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思考——读《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有感

余唐
2017-01-23 看过

先来谈谈这本书吧。这本书应当算是一部介绍上个世纪中国当代科学界人和事的选集。前四章讲述的是留学归来的青年俊才在一穷二白的情形下开展科研工作的故事。其后十三章则是科研干部对科研管理的回忆与思索。 坦白说来,在读之前我有些害怕,这本书对我这个文科生而言会不会难度颇大?起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无非两点:其一,个人对科学家学术情怀的仰慕;其二,口述访谈史的特殊历史价值。其中人物虽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突出学术成就一方大家,然而我实在是孤陋寡闻哎,他们的名字我鲜有耳闻,实在惭愧。作者熊卫民教授也说这些作品之前大都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面并不算广。可,读罢我才发现,其实无妨,他们也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啊:学生时代正值抗战,怀抱着对知识的追求在战火中刻苦学习,努力通过层层选拔争取赴美留学的奖学金资格,学成之时只因一腔爱国热情便要回国建设,更不必说其后经历的艰难险阻…… 这些尘封的往事,描绘了他们求学,工作的人生轨迹,也见证中国科学的成长与曲折,使我读来,饶有兴致且发人深思。就像王扬宗先生写的序言标题一样:“远去的历史与鲜活的证词”。昨夜,当下,终归成为是往事,可一脉相承的东西却愈发的成为了未来的见证。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围绕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这种平易近人的对话访谈形式时时的引导我思考:科学与社会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通行的学术规则又为何会遭到扭曲?未来又将如何重塑或者说推动学术体制的建设?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科学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科学创新同时又深受社会稳定,社会需求的影响。读着读着,越觉得科学总该有它独立于其他(包括政治)的原因,可我找不到答案。带着这个问题,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又翻阅了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故将所得一并记下。韦伯认为随着科学(广义地说,是学术)的发展,人类拥有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已经分裂。正如托尔斯泰的提出的那个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换句话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用来为人类生活提供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已失去往日的光辉,科学知识不仅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就更难以证明了。”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科学的“除魅”——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无限“进步”和理智化过程,已使人类生活就“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有个终结”。所以,价值应当从知识中剥离。在马克思韦伯之前,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构成了西方人求证价值确定性的基本方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观影”之喻,那个在洞穴中转过身去的人是哲人,他所看到的阳光代表着的是科学真理,唯有这样的真理,人才不会为幻觉和影子所惑,努力达到真正的实在即“知识”。而对于近代西方人来说,科学则是“通向上帝之路”,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是“通向艺术的真实之路”,无论是奥古斯丁和斯宾诺沙的宗教理性还是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理性,都在作着相同的努力,那就是用知识(神的或世俗的)来寻找意义。在既往的西方文化史上,知识与价值、意义基本上是同义词,然而韦伯对此却摇了摇头,“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科学知识中的两个伟大工具:观念和理性实验,已丧失其“通向真正的实在”的原初预设。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使科学变成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的”一种东西,科学于是与真理不再关联而仅仅是一些事实知识。“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韦伯如是说。 与解构知识相伴而生的是解构价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价值的统一性来自于知识的统一性,在柏拉图眼里,知识是真正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当然只会是一元,是知识与价值、意义的同构,既然知识的统一性已不存在、价值已无法从知识中得到证明,那么价值和意义便没有了标准化的参照可供验证,价值便只有从普遍转向独特。韦伯因之主张起价值“多神论”,他说:“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我不打算赞同詹姆斯·穆勒的哲学,但他在晚年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却是正确的:如果从纯粹经验出发,必入多神论的领地”,“对于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科学地’做出判定。”这种价值“多神论”意味着对单一化信仰的诉求已完全丧失合法性,如一些现代性理论者所主张的普适性价值,也便构成信仰的僭妄。 知识的“除魅”,知识中神性和诗意浪漫的退隐,使寻求知识的过程由“天职”变为了“职业”,人类学术活动因此不再具有神圣性,套在知识发掘者身上的光环随之一起消失。韦伯在解构完知识和价值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解构起那些“以学术为业”者,他说:学术界应排斥“先知”,学术应与政治分离。故而,知识人不应继续充当新时代“先知”的丑角,而应该保持“头脑的清明”,实行价值中立,因为,“一名科学(学术)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学术界的先知所能创造的,只会是狂热的宗派,而绝对不会是真正的共同体。” 合上书的那一刻,不由得想到之前看过的清华特奖答辩会上陈立杰的一段话。特摘录如下:“这么多同学在科研上前赴后继,不禁让我想起姚先生说的一句话,现在是计算机科学的黄金时代,也是全人类的黄金时代,能够站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梦想能够成为黄金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 多么直率执着的热爱啊!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件事情的结果被轻描淡写甚至略带轻佻地叙述的时候,过往那么多的困境中的挣扎、长夜里的无眠,实不足为外人道。但是对于清华特奖的天才们来说,可能反而是那份对科学的纯粹和热爱才“不足为外人道”。(好像有点跑题了唉) 透过那些科苑往事,这本书无愧被称作“灵魂纪念馆”。我时常想: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达到他们学术成就的千万分之一,但我仍要全力以赴地去寻我的热爱,找到真正的自己呀! --------- 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此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 愿你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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