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至上”与“文化多样”
希夫林作为一名在90年代出版业集中化过程中受到巨大影响（离开潘塞恩出版公司）的犹太裔出版家，对当时发生在全球传媒领域的剧变有着切身且深刻的体会。他将发生在自身和从业领域中的风云变幻记录在《出版业》这本书中。
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商业领域中的“马太效应”，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产业在世纪之交再次显现出集团化的垄断趋势。而发生在出版业中的种种变化，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并不突出，却因为“史无前例”和知识精英对文化领域的“特别关怀”而引发关注。在德国、在英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出版大国，这一点都被反复提起。
因为人们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图书出版行业，总是报以更沉重的“纯洁性”期待。而这种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合理之处。因此，在将“文化”与“产业”相结合时，虽然更多的“文化人”乐意于偏重前者，但企业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却难免要为后者多加考虑。在市场“逐利”特性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即使是怀抱理想的出版人也不得不为企业的存活收缩理想。“市场审查制度”正在成为比“行政检查制度”更可怕地刽子手，使曾经的“精神自由捍卫者”主动舍弃掉部分有价值的内容，而不产生反抗心理。
虽然霍华德在《典范在夙夕——珀金斯精神死了吗？》一文中表示在受到集团化影响后的出版业仍旧青睐名家名作和创造蓝海的突破性新作，这也许是市场目标与文化目标统一后的最好结果，但我们不得不怀疑在挑选名家作品和少数新作的同时，有多少符合“文化目标”但因受众过小或者风险较大而被舍弃的优秀作品。后者在二十年前可能拥有更多的出版机会。与此同时，代表着“广受众”、“高利润”的娱乐性内容越来越受到传媒集团的重视（连带着旗下的出版社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出版公司“文化引领者”的角色削弱，反之，“市场顺从者”的角色日益突出，希夫林不无嘲讽地说“我们还把它看做是消费者民主的一种体现”。
这可能是文化行业高度商业化后必须经历的痛苦，就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联想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抗？）
希夫林始终强调“出版行业的事情不是几个数字（销售数据）那么简单”，作为“知识精英”，他坚持出版过程中所特有的“精神价值”：“不算出版的是小说还是其他著作，重要的是看书中包含了什么内容，向读者提供了什么选择，表达了什么新的观念。”
同时对冷战结束后，伴随“市场至上主义”和普遍商业化而来的精神需求的萎缩感到担忧和叹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共产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失去了好奇心，从而损失诸多著作的产生可能。文化市场的作品内涵趋于单一，由犹太裔出版商为代表争取来的言论自由和文化多样性在市场上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偏左思想受到抑制）。尴尬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一度重新兴起了研读马克思著作的热潮。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否会使文化走向相对单一、保守的狭隘境地？
PS：该版存在一处错误
XVIII页倒数第二行：“即便到了被人们认为市民气息浓厚的19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们对畅销书内容雷同的利弊仍是各执一词，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根据下文中“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时间，基本可以认为，前者所指的“19世纪20年代”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这样也能与后文中所表露出来的时间逻辑达成一致）
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商业领域中的“马太效应”，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诸多产业在世纪之交再次显现出集团化的垄断趋势。而发生在出版业中的种种变化，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并不突出，却因为“史无前例”和知识精英对文化领域的“特别关怀”而引发关注。在德国、在英国、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出版大国，这一点都被反复提起。
因为人们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图书出版行业，总是报以更沉重的“纯洁性”期待。而这种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合理之处。因此，在将“文化”与“产业”相结合时，虽然更多的“文化人”乐意于偏重前者，但企业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却难免要为后者多加考虑。在市场“逐利”特性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即使是怀抱理想的出版人也不得不为企业的存活收缩理想。“市场审查制度”正在成为比“行政检查制度”更可怕地刽子手，使曾经的“精神自由捍卫者”主动舍弃掉部分有价值的内容，而不产生反抗心理。
虽然霍华德在《典范在夙夕——珀金斯精神死了吗？》一文中表示在受到集团化影响后的出版业仍旧青睐名家名作和创造蓝海的突破性新作，这也许是市场目标与文化目标统一后的最好结果，但我们不得不怀疑在挑选名家作品和少数新作的同时，有多少符合“文化目标”但因受众过小或者风险较大而被舍弃的优秀作品。后者在二十年前可能拥有更多的出版机会。与此同时，代表着“广受众”、“高利润”的娱乐性内容越来越受到传媒集团的重视（连带着旗下的出版社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出版公司“文化引领者”的角色削弱，反之，“市场顺从者”的角色日益突出，希夫林不无嘲讽地说“我们还把它看做是消费者民主的一种体现”。
这可能是文化行业高度商业化后必须经历的痛苦，就和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联想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抗？）
希夫林始终强调“出版行业的事情不是几个数字（销售数据）那么简单”，作为“知识精英”，他坚持出版过程中所特有的“精神价值”：“不算出版的是小说还是其他著作，重要的是看书中包含了什么内容，向读者提供了什么选择，表达了什么新的观念。”
同时对冷战结束后，伴随“市场至上主义”和普遍商业化而来的精神需求的萎缩感到担忧和叹息。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共产主义世界和第三世界失去了好奇心，从而损失诸多著作的产生可能。文化市场的作品内涵趋于单一，由犹太裔出版商为代表争取来的言论自由和文化多样性在市场上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偏左思想受到抑制）。尴尬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一度重新兴起了研读马克思著作的热潮。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否会使文化走向相对单一、保守的狭隘境地？
PS：该版存在一处错误
XVIII页倒数第二行：“即便到了被人们认为市民气息浓厚的19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们对畅销书内容雷同的利弊仍是各执一词，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根据下文中“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时间，基本可以认为，前者所指的“19世纪20年代”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这样也能与后文中所表露出来的时间逻辑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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