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印度茶业如何借力中国
印度茶业借力中国一飞冲天，虽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但就如今的形势，已经转化成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竞争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它也是一个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
《绿色黄金》是一部茶叶史论著。艾伦·麦克法兰似乎想把它写成“茶叶全书”，将茶的健康效用、水资源、历史、文化、思想意识都囊括其中，可惜能力稍欠，就结构和行文逻辑来讲，该书显得主题分散、支脉离碎。虽有不足，书仍具有可读性。尤其是有关印度阿萨姆邦茶业的发展史这一部分，论述详细且有精到之处。
身为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皇家历史学会会士，艾伦·麦克法兰在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和阿萨姆）有过三十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而且他的家族就是该地区的茶叶经营者。本书前言“一位欧洲女士的回忆”出自艾伦的母亲艾丽斯·麦克法兰之手，生动地叙述了家族在印度经营业以及与当地人接触的经历。这是20世纪的日常生活记录，一切的开始，必须回到更早的时间点。
把茶比喻作“绿色黄金”，足见其迷人与金贵。英国人爱饮茶举世闻名，形成这一风气，源起于17世纪的英国王后凯瑟琳·布拉甘扎。这位葡萄牙公主随船携带的嫁妆里包括一箱子的中国茶叶，由此带动了一波宫廷风潮，对这种“最美妙的仙草”的喜爱随之扩散到民间。
赫胥黎说，“我们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英国人对茶的迷恋以及后来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英国人发现自己喝掉的不止是茶，还有大堆大堆的白银。作者列了一个数据：“在1711~1810年，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税收高达7700万英镑”，从中可以一窥当时茶叶贸易的数额。中国在这项贸易中所获盈利之巨大引发了英国的不满。
英国本土不适合茶树种植，英国人就把目光投向了与中国比邻而居、同属一个气候带的英属殖民地印度。这就是阿萨姆邦茶业兴起的契机。
1778年，随同库克来到中国的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认为，红茶可以在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区成功地种植，他甚至考虑招聘一些中国人去那里种植、加工茶叶。
1815年，英国驻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领事莱特尔上校注意到一些阿萨姆人有饮茶的习惯，他在1816年得到了一些可能是茶树的植物，并将其送往加尔各答进行鉴定，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鉴定结果。
1821年，定居在阿萨姆邦并娶了当地女人为妻的布鲁斯兄弟确信他们发现了真正的茶树和茶籽；过了两年，英国军人查尔顿也在阿萨姆发现了土产茶树，这些植物辗转寄到了植物学家瓦立池的手中。
随之而来的就是阿萨姆邦的历史大变迁，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入侵了这个孤悬一角的世外桃源，阿萨姆邦原本以蚕桑养殖为主的产业结构被打破，大面积地改为茶园，1839~1880年的阿萨姆邦刮起了“茶叶热”。时至今日，阿萨姆邦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茶叶产区。全境拥有800多个中型和大型茶叶种植园，另外还有20多万个小型茶园，平均每年出产茶叶超过48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20%。
作者对这段历史的阐述很清晰，而且写得跌宕起伏。梳理过程突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有关“茶叶原产地之争”。本书校译周重林是知名的茶叶史文化学者，他在与李乐骏合著的《茶叶江山》一书之中，曾经深度地剖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争议涉及到“茶叶话语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事关重大。但目前的考古尚没有发现古代茶树花粉，准确测量茶树年龄的技术也不够成熟，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茶叶的原产地到底是哪里。英国方面宣称查尔顿等人发现了印度土生茶树，所以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这个结论内涵了一层意思，即从根源上切断印度茶业与中国的关联。麦克法兰尊重历史事实。他指出，瓦立池鉴定认为，“那些样品虽然也属于山茶属，但和中国茶树不是一回事”，而英国茶叶委员会在1835年的认定结果是：来自阿萨姆邦的茶树种子和果实样本显示为中国茶树，但属于与当地树种自然杂交后的劣质品种。
“原产地”尚需考古和科技的进一步验证，但印度茶业借力中国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正是由于在印度寻找高质量的茶树的希望落空，英国政府才把目光转向了茶的故乡——中国。英国于1834年成立了茶叶委员会，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树种子的可能性，在印度选择适合中国茶树的地区，并开展实验性种植。这个茶树委员会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立即遣派C.J.戈登到中国收集茶树和茶树种子，招募茶叶种植和加工专家。他们还发布了一个官方通告，征求有关印度最适合种植茶叶的地区的意见。阿萨姆邦就是入选地区。
作者把部分笔墨给了戈登，描写了他带着调查问卷，在中国搜集相关信息的活动。不过，我们中国人可能更熟悉罗伯特·福琼。这位著名的“茶叶大盗”在1839年至1860年间曾四次来华，仅1851年2月，他就通过海运运走了2000株茶树苗和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不过，可能因为福琼是作为“植物猎人”的执行者身份，而不是决策者，本书对他的叙述只是一笔带过，其实从福琼个人丰富的经历切入了解这段历史，也是一个好的写作方法，福琼亲撰的《两访中国茶乡》有兴趣者可阅读。这就像同时运转的平行世界，阿萨姆邦做好了迎接中国茶苗的准备，而福琼正行走在中国杭州、宁波、安徽、福建等产茶区，茶叶的历史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班克斯爵士的最初计划基本实现，红茶在印度得到了成功的种植，这还有赖于中国茶农的工作。1836年10月，第一批中国人抵达阿萨姆邦。有经验的茶农如此稀缺，最初的、包括后来承担主要工作的茶农都来自于中国，然后再由他们向募集的当地劳工传授经验。福琼的另一项成就，就是把制茶专家和茶农带到了印度。从麦克法兰描述的制茶法，也可以看出，明显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因为阿萨姆邦人以前通常是把土生茶叶当作蔬菜来烹煮食用，是中国人教会了印度人如何制茶，而且还有绿茶和红茶的工艺区别。
历史让人心潮澎湃。读到此处，中国人定然五味杂陈。中国茶叶仿佛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它曾经在世界的漫漫目光中摇曳生姿，但却在转瞬之间被外力以剧烈撕扯的方式终结了大部分的生机。想要恢复那么难，要重回往日的荣耀，更是难上加难。但我们也不能将这种衰落完全归因为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正如作者在书中论述的，茶叶对于推进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关于帝国、茶叶和航海的关系，关于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其背后都是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支撑。茶叶在当时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它需要有消费市场。英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帝国在经济上的腾飞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是类似茶叶这种商品能得到生产、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另一方面，印度茶叶迅速取代中国茶占据世界主要份额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印度实行了集约化的种植园管理模式，机械化大生产的制茶机器诞生并广泛应用，茶叶在推动工业、城市和人口增长等方面都对帝国产生了连锁反应。与此相对照，处于内忧外患的19世纪的中国，国力衰微、民生艰难，茶业以何为继？
饮茶之所以能变成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认，英国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成本低廉的茶叶生产，是英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印度茶业借力中国一飞冲天，虽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但就如今的形势，已经转化成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竞争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它也是一个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竞争才能打破垄断，才能保持行业的活力。中国茶业要想在竞争中胜出，是不是也可以借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