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四年: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变化与在华散商

宋典富强胡同外
2017-01-23 看过
首先要提到,这本书是一本非常标准和朴实的历史学专业学者的著作,因此在可读性和受众面上可能不如别的书,这也是老师要求我们读此书,我直到学期末才意识到此书的重要的原因,这本书无论是从标题还是行文,乃至最后的结论其实都没有太大新意,很难吸引到读者。
这里就讲两点我认为是此书的特点。
一是材料。材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吴义雄周游世界,寻找到了过去只有在老师口中才能知道的英文报刊,比如1827年创刊,英国商人为背景《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1831年创刊,美国人经营《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5年创刊,英国商人背景《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和1832年创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等。因此这本书在材料上是丰富而独特的,对于这些材料的利用,还可以参看其另一本书《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这两本书被吴自称为“孪生子”,后者更强调了英文报刊和中英关系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吴义雄一直在探究的问题。不过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吴在书中并没有对这些英文报刊的可行性进行考证,而是直接拿来用,不少新的历史认识都是基于英文报刊而得出的,这些在华西人创办的报刊内容可靠性有多大似乎应当有所甄别,不知吴在使用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二是角度。鸦片战争作为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分水岭,意义重大,不过实际上真正研究的并不太多,一是材料遍及中英等多种语言,传统中国学人难以驾驭,如前所述,吴已解决这个问题。二是由于其太过于显著和标志化,以致于给人一种不用研究的错觉,当下比较权威的鸦片战争研究著作有多少?不过茅海建等凤毛麟角吧,即便与其师出同门的沈渭滨《道光十九年》,我翻过还是觉得太不解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更是如此,随着近代史边界的不断延伸,后背学人似乎更不愿意涉足这个课题的研究。
那么吴义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选择了几个角度,如治外法权啊,行商体制啊,还有我们广为熟知的鸦片问题等等进行专题研究。这其中时间点的选择颇有深意,吴义雄看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他认为“1834年是中英关系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年份”(吴书,558)。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在华垄断地位已经被废除,英国对华进入所谓“自由贸易时代”,取东印度公司而代之的这些“自由商人”将中英关系中潜伏已久的矛盾迅速爆发出来,“与这些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结束后中英关系舞台上的主角——英商群体。这个群体的利益和欲望,是1834年后中英关系快速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吴书,557)”在吴义雄看来,1834之所以比1840还要重要,是这一年对华的贸易主导权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了英国散商手中,散商群体在推动中英之间滑向战争深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散商之前,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是采取温和,妥协,乃至忍让,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态度的。“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被废止之时,一直主张这种‘忍让’、‘谦恭’的温和策略,以维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利润的贸易。”(吴书,433)散商群体的崛起,则开始挑战传统中英贸易关系,而报刊舆论则成为他们扭转地位和扩大影响的重要武器,所以吴书所利用的英文报纸好多都是当时英国商人创办的。英国散商通过舆论影响重新构建了中英的话语体系,这时候的英国再也不是几十年前唯唯诺诺,乞求天朝上国皇帝扩大贸易的和平使者,而是一头有着极强扩张欲望的野兽,如果中国不从,它将张开血盆大口,诉诸武力也在所不辞。在吴义雄的另一本书中,他总结了这一时期中西关系演变的模式:中西冲突发生→根源在于中国人的排外主义→贸易受到损害→需要本国政府的军事干预与保护。(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438)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则如在梦中,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英国商人的咄咄逼人则仍旧沿用传统的夷夏观念回应,战败挨打,签订条约,割地赔款也就自然而然了。当然吴在书中的分析不像我这般随意,他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分析上的,遣词用句也十分朴实和谨慎,故读起来给人一种晦涩之感,但是背后的意味如果认真品一品当是绵远悠长的。
吴的书,值得认真一看,它可能给不了你当时天下大势的起转流变,但却带你在细致的史料中勾隐爬梳,展现一个最生动和深刻的历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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