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读书笔记

余默
2016-12-21 看过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美】刘子健著 赵冬梅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问题意识:1.本书所对应的大问题应该是京都学派的唐宋变革说,认为中国在宋代的系列变化已经开启了近世思潮,本书的阅读要对京都学派的观点及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与标准有一认识。
2.思想的内转当是事实,然而其原因却多有值得探究者。道教由外丹道转为内丹道,儒学发掘《中庸》,“道学”“心学”兴起,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宋代被发掘出先后秩序,新儒家开始关注性与天道。这是不是因为向外的事功难以把握完成,而转向更易操作的身心修养呢?转向的原因与动力究竟何在?
3.宋代的转向为何对儒家来说是决定性的,后世为什么没有被逆转呢?

序言
宋代被描述为近代初期——大城市兴起、蓬勃城市化、手工业技术进步、贸易的发达,纸币的使用,文官制度成熟、地位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具有与近代欧洲相似的某种表征且早得多。
刘子健:理论前提: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型,并非沿着但以轨道、经过相同特定步骤前进。相反不同文化常有不同的发展重心。宋代中国的重心是与文化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非经济因素。宋代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对躯干和平民的四肢。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未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前也未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后来所谓的近代而已。
国家被异族征服,而喊文化延续不衰,二者相互平衡,构成中国历史的模式之一。P2
宋代中国特别是南宋是顾后的,是内向的。许多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其中必有缘故。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前进。宋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因为其重新发展了之文化,在旧的基础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一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不断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P9
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P10
《系年要录》大转折时期存在三个阶段:1.女真入侵和北宋灭亡引发动荡与屈辱,名士的丑陋行径让知识分子幻灭而要求重建和加强儒家遗产。2.1132-1138年定都杭州,知识分子关注制度转向关注道德。反思灭亡归咎王安石变法,由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和机构变革的大门,保守主义横行,认为儒家道德是唯一出路。3.女真谈判到赵构退位。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被现实权力粉碎。朝廷变得专制独裁,政治热情消退,受压抑的谨小慎微情绪弥漫,整个统治阶层随精英转向而使整个传统文化模式发生永久性转变。P17
唐宋文学上的复古之风,韩愈反对骈俪文而主张“文以载道”的古文革新,在形式上挣脱束缚而自由表达,宋词由唐诗脱出而更自由。
宋代儒学:11世纪初,官方主持重刻佛教正经《大藏经》及附加经文,但中国佛教的生命力正在丧失,缺乏有力的宗教领袖,即使是禅宗也并无新的理论。宋代经济和雕刻技术的发展使经书更为易得而广泛传播。P36
许多儒家官僚出于实际考量,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法家哲学和纵横家理论,使传统儒家产生折中主义的“现实政治”行为。很多官员从仕途出发,走上实用主义道路。但归根结底,实用主义道路绝不符合儒家理论而是对其基本原则的偏离。对此种行径的不满最终导致人们寻求修正主义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制度改革。
特别重视制度的新儒家理论认为,儒经中已经提供了制度典范,其中所描述的制度绝非纯理论或者乌托邦体系,而是曾经存在的客观。为了挽救危局,迫切需要厘清古老经典中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付诸实践,其目标是设计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制度,以便提高道德水准。P37
在南宋头几十年中,道德保守派并未取得政权的原因:1.当政官僚的抵制;2.皇帝的矛盾心理;2.保守派自身的弱点:1.几乎拿不出具体的替代性政策措施;2.极少富有才敢、技巧和经验的行政官员来应付王朝的重重危机3.危机时期政治上的暂时妥协是必要的,多数保守派却认为妥协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并不可取。4.保守派自身的分帮结派。
保守派分帮结派的原因:1.许多保守派学术倾向狭隘而僵化,基于对儒家原则的不同解释,内部通常不能达成一致。2.在朝廷上有分为具有小集团倾向的地缘或乡土群体:洛党、朔当和蜀党,偏狭的乡土意识与学术上的僵化纠葛引起分歧与倾轧。3.保守派的首领之间存在着单纯的个性冲突。
面对宋代时局,不同派别对流行于思想界、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正统儒家观念的批评程度,一些知识分子只希望为正统儒家注入新的、理想主义的热忱使之重新恢复生机、获得发展动力。此外则不作任何改变。另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在现行体制内部有选择的引进某些改革,另一些信念更加坚定地知识分子走得更远,要求彻底全面的变革现状。以此标准看,尽管新儒家自诩为正统和非改革的,而他们对待11世纪变法的态度也确实保守,但考虑到他们渴望改变现存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热切程度,则新儒家称得上是真正的变法派。P43(变法派的标准在此模糊了?)
王安石与朱熹的两极对立云海这相似的激进特性。王安石希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激烈的制度改革;而朱熹所领导的新儒家则希望通过哲学、道德、文化,最终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使社会发生同样的转变。新儒家不只是想成为官方正统,而且要对一切重新定位。尽管他们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从三皇五帝传下来的正道,但实际上却恰恰代表了一种对整个社会的全新的思考方式。P46
王安石与新儒家的区别不仅是主张上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却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二人的相似点是根植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在奇看来,现存儒家实际上已陷入破败的境地,缺陷产生于许多根本性错误,任何零碎的敲敲打打的修修补补都不可能奏效,儒家理论需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P46
靖康之难后皇室的被赋予受辱、文士武臣的变节无耻使瑞嘉的道德观念深受冲击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策略使儒家士大夫道德价值观产生动摇怀疑。社会溃败产生了重建的要求。社会必须值得拯救,然后社会便会实现自救。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P59
南宋政治制度变革的大门被关闭,将帝国巩固的希望建立在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司马光《资治通鉴》论证天下大治的关键在于“端正名分”,建立秩序的关键在于“端正心思,意念坚诚,、”
程朱学派在学术与修身上见取于皇帝而被标榜为门面,不仅认为自己的学说最好,且是正确的,构筑了一条由孔子到参子、子思、孟子、再到二程一线单传的儒门正统序列宣布自己是唯一的儒门正宗。陈公辅攻击朱震的正统论是僭伪的自我标榜沽名钓誉,,一旦将特定学派官方化必定遭到曲解。很多人跟随批判程学教义充满夸夸其谈,缺乏使用价值,部分根植于佛教,思考的是形而上学的空,总体上构成离经叛道的异端。其用意是毁灭性的:程学不仅算不上唯一正统,它本身反而恰恰是异端。P73
道德保守主义不自量力的表现:1.低估反对其标榜正统的反对力量;2.自视甚高是许多道德保守主义者的通病,其高自标榜自以为是惹怒诸多学者,以正统自居将所有批评讽刺挖苦当做不敬视而不见,3道德保守主义诸多追随者中有很多投机者和伪善者,败坏声誉。P74
刘子健认为人们通常以为的朝廷权力是一个定量而君权与相权此消彼长是错误的,提出“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总量皆为变量。国家权力通常会随组织、集权以及社会控制力度的加强而增长p80
宋高宗即位前十年频繁更换宰相,其表明自己愿意放下权力的立场1.支持宰相的行动,表现出极大的信任。2.将前任宰相从朝廷支走,不让其对现任宰相施加影响。3.新宰相被赋予人事变动权,可以选择乐于共事着担任关键职位。
   遭受的政治挫败使知识分子不可抑制的转向内省和回顾,内省使其将更多注意力倾注在儒家更好的方面来加以弥补。这些好的方面包括作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学以致用以及非精英主义的公众教育,只有成功建立道德社会,才可能给国家注入新动力。从南宋中叶开始,此种观念作为最主要的思潮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程朱理学对教育和道德的偏执应该放置在皇权专制的背景之下来理解,除了通过教育来激发君主的道德操守而实现对君权的制约之外,儒家士人对自己和国家的命运都束手无策。这是一个时长会堕落成绝对独裁的专制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唯一的关键,如果能够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就能“得君行道”改变社会。这就是朱熹教导皇帝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修身依靠正心诚意额奥秘。新儒家相信,当任何可以设想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措施都不能治愈专制主义的病症时,这才是纯正的儒家救弊良方。P126
     政府在要求成为新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新儒学面前只有三条道路:1.接受其正统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政治改革或部分国家权力的稳健重组,比如王安石的新学和新政变法;2.压制,短期立竿见影但长期适得其反,南宋初期对道学的禁止压制态度;3.调和,将有名望的反对派作为新鲜血液引入官场,止于表彰其理论但不进行任何改革或重组。那些已经步入官场的反对派将被迫遵循制度常规办事,只能在诸如礼仪、考课、草拟诏敕等有限范围内表达其思想,根本无法介入军政、外交、财政、决策层职位的任免等关键性领域。P132
   程朱理学“道统”观念的双重借用:1、借用历史编纂学中的“政统”,即王朝之间的合法继承关系;2.借鉴佛教,特别是禅宗中祖师想继任者传衣钵的行为。构建了自孔子而孟子的传统,而北宋五子找到并激活传承血脉的话语权力谱系。
精舍的重要特质是它庄重的氛围能够给人一种内省的力量,与古圣先贤相沟通的感觉与天地之道合为一体的精神。P138
变法的名声已经败坏,程朱理学不敢再贸然鼓吹类似的变革,但也提不出其他切实可行的建议。唯一可行的,只有推广他们所认可或亲自撰写的解经著作,对考官和考生尽可能施加影响。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接受现行制度的躯壳,寄希望于由内而生的力量来改变其内质。P140
从危机到国家正统:南宋解除对程朱理学的禁令,将其太省委国家正统并不是取决于学术考量,而是政治上的利害权衡,与异族政权争夺正宗儒教帝国的地位以凝聚人心。国家岁有了正统,而国事却毫无进步。在国家第一次全部为外族占领之下,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和认同感也就比任何时候来得强烈,作为官方正统的新儒家变成大众普遍的思想意识有助于文化的整合与巩固。P149
新儒家本身转向内在,在固有圈子中自我充实。调整与创新仍然存在,但只是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此种传统笼罩下的教育,越来越呈现出教条的口吻,造成国家政治文化相对稳定和后来的停滞。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新儒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既然正统支持现存的等级秩序,那么国家就有权去调整它、操纵它,甚至为政治控制的目的歪曲它。P148
得不偿失的胜利带来的诸多矛盾:1.尽管新儒家也并不喜欢专制和独裁,却被本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和社会尊崇纵容着,习惯于压制政治上的批评声琅。2.当建议、抗议以及职权范围内的努力之后政治简介仍然得不到推行,新儒家便会反躬自省寄望于未来,虽然也是前途未卜不可捉摸。3.当对现状和未来都幻灭时,无可选择。既无知于改良和变革的方法又难以偏离传统,既不能批评正统在政治上的失败也不敢谴责专制政体。彻底的变革是官僚集团所反对的,变革者永远只是少数。当新儒家渗透入整个文化时,并随之失去了变革的力量。P148
新儒家哲学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向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中的内在化道德观念,而非社会模式或政治秩序架构当中的道德观念。宋代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家在本质内省的学说中浸润的时间越长,对形而上学和宇宙论课题的思量越深刻,就越发难以转向平淡而客观的社会现实,难以将其哲学理论与同样“近”的实际联系起来去验证。P150
朱熹的伟大在于其经常涉及哲学意外的领域。新儒家的一个长期性趋势:无意涉足注入自然科学等其他知识领域。在新儒家学者头脑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内心的思想,他们倾向转向内在。当然,新儒家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也绝不会因此贬低。P151
刘子健对新儒家的赞赏和同情,新儒家未能改善专制体制不能独任其咎。现实是残酷的,在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在决定一切。1.11世纪到12世纪,士大夫对权力的分享程度日渐下降,君主变得日渐专制与腐朽,2,。士大夫也不能组织起来使自己的意见得到听从3.士大夫本身也倾向于互相分离。机构改革派与道德重建派之间关于行政力量与道德人品的冲突P152
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征服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这其他一切。作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正统,新儒家不管如何发展,都无法重塑或改变这一政治—文化混合体,或者将权力的亚文化转变成伦理道德的亚文化。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发达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都不能促成这一转变。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旧体制,组织严密,他们存在于体系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P153

总结:中国转向内在是在两宋之际,士大夫由于改革的挫败而反思转向道德修养整合人心,特别希望在儒家外在的天道信仰“天人感应”不能约束君主行为之后,通过自内而外的正心诚意来加强君主的修养约束君权。国力的衰弱、改革的败坏、道德的沦丧都使外事难为而促使士大夫转向内在,理学也因此兴起,最终为政治利用而成为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内在转向使中国稳定而停滞,内在的修养玄虚而无止境且难以言说既不能比较也无法否定,知识分子本来希望以此来加强教化反而被权力规训。宋代并不是中国的近世,而是中国停滞期的开端。至今都没有冲突这一伦理本位期,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大概是冲破的曙光,而清代由尊德性转为道问学可以看做一个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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