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得草率，留三点笔记纪念

先生三十岁壮年旧作。屡有创见，重于分析社会风气、经济背景。三点笔记。

1、焚书坑儒。秦廷之焚书坑儒,古今人尽非之。然实不知焚书一案，其注重者尚不在焚书，前节已论及。至于坑儒，其所重亦不在坑儒，而别有在。何以言之？夫一时所坑，限于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而其意则在使天下惩之不敢为饫言诽上。其一时未能尽惩者，后乃益发谪徙边。所谪亦必皆饫言诽上之罪也。故坑者四百六十余人，而谪者尚不知其几许。以秦之贪于刑罚，恐其数当甚巨。且亦不限于咸阳，政令所及，当遍全国也。故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子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恐天下不安。"可见当时所谪实非属方士。所谓诵法孔子者，大率还以偶语诗书与以古非今两途为多耳。

2、汉武诸将。后世谓汉武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由女宠。（详赵氏廿二史札记）然去病实亦当时一奇才，卫青已非其比，李广利更无论也。去病死，匈奴已衰，汉亦不复能大惩创之矣。去病能将善战之功，实不可没。即以女宠言，彼等既已进身，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亦见当时人意气，确乎有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与后世不同。惟当时军人中，豪杰与近宠判为两党。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史公亲罹李氏之祸，故其为《史纪》，于两党瑕瑜，抑扬甚显。今平心论之，则两党中亦各有奇材，惜乎武帝之未能以公心善用之耳。.

3、王莽新政。盖尝论之，汉儒论灾异，而发明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此至髙之论也。汉儒论礼制，而发明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归，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此又至髙之论也。然前者为说，往往失之荒诞。后者之立论，又往往失之拘泥。前说尊天，后议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于当身之实事。莽之为人，荒诞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然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晁董生极论于前，王贡诸儒深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晁董生以来,迄于王贡诸儒之所深嘅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谓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而继此以往，帝王万世一家之思想，遂以复活，五德三统让贤禅国之髙调，遂不复唱。而为政言利，亦若悬为厉禁。社会贫富之不均，豪家富民之侵夺兼并，乃至习若固然，而新莽一朝井田奴婢山泽六莞诸政，遂亦烟消火灭，一烬不再燃。西汉诸儒之荒诞拘泥，后世虽稍免，而西汉诸儒之髙论，后世亦渐少见。是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固已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身后一人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