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衰落与概念的兴起

“柏拉图八十一岁去世。在去世的那天晚上，他让色雷斯的女孩为他吹奏长笛。女孩找不到法的节拍。柏拉图动了一下手指，向她指出尺度。”

埃里克·沃格林总是喜欢在每部著作的最后时刻神来一笔，令人拍案叫绝。《秩序与历史》第三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阅读挑战度非常高的一部著作，由于此前我只读过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和《裴多篇》，在此书上部《柏拉图》要跟着沃格林的思路穿越所有柏拉图的著作已经非常吃力，而最后这句话，让我完全陷入了迷惑不解的状态。

直到我查阅了《法篇》柏拉图关于音乐的描述，终于明白了“法的节拍”指代的含义：类似于东方的礼乐，柏拉图把音乐与伦理联系起来，调节人不同的情感，如热情、节制、放纵、颓废，等等。

有别于中国古代同时期的百家争鸣，柏拉图的天才在于，他几乎一个人就贯穿和调和了中国几大流派的思想，除了思想本身之外，他在诸多其它表现形式上注入了思想的隐喻，包括戏剧与音乐，这充分展示了柏拉图驾驭智慧的能力。

很多年前我读《蒂迈欧篇》时曾尝试理解柏拉图的思想，参见《蒂迈欧篇的思维体系》。沃格林这本著作和我有一致的地方：柏拉图在试图使用不断循环的结构来陈述变化，但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我认为柏拉图的思维结构是螺旋上升式的，参见《克氏思维印象》。

如果说柏拉图困顿于他的时代，定义了时代的问题，那么沃格林则很好地从后世的角度抓住了一条主线，把柏拉图所有的故事串连成画卷；沃格林最大的贡献还在于照亮了当时藏在暗处的背景，给予了读者无穷的启发而不是答案。这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彻底解答了很多我一直以来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部落与神话

神话一直以来，被视为远古人类“凝望星空”释放了无穷想象力的文学与艺术创作。历史永远在被颠覆、否定和改写，新的时代永远宣称比旧的时代更好。曾经我也尝试将神话与历史建立起联系，部落遗迹可以通过考古史来发掘，但由于文字记录的缺乏，还原其真实面目已经非常困难。沃格林抓住的线索，是精神的继承与延续。在《以色列与启示》中，他论述了近东地区史前社会与《创世纪》的关联；神话即氏族部落的传说。我们通过神话的投射，可以重现部落的遗产：最聪明的人发明了天文农业和商业知识，他们被誉为神；与猛兽搏斗、拓荒开疆的人们被称为英雄；部落的殖民带来新的城市，他们继承共同的神话体系，比如希腊神话来及于埃及。

而在公元前420年左右，也等同于中国春秋同时期，正是世界历史上部落社会全面衰亡、城邦世界崛起的时代。与东方“礼崩乐坏”相呼应的是，是西方神话的解体，从来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危机。

神话之死

神话解体带来的第一个冲击是对原本“永生”的神进行“死”的宣判：柏拉图在《高尔吉亚》中探讨了死与永生的话题。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那个时代的人或许并不能真正理解“生”与“死”，他们对远古部落的首领（即神）依然存活于世，仍在冥冥之中发挥力量深信不疑。

“在神话时代，生与死的区分没有这么明显；在那个时候，俗世存在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灵魂之生。”

《高尔吉亚》第一次把生与死定义了出来，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之死，正是他本人用死划出了神话与人间的分割线，即不灭的部分不是神，而是人的灵魂：

“在灵魂的发现与解放上，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苏格拉底的生是灵魂通过死侵入俗世存在而得以解放的伟大典范；对苏格拉底的模仿成为其追随者尤其是柏拉图的生的秩序。”

这是人民与诗人的神话被灵魂神话所取代，伴随着神的死亡随之即来的问题是，那些未死却获得了“灵魂之生”的人的地位应该是什么？用沃格林的语言，这是历史的秩序，早期即是（神对于人的）启示过程，而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这是人间权威的转移，也是人间对正义的第一次思考，由于人间有了“恶”的存在却再也无法借助神行使正义，对死后灵魂的审判被迫被创造了出来。

权力与哲学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显贵之家，他原本有着正当并且远大的政治前途。然而在雅典三十僭主时期，柏拉图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而目睹了苏格拉底的悲剧之后，柏拉图选择了“转变生命”，将他在城邦公共管理事务的投入，转为一种“深思熟虑”的努力。《理想国》是柏拉图构筑的模范城邦，其范式局限于当时的数学知识与管理能力，如城邦的大小是当时数学计数的极限，人口规模也是公共资源承载的极限，管理者的任命也局限于认知范畴，但柏拉图在构筑《理想国》中的过程，是人的意识，而非世俗权力的伟大发展：意识第一次揭示了秩序是如何创立与瓦解，当它被书写下来时，就意味着后世将可以实现和发展它。

“经验的深处不是完全的黑夜；一点光明在黑暗中闪耀。深处能够被感知为痛苦、危险和恶，只是因为还存在另一种感觉，尽管这种感觉被压制、被隐藏。启发性探究，即探求，不是从外面到最初的经验这样进行的（仿佛它是一个死的主题），而是寻求（zetesis）成分存在于经验之中，并成长为探求。……探究概念并不涉及外在的对象，而是灵魂在对其深处的解释中发展出的符号。……它本质上仍是赫拉克利特式的寻求（zetesis）的处境，他简单地说：“我探究（edizesamen）自身。””

我们来看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使用或者说，创造了哪些思维的方法。

范式与隐喻

柏拉图的启发性探究，是在自我经验中寻找范式，是在自我表达不同表现的隐喻，也是在自我尝试推论。沃格林点出了柏拉图未能直接了当点出的话：”城邦是大写的人。”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柏拉图是在一组概念中发现了关联性：

神话时代 城邦时代
人 城邦
守护神 统治者
生活范式 政制

指代

在尝试寻找城邦“好的范式”时，柏拉图使用了“戏剧化”手法，比如，他尝试建立起一个戏剧，让苏格拉底在其中扮演统治者。再通过对虚拟的“立法”操作推论民众的反应，得出结论“应该在民众心中建立起政治秩序。”

引申

柏拉图借鉴了医学上的两个名词并扩展了其含义：形式（eidos）与本性（physis）；这两个词原本分别指疾病症状和健康状态。柏拉图通过将城邦隐喻到人，暗示城邦“不好的政制”就如同人患病一样，是“原本”之上呈现的一种“形式”。形式、回归和朝向美，可以使得城邦恢复正常秩序。

沃格林对《理想国》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从精神发展角度，我认为前四点就足够：

1.首先是《理想国》的对话作为全面的象征形式；
2.在对话内开展了探求（zetema），即从深处的黑暗走向高处和光明的探究；
3.在探求内上演了建立好城邦的戏剧，苏格拉底扮演城邦建立者（oikistes）的角色；
4.在建立戏剧内开展了对好城邦本性的认知探究。

柏拉图在戏剧中采用的象征手法，在当时被证明了：一旦象征被提出来并被识别出来了，它就很容易被理解。柏拉图的另一个贡献是分类手法，他根据范式的不同，将城邦分为：

1.原始的城邦
2.奢侈的城邦
3.净化的城邦
4.哲学家的城邦

而与柏拉图试图建立起理想国的区别，也就是苏格拉底的智慧之处则在于，他迅速识别出了时代的新生力量：年轻人需要能够找到自己位置的城邦。它是奢侈的城邦。

自然到人类历史

如今我们已经懂得，城邦的必然崛起与权威的转移是因为财富的积累。而在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时代，他们缺乏足够的认知来突破这个局限，所以在经过《斐德罗篇》和《政治家篇》继续的理论探究之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把视线投回了远古神话时代。《蒂迈欧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前文明的辉煌世纪，试图告诫雅典人，当下的时代并非更好，远在上万年前，雅典的祖先就已经非常幸福了；而《克里底亚篇》，即记载了亚特兰蒂斯传说的著作，则启示了“恶”的后果。柏拉图依然把恶的终结寄托于神：

“他在最后结束语中写道，诸神之神意识到即将发生的灾难，想通过惩罚来恢复适度的状态：“为了这个目的，他在最高贵的住所将所有神聚在一起，这个住处位于宇宙的中心，从高处俯瞰所有参与流变的事物，把他们聚在一起后，他说……”在这个时候，《克里底亚篇》戛然而止。”

亚特兰蒂斯的灭亡，除了指代人间“恶”的惩罚之外，柏拉图的伟大发现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人类用自己的腐化与不完美，与自然的和谐（神的美德）相决裂，走入了自己谱写的历史。这个事实的伟大的启示是人与自然属性的分离：作为“神的秩序”的亚特兰蒂斯的灭亡，与作为“人的秩序”的雅典的胜利。

在神的“秩序”与人的“失序”之间，由“命运”接管。此后的雅典，也并非迎来了永久的和平与幸福，但翻开人类的历史，哪一次一毁灭与重建，不是人类自身的选择？

精神

《法篇》是柏拉图最后一篇著作，这时他已经到了老年，他尝试建立起人间的秩序。他依然使用了诸多手法，使用“严肃的戏剧”，建立起政治结构。但Jan Huizinga清楚地阐明了柏拉图一生最伟大的贡献：

“我们在戏剧中认识到精神。戏剧不是物质——无论其本质是什么。即使在动物世界中，它也突破了纯粹的物质生存。如果我们从由力量及其影响决定世界的视角看待它，这是一种多余，在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即多余的东西。只有通过废除绝对决定的精神的涌入，戏剧现象才成为可能、可想、可理解。戏剧的存在一次又一次地确认了我们在宇宙中状况的超逻辑性。”

写完《法篇》之后，柏拉图的一生结束了。但他所开创的所有精神遗产，由另一位伟大的学生推进到更伟大的颠峰。

“柏拉图八十一岁去世。在去世的那天晚上，他让色雷斯的女孩为他吹奏长笛。女孩找不到法的节拍。柏拉图动了一下手指，向她指出尺度。”

时代精神

柏拉图指出了法的节拍，也指出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他目睹了雅典的衰退，也给雅典判了死刑；他看出了历史的循环，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见证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瓦解；柏拉图的时代政治、教育和宗教紧密地整合，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政治、宗教与智力生活明显出现了分化，这是人们常常谈到的文明的危机或解体：政治指向了旧的生活，而其它部分（可能是宗教）则展示出了未来的生活。

“柏拉图的作品中，我们看出他的忧郁和紧张，这种紧张来自于他想要实现不可能的事：试图恢复精神与权力统一的神权政治；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感受到一种冷静和沉着，这种冷静和沉着来自于他已经“放弃”了那种政治。对于这个人而言，危机的重点不再是雅典的苦难，而在于如何开始于柏拉图开创的新生活。一个时代诞生了，它开创了理智新的高度。”

人类物种有着结构明确的循环，但亚里士多德不再在特定文明的政治发展和衰退中寻找这种结构的法则了。人类精神史上而不是政治领域的事件标识出了这个时代——尽管政治可能在衰退……

科学与沉思

亚里士多德走出了政治领域，他提出了科学或哲学见解的发现与再发现，比如天象与乙醚作用，他指出在神话传说中也有相同记载：

“科学发现在人身上不只出现一次、两次或少数几次，而是无限次地反复出现。”

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均对柏拉图“时代精神”进行了概括与发展，包括政治学、科学与伦理学。作为马其顿国王的老师，他比柏拉图纯粹精神的探究具备更多实践的可能性，并从中发展起实践批判，针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

“我们不应该忽视人类的经验，如果这样的方案有任何好处，它们不可能长时间都未被发现。因为，几乎所有事物都已经被发现；尽管不是所有已经被发现的事物都已经被适合地收集和盘点，也不是所有被了解的事物都已经被付诸实践。”

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核心依然建立在循环理论之上，人类似乎所有的命题，都曾经得到过神的启发，而在统治大众的必要性压力下衰退。当哲学家把自己从政治负累中解脱出来时，它可能得到恢复，衰退的原因可以在文明的政治部分中去寻找。他在《形而上学》中说：“爱神话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是爱智慧的人。”

“爱智慧、孤独与神话的奇迹——那是真理在其中被发现、丧失和恢复的时间无限性的崇高表示。”

概念

苏格拉底的诘问，用现世人的观念来表述，是利用了古人在“概念”上的含混不清。而从启示、神话、生死到科学，每一步都凝聚了无限的精神探索力量才得以发现。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精神火光已经开始衰竭。从世界史和欧洲史上的定义，罗马—中世纪带来的黑暗时代，思想早已停滞不前，没有人敢于撼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一切都已经被充分定义。

但沃格林在这本书与巧妙地扣了柏拉图的循环。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一个年轻人，皮浪（公元前363—前275）的主张是：

“为了获得幸福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幸福是什么，其次我们考虑我们对它采取何种态度，再考虑作为结果产生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这段话给我极大的震憾。首先它第一次揭示了“概念”与“感觉”的分离，这是直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才有清晰的论证；其次在思想史上，我们通常认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于18世纪的表现主义：当自我既明确他的意图又实现了他的意图时，生命即得到了圆满。托马斯·泰勒在《黑格尔》一书中说：“这是为18世纪末革命奠定基础的关键理念之一。但是它还远远不止如此；它是从那以后成长起来的文明的根本理念之一。在不同形式里，它是改变了当今世界的重要观念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