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白

野原新之助
2017-01-25 看过

《我们仨》出版于2003年,是杨绛回忆自己一家三口的长篇散文。在这本不到两百页、不足十万字的小书中,杨绛动情地回忆着关于丈夫钱锺书、关于女儿钱媛的一些往事,感动了无数人。同样是在这本小书中,杨绛也不着痕迹地为钱锺书辩护。

关于钱锺书的最著名的的批评是刻薄。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据说就是以钱锺书夫妇为原型。在西南联大时,钱锺书评价其他几位教授“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当然可以说是狂傲,刻薄之名也是坐实了的。读过《围城》的人,估计也能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钱锺书的刻薄(如李劼说:“钱氏在《围城》里的刻薄,是相当放肆的。”)。

杨绛并不否认钱锺书的刻薄,他在《我们仨》中如此解释:“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事故,但是最谙事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第75页)

这段话简直成了教科书式的典范:经过杨绛的一番阐述,刻薄不再是道德上的瑕疵,反而成了知识分子的风骨。那些觉得钱锺书刻薄的人,不过是与他玩不对等、气不相投;而钱锺书,就成了惹人怜惜的“不谙事故”。

钱锺书第二个受人诟病的是他的学历。徐晋如在《红朝士林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当九十年代末,予友李公洪巖、范公旭仑考证钱锺书留学英国,决不可能获副博士之苏联学位,又谓杨绛《钱锺书与〈围城〉》非信史,杨便致电丁关根同志哭诉,请将李、范书销禁。令遂行。而中书君身后,杨绛终不得不推翻昨日之我,承认钱所戴者为学士帽,而非苏联友好援助英联邦之副博士帽也。”这未必是信史(杨绛去世时这段话曾被翻出,作为其污点的证据;徐晋如在5月27日发微博称: “有人引述我十年前记述的一段传闻,谓她曾向丁关根哭诉,致令两位研究者的书遭禁毁。此事我当日得之于三位友人,实则是一方之言,我的偏听偏信,致令杨先生声名遭玷,殊感不安。谨此向泉下的杨先生及天下所有人致歉!”),但网上一直有关于钱锺书学历作假的传言。

杨绛并没有澄清或肯定谣传,但表达过相关的看法。有一段是这样写的:“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知无识。’锺书从此不再想读什么学位。我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第90页)

对于学历和能力的思辨一直都存在,杨绛的这段话无疑是在证明钱锺书的能力。即使钱锺书真的是拿假学历,他的学问也远高于此——他之所以没有取得学历,不屑为之罢了。那些拿了学历的人未必“有知有识”,有什么资格去批评钱锺书呢?

我不确定杨绛是否了解关于钱锺书学历的传言,因此不知道她是否有意而发。

钱锺书通晓多门外语,五、六十年代曾翻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这段经历也经常被人诟病,比如李劼就在《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钱锺书》一文中写道:“只是联想到这样的泰斗,曾经躬身为那个长沙师范生写的劳什子作注编选,实在唏嘘。毋庸置疑,这不是躬耕南阳式的潇洒,而是不得不上前俯就的低声下气。”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明了钱锺书的“不得已而为之”,并表明了钱锺书的态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第124页)而在后文他也说明了钱锺书编注《毛选》的时间:一九六三年英译毛选已经定稿,一九六四年开始英译毛泽东诗词,但“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才继续开始。(第133页)杨绛把时间拿捏得相当到位,彻底回避了曾翻译“红宝书”的传闻。

事实上,“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是可以体谅的,大多数人之所以“糟蹋”钱锺书,是因为他生前没有对他所经历的文革进行反思和批判。钱锺书翻译毛泽东著作之事再罪大恶极,也严重不过周一良等人加入“梁效”;周一良有进行过忏悔而钱锺书没有,这是钱被抓着不放的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我们仨》这本小书实在是用心良苦;除了上面引用的例子,杨绛还悄悄化解了关于钱锺书的诸多质疑,比如他与叶公超的矛盾(第99页),他在社科院的经历(第161页)。而在这本书之外,杨绛为钱锺书辩护的例子还有不少,试举两例:

钱锺书的学术水平与思想深度一直饱受争议。一方面钱锺书的作品风靡天下,“钱学”成为一门显学;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则认为钱锺书缺乏原创思想,没有独创研究(比如余英时认为钱锺书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以致有“天下无人,竖子成名”的极端说法。

我对《围城》之外的作品都不了解,在此不敢妄评;但杨绛对“钱学”的态度却很有意思。杨绛在为《钱锺书集》所写的序言《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一文中写道:“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

这绝对是值得敲黑板划重点的典范:开头即鼓吹钱锺书的谦逊和特立独行,然后表明其反对“钱学”的态度,最后一句“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微言大义——如此多人研究“钱学”均是出于自愿,如此多人主动研究“钱学”足以说明钱锺书的价值。

杨绛把“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作为钱锺书的亮色,这恰恰是任继愈反对的地方。任继愈认为钱锺书“自私”,学问都是老师教的,应该回馈给社会,钱锺书一个学生都不带,故而自私。这是外话。

罗银胜是《百年风华:杨绛传》一书的作者,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它讲述了一件往事:“我把传记手稿寄给杨绛,一开始她都压着,半年没有回音,她告诉我,‘钱先生身体不好,好多事情我也不方便向他核实。’实际上她是否认一些史实,这些东西都变成历史公案了,地球人都知道,但是她转弯抹角否认一些事实。后来我删掉没有写,她一听到删掉非常高兴。”杨绛在世时曾明确拒绝出版关于钱锺书的书信集,也可以作为维护钱锺书的佐证;至于维护的是什么,未来或许才有定论。

在行文之初我本是带着点讽刺意味的,觉得杨绛的文字有不少掩饰与做作的味道。但后来我就释然:一个妻子为丈夫辩护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为亲者讳”也是人之常情,这样一种爱的表达,读者可能觉得不舒服,但也不必要追究。我觉得《我们仨》达到了洗白的效果,但把它当做一本洗白的书也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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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我们仨 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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