 个人,从自我的特殊性来说,不活在这个宿命论的情节中;只有人类, 作为整个群体,被审视的时候,总在重复相似的循环往复。朝代更替, 历史兴废,莫不如此。或许,贝克特《等待戈多》中传达的那种无望 的困境,正是人类Th存的荒诞。
【原文 11】
[6-12]问:但是,社会学的许多缺陷弊病,不正是因为错误地认 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像科学、哲学、法律、艺术 等等这样一些声言具有普遍性的实践吗?一句话,不就是因为它并不 总能胜任自定的“元”科学主张吗?
答:这就得看你怎么定义“元”( meta)了。要成为“元”的东西, 就是要成为凌驾万物之上的东西,而在科学领域的争夺中,人们总是 试图成为“元”的,也就是说,要凌驾于他人之卜。关于这一点,我 想到了—个例子,就是动物行为学家凯洛格(w.N.Kellogg)做的一 项十分巧妙的实验,他在房间里关了一群猴子,把一串香蕉吊在它们 够得着的地方。猴子们随即发现厂香蕉,一拥而上,最后,这群猴子 中最机敏的一只——它名叫撒旦——把它的小“女朋友”推到香蕉下, 迅速爬上那只雌猴的头,抓过香蕉就吃。接下来,所有的猴子都单足 而立,围站在香蕉下,伺机爬上其他猴子的后背。只要稍微想想.你 就会认识到这个范倒适用于许多科学探讨。那些争论几乎总是毫无成 果。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彼此理解,而是彼此压过对方。社会学家 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 的职业。在我看来,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该是针对 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自身的手段,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 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身立场的了解,并坚决否定那种只肯将其他思 想作研究对象的“元”观念,那种“元”观念的唯一用途就是煽起毫 无学术价值的争辩。
【札记】
为什么社会科学会陷入困境,布迪厄此番言论,似乎给出了一个 形象的解答。社会科学不存在确定的真理与评判问题的标准。他提到 社会科学容易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社会科学之所以还能叫做科学,
(或者“社会科学”一词从马克思韦伯的角度看,就是一个悖论),就 在于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有效解决 我们现实Th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迷惑。但这些一旦被确定为是可行的社 会解释的时候,无形或有形地上升为一种权威。这种权威的目的就是 要打压任何可能的或显性的异端。正如茨威格《宗教的异端》警示我 们的,异端被定义的过程,是一个走向权威相互捉杀的过程。胜利者 享受消除异端的特权,进而占领整个社会话语的顶点。社会科学的困 境就是我们被太多的权威束缚,我们否定任何正统以外的观点。我们 业已形成的僵化的思维结构与认知模式告诫我们,任何偏离正统的行 为都是危险的,都是有害的。它极大地妨碍了人类社会被认识的可能 性。但我们又似乎无法躲开权威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遵循正 统是人做出判断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尽管,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 是错误的,就比如地心说;但它确实帮助我们规避了太多的思维风险。 而把人类社会置于一个相对稳态、安全的环境中。
【原文 12】
以前,在我还是较多从事指导工作的负责人时,曾态度坚决地建 议,研究者至少应该同时研究两个对象,比如说历史学家,除了他们 主攻的研究方向(例如第二帝国时期的一家出版商)外,还应当研究 一个与之对应的当代对象(一家巴黎的出版社)。对现状的研究,至 少有助于迫使所史学家对他可能投射到过去的各种先入之见予以客 观化,并控制它们的影响。即使历史学家只是运用当前的语汇来指队 过去的实践,也仍然可能将他们的那些先入之见夹带进去,例如“艺 术家”之类的说法,往往使我们忘记相应的观念只是一个极为晚近的 发明。
【札记】
关于历史研究,我们总会引用唐太宗的话,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 反思当下;克罗齐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历史叙写的本质。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无知之幕中。我们有一种“历史脱节” 的倾向。我们赋予我们所处的时代以特殊性,认为这个Th产力高度发 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已经超越了历史的藩篱,而达到“新 历史”的高度。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确证这个判断的真实有效是存疑的。 更为稳妥的举动还是应遵循布迪厄倡导的,在进行历史研究,或者说 是历史阅读的过程中,都应该联系我们当下的社会Th活。这不是站在 一个历史宿命论、循环论的角度,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这个观 点对于历史研究最大的助益在于帮助厘清历史语境下的特定话语对
象的含义。我们偏爱用当下的话语体系解释另一个话语体系,这种关
系不是自洽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互龃龉的。这种历史唯 物主义的退让,目的就在于对历史真相的尽可能还原,虽然它的还原 程度无处查证。
“英语世界对布迪厄著作的吸收,迄今为止一直是围绕三个主要 环节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相应地以他的一部主要著作为支撑。研究 教育问题的专家讨论的对象总是《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9),人类学家关注的则是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 研究以及《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Bourdieu 1977a) 一书所包含的对惯习(habitus)和符号资本理论 的论述,而研究文化、审美、阶级的社会学家则盯住《区隔》
( Distinction,Bourdieu 1984a) 一书不放。每一群解释者都显然 忽视了其他解释者的关注或布迪厄关于其他问题的研究,以致几乎没 有人能够识别出可以将布迪厄对上述每一领域的研究和他对其他领 域的广泛研究联系起来的理论逻辑与具体内容的有机关联。结果是, 尽管近来匆忙翻译了布迪厄的许多著作,而且围绕他的作品已经产生 丁大量二手文献(并且其数量还在迅速增长),但对布迪厄思想的理 解仍然存在许多疑点。”
【札记】
《实践与反思》书后的布迪厄著作年表罗列了他从 1961 至 1991 年的著作,竟多达 15 页!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拘泥于学 科的界限,常常做出跨学科的解释。他的著作可以被阐释,正因为可 以被阐发,就存在误读的风险与断章取义的阴谋。任何企图从各自的
视域出发,完全了解布迪厄的尝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每个人都有意
无意地怀揣着居心叵测地想法,试图解读布迪厄著述中的内在逻辑, 并为自己所用。它的直接有害的结果是:让我们这些“业余的”爱好者 迷失在布迪厄的“现象学”还原的情境中,他的所谓的“主张”被肢解。
【原文 2】
在布迪厄看来( Bourdieu 1989a:7),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 示构成社会宇宙( social universe)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 (social worlds)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 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
【札记】
从外在形式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与蚂蚁、蜜蜂的”社会“无异: 遵循特定结构运行。
为什么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以这样的形态而不是以那样的形态 存在。这种所是性背后的规定性究竟是什么?是规律吗?但规律何以 是规律?什么力量赋予了规律以强制性的规定,使我们相信,不遵守 它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为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规律的世界,而不是一 个不确定的世界?凯文·凯利在他的《失控》中说:进化的代价就是
——失控。汤姆·雷说道:“进化系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放弃了某 些控制。”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但我为什么还相信”失控“也 是规律的表征之一?量子理论虽然从科学角度否定了这个世界的确 定性,给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贴上的不确定的标签,但如果有一 天,我们可以摘掉这个标签,还剩下什么?这样的思考会走向虚无主 义与神秘主义吗?
【原文 3】
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只是的对象, 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塑造了意义。
【札记】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分式的分野,只会使人进入认识论的偏狭, 落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人类世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的世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 是实践,只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社会事实是实践的对象与产物。我 们栖息在自然世界之中,就必须接受自然的慷慨与不公。我们可以问 为什么珠穆朗玛峰下的加德满都,会经受这般残酷的地震;我们也可 以问为什么智利北部的阿拉卡马会 400 年不降水;我们还可以问为 什么格陵兰没有春风照拂,是这般的寂寥。但总有些人在此Th存。我 们以极大的坚韧,忍受着自然的不公,只为保存Th的意志到最后一刻。
反过来,世界被人类重新定义。《圣经·创世纪》写到:”耶和华神 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 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创 2:19)可见, 最初的先民就已经意识到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觉察到哈姆雷特所说 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 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的骄傲是 如何发展的?因为再也没有其他Th物像人这样的自大,这样的充满智 慧,敢于向整个宇宙宣告:是我们命名了你!
【原文 4】
因此,工人、妇女、少数民族和研究生们的屈服,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自觉地向经营管理者、男性、白人和 教授们的无情力量作出退让;正相反,这种屈服源于他们的惯习与他 们身在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 于社会化了的身体的内部。事实上,它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的身体 化”( Bourdieu 1990i)。
【札记】
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他们表现出内在气质上 的差异与外在行为上的迥别,从根本上说都是”惯习“作用的结果。
从事采集活动的是女人,可以折射出女性性格特质中某些根源性 的秘密: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婴儿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好奇心达至 顶峰。这种Th存选择的发展,是动物性的普遍现象。我们如何从先验 的角度解释这种好奇心的根源?如果是后天的Th物诉求,这种诉求难 道就像性与繁殖一样,不可解释?)女人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而不是男性。这种有趣的人类设定,从先民的意识构造 逐渐稳定,沉落为刻板印象。只有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思想交锋 才使多元存在成为可能。这种分析与追溯的目的不在于揭露过分好奇 所导致的恶果,也不在于从Th理角度强弱角度标定女性的弱势地位。 而是,很多女权主义者鼓吹的妇女的权利,实际上从未有过。她们从 极端”男女平等“的角度去声张女性社会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定义。但,
我们可以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妇女的屈服源于她们的惯习与她们身在
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社会 化了的身体的内部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选择了最有利于个体Th 存的Th存法则,来帮助自己塑造在现有社会境遇中的角色地位。我们 感激波伏娃女士唤醒了第二性意识,只是这种意识是否是一种夸大的 极端?也未可知。
那么我们可以据此压制女性吗?这种思想是强化男权,走向极端 的可鄙行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两性在整个人类社会扮演的角色, 形式是差异的,本质是平等的。两性的合作,甚至是竞逐,不是一种 零和博弈。在大大小小的场域中,男女两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人 类文明的延续与传承。那么,我们就应当也是必须在一个更加开放的 话语平台上去探讨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改进性的可能。改进性的标准也 不是以两性间的某一方的好恶为标准,而是倾注全部人类智慧达成的 有关人本能与教化诉求的妥协。
【原文 5】
[1.6]问:换句话说,一门恰如其分的社会科学,在它所构建的理 论中,必须包含说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的理论。
答:正是如此。一个充分的现实模型必须考虑这一模型与行动者
(这些行动者一般不会考虑这种模型)的实践经验之间的距离,这种 模型能使它所描述的社会机制在行动者不知不觉的“默契合作”下发 挥作用。大学的情况正是这一要求的检验标准。因为在研究大学时所 涉及的所有事情都很容易诱使我们陷入唯理论主义的谬误。学术世界 与所有的社会世界没什么两样,也是争斗的场所;学者们彼此争夺对 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我们可以非常简捷地说, 社会世界是在界定何为社会世界方面发生连绵不绝的斗争的场所;但 今天,学术世界有其特殊性,即它的表态和定论属于社会中最有权力 之列。在学术界中,人们争斗不休,以确定究竟是谁在这个领域中受 到社会的委托和授权来讲述社会世界的真理(例如,界定什么人和何 种行为是越轨的,或谁是一个“从事专门化职业的人上”和什么是相 应的“职业活动”,工人阶级的界线在哪里,是否存在某个特定的集 团、宗教或民族,以及它们是否应享有某些权利,等等)。以社会学 家的身份涉入此一争斗,就容易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即声称自己能起 到公允的仲裁入的作用或法官的作用,明辨和裁断是非曲直。
【札记】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大
学不超越象牙塔的身份界定,就不可能实现理论合法性的确证。知识
Th产日益封闭于象牙塔中。学术世界把权威奉为研究的圭臬,无视知 识的社会功效。知识权威既是对学术的践踏,同时,也把实践置于一 种盲从的处境下。但学术权威又总是保持着诱惑力,吸引研究者参与 名利的角逐。理论无法被实践证明的,都只是意见。意见充斥的社会 与宇宙,人们无外乎存在两种判断风险。一种是权威话语出来,宣告 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并号召所有人都信仰这个真理。相悖的结果 可能是权力话语诉诸暴力,消灭异端。第二种是个人只遵循自我价值 主体的判断。取消任何可能正确性的存在。这种危险,囊括了布迪厄 所言的学究谬误,就连罗尔斯所假定的无知之幕也难以“幸免于难”。 理论与实践存在适用性论证环节的缺失。其结果是让我们信仰的
理论失去它所预设的“实践效果”,又或者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实践效果, 却是违背实践本身,成了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观臆断的“理性化表 述”。模型与行动者在怎样的条件下发Th作用,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 这关乎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
【原文 6】
历史学和社会学间这种区分的人为性,越是到了学科的最高水平 就越是明显。在我看来,出色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社会学家(反 过来也经常如此)。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历史学家不像社会 学家那样束手束脚,按部就班地塑造概念,建构模型,或者炮制多少 有些卖弄技巧的理论或元理论话语,他们可以在精致的叙事之下,不 露声色地将那些常常是根据历史学或社会学自身的考虑而对这两个 学科所做出的微妙协调与谨慎适度分别处理好。另一方面,在我眼里, 现阶段的社会科学中,许多社会学家在探讨诸如理性化、科层化、现 代化之类的进程时所运用的那种“宏观历史”,太容易继续充当一种 半遮半掩的社会哲学最后的避难所了。当然也有许多例外,值得庆幸 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例外越来越多了。
【札记】
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与其说是学科性质上的差异,毋宁说, 是人为武断的结果。它们总会在更高的平台达成合流,历史学家与社 会学家则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共识。观察社会当下的情形与未来的发展 趋势,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宏观历史赋予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让 我们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绵延中去探究事物发Th的前Th今世。历史作为 叙述性的学问,从来很难逃脱政治的影响。除了器质性的遗物(当然, 有越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这种所谓的客观历史也在认为的解释中消解 了它的历史公正性),我们所面对的整一个的历史结构都是由历史片
段经叙述者的口拼接而成的。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历史的真相究竟几
何,我们只能从别人的呓语中构想一个“理想”的历史语境。 所以,单凭可能历史经验来断定某种社会学现象,在我看来,是
缺乏必要的根据的。社会学最让人混淆的地方在于创立了如此多的学 说,去印证那些已经发Th,却存在极大可能的谬误的历史。如果历史 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社会学理论确实已经把她打扮得漂漂亮 亮。我们将信念投掷到历史上,又从历史中返回某种社会学结论,进 而期许完成某种双向交互,这样的努力不能说不Th产知识,只是发Th 在时间轴上的问题,除了难以还原的现象学还原以外,还剩下什么 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这种推论与证明的过程,难道不是循环证明? 我们只是在话语归化下打转?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历史与社会的契合, 但离不开布迪厄直言的“反思社会学”。这种考量的方式要求我们尽可 能避免普通社会学的偏执与谬误,试着从常人社会学等角度,用新的 视角俯视当下的人Th百态。
【原文 6】
[3.5]问:在“场域”和“机器”(apparatus),或比如说卢曼 将其作为理论中心概念的“系统”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
答: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争斗,以及因此产生的历史性!我对 “机器”的提法深恶痛绝,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就是“悲观功能主 义”的特洛伊木马:“机器”就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机器,它不管具体 的时间地点场合,只按照预定的程序,努力完成某个确定的目标。(有 种观念队为,存在某种邪恶的意愿,应该为社会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 情负责,这种对存在某种巨大阴谋的幻觉,始终困扰着批判性社会思 潮。)学校体系、国家、教会、政治党派或协会,都不是什么“机器”, 而是场域。在一个场域中,各种行动者和机构根据构成游戏空间的常 规和规则(与此同时,在一定形势下,他们也对这些规则本身争斗不 休,)以不同的强度,因此也就具有不同的成功概率,不断地争来斗 去,旨在把持作为游戏关键的那些特定产物。那些在某个既定场域中 占支配地位的人有能力让场域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运作,不过, 他们必须始终不懈地应付被支配者(以“政治”方式或其他方式出现) 的行为反抗、权利诉求和言语争辩。
【札记】
霍布斯的《利维坦》中提到的那个权力的巨兽,是一种权力的象 征隐喻。它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的权力运作被置于一个机器的体式 下。这个体式的终极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它的结构内容的分析,发
现了一种僵死的机械的力量。我们长久受到社会机器思想的蒙蔽,认
为我们就必然地活在社会齿轮的运作之下,总是被动消极的遵循整个 社会规则的某种范式,却忽略了这种宣传背后隐藏的强力话语的置 换。最明显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例子就是,社会有关劳动模范的宣 传。社会被化约为一部机器,个体作为这台机器的零件,要遵守自己 的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甚至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舆论鼓吹 那种奋斗在“工作第一线”,牺牲自己Th命的人。这种表彰是十分荒谬 的,因为这些“劳动模范”的个人特殊性被完全抹杀,不顾劳动者的个 人背景与家庭状况。只要符合舆论关于最大化社会效率的行为,都应 该被当做社会榜样来宣传,号召劳动者效仿。
关于“机器论”,布迪厄深恶痛绝。也确实如此,一个假定的社会 机器,人的作用与主体意识被缩小到微乎其微的地步,所有的一切都 是一种循规蹈矩的重复,这恰恰加强了奴化的意识。社会现实在于, 统治者永远也不可能安逸地坐稳永久的江山,其背后遵循的原则还是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瞒和骗,还是一种阴谋论的话语的建构。“场域”从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平等化的理论,它承认权利主体在不同场域间 的差异与区别,意在证明某种实然的竞争关系。真正的差别,在于占 有的社会资源的不同。社会下层的普通人渴望通过奋斗、反抗、诉求、 争辩,来获得进入上层社会的通道。社会的流动性特征意味着我们在 多大程度上依托场域的边界与竞争的理论,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一 个相对封闭却又开放的空间中,实现了人Th的不得已的完满。
【原文 7】
所以说,社会科学的对象,正确说来,既不是个体[不是被所有的 “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幼稚地推崇为既是至高无上、又是根本基础的 现实的所谓“现实的个体存在”( ens realissimum)],也不是群体
(作为在社会空间里分享相似位置的个体之间的具体聚合),而是历 史性行动分别在身体中和在事物中的这两种实现方式之间的关系。这 种关系,就是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所 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 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 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 实性的机制中。当然,社会科学的对象就是惯习和场域之间的这种关 系所产生的一切,即社会实践和社会表象,或者在被感知、被评价的 那些现实形式中展现自身的场域。
【札记】
布迪厄取消社会学研究中将个体与群体作为对象的传统社会学的 合法性,而将社会研究的对象聚焦到场域和惯习上。这种研究视角的 转变,是对传统机械二分的反驳。个体与群体的区别,从根本上说还 是观念上的区别,难以从效果的角度进行阐释。社会Th活的世界不可 能孤立出某个个体,个体离开群体的Th活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有类似 鲁滨逊这样的文学形象的存在,但他接受了人类文明的教育,至少还
有“星期五”的陪伴,并一心想回到人类社会——只有这样,他才能在
人类永续的文明中维持自我意识的持存。而脱离了个体视域的群体, 是一种取消人性活动的机械化表达。任何旨在消灭个体意识或者说忽 视个体价值意义的行动,都不可能得到历史的承认。虽然,存在着类 似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可能,即群众有极大的风险被“领袖”蒙蔽, 但这种愚民话语难以长久,它崩塌于不满情绪,并呼唤某种觉醒后的 反抗。我们也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可能的平衡与妥协。它们的概念意 义是孤立的,而非交互的,故此,它们无法承担宏大分析的使命。
惯习和场域不同。惯习将人的Th平情境囊括其中,试图从历史角 度,分析人之所以是现在这个面貌的社会原因。而场域则为人类社会 划定了界限。由场域-惯习构成的社会分析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分析 模式。处于这一模式下的对象,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并在特定范围 内衍Th出新的Th存哲学。社会实践和社会表象在这一点被感知、被认 识。
【原文 8】
答:是这样的,并且可以更坚决地说,合乎语法并非产Th意义的 充要条件。乔姆斯基( Chomsky 1967)力图让我们相信这一点,但他 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创造语言并不是为了进行语言学分析,而是用 来说话,用来得体地说话。(从前,智者们总是说,在习得一门语言 时,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智者们称之为 Kairos——说 适当的话。)所有结构主义——不论是在语言学中的,还是在社会学 和人类学中的——的全部预设,以及因此产Th的所有困境,都来源于 有关人类行动的唯智主义哲学,它们都把这种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这 些结构主义将言语行为简化为执行(规则模式)的单纯问题,并一直 龟缩在最初的这一做法所限定的狭隘范围内。结构主义区别了语言 (langue)和语言在言语( paroLe)中的实现,后者即实践和历史中的语 言。正是这种基本区别使结构主义只能从模式及其执行、本质与存在 的角度来设想语言和言语这两种存在属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把科学家
——这种结构主义模式的信守者——推到了一种莱布尼茨式的上帝 的位置,对于这个上帝,实践的客观意义是既定的。
【札记】
在我看来,布迪厄反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结构主义语 言学学科的话语体系中,永远也听不到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尝试。
过分追求语言结构形式的分析,是唯理智主义作祟的结果:试图 对所见的认识对象进行本体化的表述——这无异于柏拉图的本质主
义追求。布迪厄旗帜鲜明地指出语言是一个远比系统结构复杂得多的
人类学现象——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用。对语言进行分析,没有其 他别的目的,而是能像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倡导者所言,能够得体地说 话。语言分析不局限于语言分析的本身,而是回归语用的整体环境。 这个环境因其多样,语言就被标示为特殊的符号。语言学家的悲哀在 于,他们的研究对象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语言在社会变 化面前做出的翻转表示,不能被视作一种向世俗Th活的妥协,因为语 言本就来自这个礼俗社会。语言学中实际上很难树立某种强制性规 定,任何试图取消群众语言创造力的尝试都宣告失败了。就以“文身” 为例,长期以来,“纹身”不被语言学权威接受。但现实呢?“纹身”一 词的广泛使用,迫使现代汉语词典做出妥协,吸纳了社会的误解,转 化为官方的话语形态。所以,相对于整个时代、社会、语言发展的潮 流,语言学家总处于某种滞后的处境中。他们的任务在于归纳整理, 但就连归纳整理的意义与价值也被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科技消解。由此 看来,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上一意孤行的学者,似乎违背了语言最本初 的目的,走向语言研究的穷途末路。这么说,并不是要取消语言本体 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以此来说明,语用有着比语言本身更重要 的实践意义。(虽然语言本身就涵盖了语用,所以后者是从狭义的角 度进行理解)当我们尝试在语用中做出努力,并回归人与人的交际, 那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功能性导向,就一目了然了。
【原文 9】
有一种认识论反思的观念,导致我们将理论或认识论看作空洞含 糊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本应成为分析对象的科学实践,却被抛在 一旁。而太多的时候,我们却死死抱住这样的观念。对我来说,理论 反思只有把自身不事声张地深藏在它所贯穿的科学实践之下,或者与 科学实践溶为一体,才能展现自身。这里,我可以引述智者希比阿的 形象。在柏拉图的(小希比阿篇)中,希比阿表现得就像一个笨伯, 不能使自己超出具体事例。当他被问及“美”的本质时,他顽固地坚 持通过列举各种特定的事例来作答:一个“美”的水壶,一位“美” 的少女,等等。事实上,正如迪普雷尔(Dupreel 1978)所指出的, 希比阿这样做是有明确意图的,他拒绝一般化的概括,以及这种概括 所促成的抽象观念的物化。我并不接受希比阿的哲学(尽管我猜想, 在社会科学中,抽象观念的物化比在别处更为普遍和常见),但我认 为,除了在借助理论方式构建的经验事例中思考,并通过这种事例来 思考,人们不可能有别的好的思考方式。
【札记】
柏拉图创立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统治了世界两千年,直到今天 依然在统治着我们的思维观念。何为本质主义,就是我们假定所有事 物背后都必然有一个等待发现的真相存在,这个真相会用概括式的语 言表示。本质主义要求我们发现研究对象的概念,也就是对万事万物 进行概念化的叙述。这种研究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依然适用,而且
效果良好。在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认识论立场陷入困境。
我们审美,总会先问美是什么?任何旨在限定美的范围的尝试都 宣告失败了。不可能给美一个结论性的概述,这种概述必然是偏狭不 完整的。同时,它还可能妨碍人们欣赏美。因为美在下定义的过程中 被肢解了,关于美的感性感动消失了。我们嘲笑希比阿的美的定义过 于具体,把这种“无知”当做正常,把“去一般化”的尝试视作不成熟。 美的感性显现,作为一种情感意志的表达,是无法用模糊性语言来概 括的。
但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废弃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的抽象概念,恰恰 相反,抽象观念的物化比在别处更为普遍和常见。为什么要用这些有 别日常语言的的观念去解释社会学现象。因为我们要追求最大程度的 精确,避免过分的歧义,虽然这种歧义常常是难以避免的。
【原文 10】
所谓惯习(无论是否科学),固然是超验的,但也是一种历史的 超验(historical transcendental),受制于一个场域特有的结构 和历史。
【札记】
惯习很难通过实证主义的渠道获得自证性的满足。它的确立,是 一种超验的意识感知。我们的社会活动与群落结构,都在这种超验感 知的统摄下运行。但它也是一种历史性向度的超验。超越历史语境, 不可能对惯性进行界定与描述。它的实然的可能就存在于这种历史范 畴的考察之内,它受制于场域内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在这种一般性与 特殊性中,人类社会的现状被描述。我们都活在惯习中,同样可以比 照的是,我们活在场域中。场域的力量左右了我们的思维与认识世界 的角度与观点。于此同时,它又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历史的重新演绎。 惯习既然是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历史),惯习又更 新创造新的惯习,历史的惊人相似性或许也就不难理解。正是这带有 神秘主义色彩的先验的历史轮回与循环,暗含了宿命论的悲观情绪。 个人,从自我的特殊性来说,不活在这个宿命论的情节中;只有人类, 作为整个群体,被审视的时候,总在重复相似的循环往复。朝代更替, 历史兴废,莫不如此。或许,贝克特《等待戈多》中传达的那种无望 的困境,正是人类Th存的荒诞。
【原文 11】
[6-12]问:但是,社会学的许多缺陷弊病,不正是因为错误地认 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像科学、哲学、法律、艺术 等等这样一些声言具有普遍性的实践吗?一句话,不就是因为它并不 总能胜任自定的“元”科学主张吗?
答:这就得看你怎么定义“元”( meta)了。要成为“元”的东西, 就是要成为凌驾万物之上的东西,而在科学领域的争夺中,人们总是 试图成为“元”的,也就是说,要凌驾于他人之卜。关于这一点,我 想到了—个例子,就是动物行为学家凯洛格(w.N.Kellogg)做的一 项十分巧妙的实验,他在房间里关了一群猴子,把一串香蕉吊在它们 够得着的地方。猴子们随即发现厂香蕉,一拥而上,最后,这群猴子 中最机敏的一只——它名叫撒旦——把它的小“女朋友”推到香蕉下, 迅速爬上那只雌猴的头,抓过香蕉就吃。接下来,所有的猴子都单足 而立,围站在香蕉下,伺机爬上其他猴子的后背。只要稍微想想.你 就会认识到这个范倒适用于许多科学探讨。那些争论几乎总是毫无成 果。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彼此理解,而是彼此压过对方。社会学家 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 的职业。在我看来,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该是针对 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自身的手段,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 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身立场的了解,并坚决否定那种只肯将其他思 想作研究对象的“元”观念,那种“元”观念的唯一用途就是煽起毫 无学术价值的争辩。
【札记】
为什么社会科学会陷入困境,布迪厄此番言论,似乎给出了一个 形象的解答。社会科学不存在确定的真理与评判问题的标准。他提到 社会科学容易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社会科学之所以还能叫做科学,
(或者“社会科学”一词从马克思韦伯的角度看,就是一个悖论),就 在于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有效解决 我们现实Th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迷惑。但这些一旦被确定为是可行的社 会解释的时候,无形或有形地上升为一种权威。这种权威的目的就是 要打压任何可能的或显性的异端。正如茨威格《宗教的异端》警示我 们的,异端被定义的过程,是一个走向权威相互捉杀的过程。胜利者 享受消除异端的特权,进而占领整个社会话语的顶点。社会科学的困 境就是我们被太多的权威束缚,我们否定任何正统以外的观点。我们 业已形成的僵化的思维结构与认知模式告诫我们,任何偏离正统的行 为都是危险的,都是有害的。它极大地妨碍了人类社会被认识的可能 性。但我们又似乎无法躲开权威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遵循正 统是人做出判断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尽管,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 是错误的,就比如地心说;但它确实帮助我们规避了太多的思维风险。 而把人类社会置于一个相对稳态、安全的环境中。
【原文 12】
以前,在我还是较多从事指导工作的负责人时,曾态度坚决地建 议,研究者至少应该同时研究两个对象,比如说历史学家,除了他们 主攻的研究方向(例如第二帝国时期的一家出版商)外,还应当研究 一个与之对应的当代对象(一家巴黎的出版社)。对现状的研究,至 少有助于迫使所史学家对他可能投射到过去的各种先入之见予以客 观化,并控制它们的影响。即使历史学家只是运用当前的语汇来指队 过去的实践,也仍然可能将他们的那些先入之见夹带进去,例如“艺 术家”之类的说法,往往使我们忘记相应的观念只是一个极为晚近的 发明。
【札记】
关于历史研究,我们总会引用唐太宗的话,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 反思当下;克罗齐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历史叙写的本质。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无知之幕中。我们有一种“历史脱节” 的倾向。我们赋予我们所处的时代以特殊性,认为这个Th产力高度发 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已经超越了历史的藩篱,而达到“新 历史”的高度。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确证这个判断的真实有效是存疑的。 更为稳妥的举动还是应遵循布迪厄倡导的,在进行历史研究,或者说 是历史阅读的过程中,都应该联系我们当下的社会Th活。这不是站在 一个历史宿命论、循环论的角度,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这个观 点对于历史研究最大的助益在于帮助厘清历史语境下的特定话语对
象的含义。我们偏爱用当下的话语体系解释另一个话语体系,这种关
系不是自洽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互龃龉的。这种历史唯 物主义的退让,目的就在于对历史真相的尽可能还原,虽然它的还原 程度无处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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